如果我们把讲中文的国家和地区摆在一起,会发现,西方文明在近代对中华文明产生直接接触后,澳门、台湾、马来地区(新加坡)和香港等处于离中华本土文明最远的边缘地带,最早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冲突和竞合。这些中华本土文明的边缘地带,因历史选择的不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澳门
葡萄牙兴起于15-16世纪,曾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性帝国,在亚非美建立大量殖民地。1550年代,葡萄牙人已开始在澳门从事贸易。但葡萄牙与大航海时代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一样,没有乘上工业化的东风,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被英法德意等国反超。到19世纪,葡萄牙国力已大幅衰落,难言近代西方文明的代表。1887年,葡萄牙以租借方式占领澳门,但对澳门治理不善,弊政丛生。在澳门的中西方文明竞合中,葡萄牙作为前工业化时代的西方文明代表,只是改变了澳门的表面。另方面,作为旧帝国的葡萄牙,在1807年就被拿破仑攻占过首都里斯本,从1820年若望六世君主立宪到1910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再从1926年卡尔莫纳军事政变,到二战期间支持法西斯轴心,其间内乱不断,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才步入正常状态。早在19世纪葡萄牙已开始无力有效管理海外殖民地,1822年巴西的独立,是葡萄牙海外殖民衰落的标志。澳人对中华的认同,澳门回归后的繁荣,背后反应出的是葡国文明的先衰,以及中华文明在澳门的本土延续。
二、台湾地区
台湾在1620年代被荷兰殖民者侵入,1661年被郑成功收复,明清时期大量迁入汉人。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据台长达50年,对台湾影响很大。
日本也曾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律令政制、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长期承袭汉唐之制,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成果(如佛教)也是经由中国传往日本。16世纪日本战国时代,与欧洲已开展频繁贸易,基督教和铁炮的引入,直接影响了日本战国的格局,这是日本在中华文明之后初次接触到西方文明。1853年马修佩里黑船事件后,美国叩关成功,日本经历巨变,幕府政制遭受重创。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尊王攘夷”后力推倒幕,迫使德川庆喜向明治天皇“奉还大政”。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脱亚入欧。表面上弃中制而改西制,实际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西制以使自身首次摆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辐射,以实现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最终目的,是维持日本国家、民族和精神层面的独立性。西方文明的侵入并未造成日本对传统文明的摒弃,欧美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与西方有本质差异。
我们从明治至今的日本史可以看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日本在引入西制后做了大量适应本国发展的改良,从战时财阀到战后产融实体,从政届与财届高层人员的长期互动,到劳资长期稳定关系的制度化,站在历史长河的视角来看,都是中西方两种文明在日本本土碰撞后得出的结果。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取舍,不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重,而是大量吸收了德意志文明的成果(尤其是在立法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对西制考察的细致繁复,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足以让中国学者汗颜。遍学西方各国,取之所长、弃之所短、融于本土、维持自身的历史独立性,是日本学习西制的最大特点。傅高义言,日本曾从1868年开始,“花了二十年功夫,研究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艺等领域最好的制度”,战后仍然努力细致的改进,“培养了一批能把现代各国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专家”,“对各种制度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加工和改良”。今天日本的法政学者,在论及日本对欧美各项法律制度的引入时,通常都会首先花相当篇幅引介西制的本体,再花相当篇幅论述所学国家的制度在引入日本时,基于日本本土的历史和现实,做过何种适应性修正,这是中国学界至今未能做到的。
