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南方周末》和新浪网联合评选的“年度人物”，花落湖北监利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身上。
更早之前，《我向总理说实话》伴随着“三农”问题的发酵，让李昌平这个名字陷进了舆论的漩涡。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小有名气的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000斤，生产开支18.3×160元=2928元，上交负担18.3×185元=3385元。李开明家库存粮食11000斤。尽管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的价格出售，远低于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粮食市场基本封闭运行。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种田纯收入就更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的结论：“打死我也不种田”。
农民不种地，能干什么呢？
按现在的说法，树挪死，人挪活，随随便便打个工，还养活不了一家人吗？
稍等，这个观点，首先就不成立。彼时，离广受诟病的“收容遣送条例”废除，还有三年，外出务工，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
而在许多地区，要想迈出村庄，并不轻松。
是年年初四，监利县向南的交通工具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另一边，角湖村党支部书记李先进带着几个村干部，正与村民激烈争吵着。
李先进说：“他们（指群众）开了会，齐了心，都不要田了，这明摆着是故意和我们干部对着干！他们