我经常问留学德国的国内学者,为何中国至今都找不到多少关于德国制度研究的重要著作,甚至连翻译著作都很难找到?得到的总是无言以对。西制的本土化改造,在日本不仅仅是口号,长期以来都是十分精细的工作。这种对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决心和努力,使得日本兼具了中西文明的优势,也正是这些与中西方本土文明都有所不同的方面,使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
反观台湾,国民党撤至台湾后继续执政,同时迁入大量人员,历史文化没有断代。虽然台湾存在日据时代的影响,但日本文明自身是近代之后中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果,台湾本土是由台湾原住民、明清大陆移民后代和从大陆迁入的国民党阶层构成,抗战历史记忆延续至台湾。因此尽管台湾本土有慕日情节,但以日本文明替代中华文明正统,难有可能。台独在理念上一直存在困难,即要整个台湾否认中华历史,这种长期的政治投机之所以一直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段时期国民党执政能力不断弱化,民众弃之而无可选;另方面是盎撒国家一直将台湾作为遏制大陆的王牌。如何在超越两岸政制之上去寻求文明上的统一和回归,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譬如香港,虽然回归了,但仍有内心的抵触和抗拒,到了一定阶段,问题还会爆发。这涉及盎撒文明在与其他文明长期竞争时所形成的均势目标和贬损策略,需要在历史研究和叙事上予以突破。大陆应与台湾蓝营达成最低限度共识,即在台湾教育方面要坚守中华文明之延续。如在台其他党派妄图以教育搞远期台独,应当竭力抵制。
三、新加坡
南洋深受中华文明影响,是中华文明的远端边缘。新加坡历史短暂,19世纪先是成为英国殖民地,因良港地位,获得繁荣,建立英制。后在1940年代经历日据,大量华人遭受屠杀。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完整的建国史,可以看到当时福建、广东等地对新加坡抗日的支持。
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获得独立后,李光耀看到英制在后发国家的缺陷,做了相当大胆的取舍,简言之,就是政制上取法治而缓民主、经济上抑地产而重实业,威权立国、法治为先,对内调和民族利益,对外融入全球。新加坡从西方文明获得的是法治经验和全球化经验,而战后西方文明外溢时常常会伴随的民主问题、金融资本问题都被威权抑制。新加坡建国至今仅有三任总理(李光耀自1965-1990年,吴作栋自1990-2004年,李显龙自2004年至今),保障了关键政策的延续性。新加坡并非没有民主,其民主主要体现在基层,非执政党派在基层的竞争产生了鲶鱼效应,对执政党起到了警醒作用,但整个国家政制仍然是围绕人民行动党(PAP)长期执政来设计。
新加坡曾是中华文明外溢的最远端,历史上与中国本土没有直接矛盾,小国在夹缝中生存时极善于借力均势,相机而动。在结束英国殖民之后,新加坡像日本一样,没有接受盎撒式民主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是顶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冷静取舍,在对政治稳定、政策延续性的追求和对官员素质的要求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传统的政制经验。华人日常生活习俗和家庭观念,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中华传统。
四、香港
英国于1841年强占香港岛,1898年又以租借形式完整占据今天整个香港地区。除1940年代短暂被日本占领外,其余时间都在英国治下。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后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帝国,远非衰落的葡萄牙可比,美国更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延续和拓展。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讲盎撒文明,这是一个横贯全球的世界性文明,其政制、法制、语言、文化,最终是通过一整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予以传播,其中,思想观念的对外影响是巨大的。但西方文明内部,也非唯一。盎撒文明的扩展,主要是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英联邦地区。欧洲大陆而言,德、法与盎撒的差异性其实不小,德意志模式对北欧的影响非常大。德国的历史学派对德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塑造了独立的德意志思想观念,尽管战后经历英美占领,盎撒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德国无法生根。法国的年鉴学派独俱特色,我们今天看到不少法国学者在政治、经济领域能够对盎撒文明的缺陷提出深刻批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就香港而言,一不像澳门那样只是曾受过一个衰落的西方国家统治,二不像台湾地区那样未受过真正的西方文明侵入,三不像日本那样主要是承袭西方文明的欧陆方面而非盎萨方面,四也不像新加坡那样反思过英制的种种缺陷。香港在殖民时期,并未完整承袭英制,立法、司法权都在英而不在港,文化观念上是以英为尊、以中为卑,这有时代因素,同时与香港居民构成有关(很多是各时期对大陆不满而逃过去的),作为曾经中华文明边缘的香港,慕强而鄙弱,商业与贸易第一,是长期的。香港回归之前,英国将英制中有缺陷的楔子,也就是新加坡所弃的民主先行,钉入香港本土,这种做法,与1980年代对前苏东地区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盎萨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些制度对外移植的难度和成功先例的罕见,但无论多少英美学者曾经论述过这些制度移植所遭遇的障碍和困难,以及自英帝国时代以来盎萨世界主义梦想所遭受的挫折,盎萨政治精英都没有放弃以国家机器和新闻媒体去将移植这些制度予以正当化。但到了今天,这已经不是当初还保有良善意图的世界主义梦想,这已经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玩弄的国际政治手腕。在经历了苏东剧变三十年后,也就是盎萨精英将楔子打入苏东地区三十年后,今天已经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结果是什么。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
香港既处在中华文明的边缘,也处在盎萨文明的边缘。与新加坡最大的不同,是港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尤其是,香港的社科学者,不少是盎撒文明的传声筒,他们大多不像新加坡和日本学者那样,冷静的做过大量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比较分析而香港的整个司法系统,其利益与英制直接挂钩。所以对英制的弊端,几乎不会有人去分析和指出。长期的英国殖民,以英为尊的心态,导致香港从学界到政届都缺乏自醒,将盎萨文明中自由放任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对盎萨文明抄袭还不彻底。
长期以来,这不只是香港某些民众的心态,也是大陆很普遍的心态。如果不是此次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到了突破底线的程度,大陆精英仍然对盎萨文明抱有极大幻想。
五、中国大陆
不同文明之间,不止有冲突,还有融合。但就中国的学界而言,对文明史的关注,十分罕见。国人长期沉溺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无法自拔,又在今天有意无意的帮助修昔底德陷阱观念的传播。学界任由海外一派学术观点炒成社会热点,然后全民温习,这样的知识传播方式,只有愚民的效果。
中华文明不是单一延续数千年至今的,中华文明本来就是不同文明融合的产物。儒、道源于本土,而佛教则自欧亚大陆传播而来,再传往日本。中国版图的变化过程,也是“天下”的周边文明融入的过程。如果我们沿着大同、洛阳、西安一线去看佛教的演变,就能看到北方非中原文明融入并影响中原,再往西行,从而诞生了隋唐的大一统。如果没有当时北方文明的融入和西迁,就难以更加重视外来的佛教,对欧亚大陆的开放程度也就不会像唐朝那样大,隋唐的大一统和中华文明的内涵扩张将难以实现,也就看不到此后隋唐文明外溢与中西亚文明的相互影响,甚至欧洲的发展也将是另一幅图景。换言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并非封闭,而有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的传统,中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而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影响并无任何冲突可言。
今日所见,工业化以来的全球,除了发源地欧陆本土以及盎萨地区(英、美、加、新西兰、澳大利亚),仅有传统的中华文明地区集中实现了现代化(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湾地区),这个有趣的现象至今没有多少学者予以关注。这些中华文明的传统区域,除香港外,无一采纳盎萨制度。欧陆、盎萨及中华文明区域外,中东石油国家基本是工业化的资源型依附,其余非石油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拉美早就只能以“拉美化”来形容,苏东地区在1980年代解体之后衰落,非洲至今也未走上正轨。
在经受西方文明外溢的挑战中,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分别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今天也能看到不同的后果。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在迎接西方文明侵入的挑战中,经历了更为痛苦和长期的反复。Carroll Quigley认为,一个文明的核心地带由于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因此在经历强盛期后,体制趋于僵化,往往不如该文明的边缘地带那样敏感,能够更快的转身去改造自己、迎接挑战。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及核心区域过往百年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对中华传统文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自190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西方文明的侵入期、选择期和调整期。在应对工业化和西方殖民扩张这两项重大问题上,中华传统文明是无法有效迎接挑战。在西方文明侵入后,中国跟当年的日本一样,面临国家制度的取舍。僵化的清政府无法做出有效回应,作为曾经边缘地带的日本甚至都想取而代之,而日本甚至将自己认为是东亚文明延续的成功者,因此在侵华时甚至自认为有相当的正当性。中国大陆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受制于传统文明核心地带一系列既得利益的打破、重组。
在20世纪初对西方文明与苏联文明(斯拉夫文明)的选择中,两党分别走了两条路,这是中华文明核心地带的两个选择。这两条路走得都不顺畅,都经历了非常大的挫折,都面临外来文明本土化的问题。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大陆引入苏联文明进行探索,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但同时受制于苏联文明的缺陷。1980年代,大陆开始主动排除苏式统制计划的负面影响,再次尝试将西方文明融入本土。在这个过程中,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去往盎萨地区学习,以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谈论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实际只是在谈论盎萨文明和盎萨制度。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深入研究分析各强国的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有时代因素:一是随着苏联势微,美国渐有成为唯一大国之势,学习最强的国家以图发展自身是自然的选择;二是中国从过往阵营走向全球化,最先要处理的就是与美国的关系。但也因为如此,导致中国大陆第二次引入外来文明时,存在很大偏向性,即对西方不同文明尤其是具体制度之间的优劣,长期没有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因此,在这个调整期,大陆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盎萨文明的缺陷,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另方面,盎萨文明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叙事解释是自洽的,也即,站在盎萨文明的视角,只要采盎萨的经济制度而不采其政治制度,所有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源于没有全面承袭其政治制度。这就是大陆过往几十年右的观念来源。但很显然的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将盎萨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是完全不现实的,这其中面临的问题其实李光耀终其一生已经反复说明过。但从大陆而言,由于一直未能深入研究全球化的历史,没有对工业化以来主要文明的发展进行梳理,无法区分不同文明的共性和差异,也无法提炼同一文明内部的优劣之势,进而导致只能用前期引入的苏式语言和观念去批判“右”的错误。这就是1980年代以来大陆反复出现的“左右”互搏现象。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非常可惜的是,它的僵化使其未能完成自身的内部调整。由于苏联文明曾与整个西方文明对抗,因此如果大陆还用苏式语言和观念去回应盎萨制度的缺陷,总是会被非盎萨文明的其他西方国家所误解,从而使对某个具体国家的争论,变成与整个西方的争论。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大陆的政策明明在很多方面与日韩等国没有本质区别,却要备受指责,与我们的研究界未能细致比较分析各种制度的历史及其缺陷,总是用一种大而化之的表态式语言去表达对制度的看法是不无关系的。这种来自外部的指责不可能消失,因为国家利益之争永远存在。但这种外部指责的起因在很多层面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官员能力亟待提升的重要方面。
要真正实现全球化,仅仅有“我不强迫你接受我的制度”是不够的,因为任何文明都有外溢效应,这个世界的相当部分国家,长期以来并非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很多小国是乐于长期在一个强大文明背后生存的。对国家独立性和制度选择的尊重,与文明外溢的影响之间,有微妙的关系,这些国际政治技巧,西方国家已经娴熟掌握了数百年。今天的中国,既是全球的制造工厂,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庞大单一市场。除了要公开表达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外,还必须具有获取利益相关国家的足够信息,以综合判断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达至两国之间关系最优。
本文写作,源于对近日香港事件的关注。放在历史长河来看,香港问题其实是盎萨文明与中华文明摩擦的一个具体点。香港不少民众长期受单方面宣传影响,只看到曾经中国大陆引入外来文明中的某些负面因素,而不愿看到中华本土对外来文明数十年来不断的融合尝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完全忽视香港本地英制的缺陷以及英国撤回时打入的楔子。这其实已不是忽视,而是无知。
作为文明边缘的香港,何去何从,看似重要,但很可能,将越来越不重要。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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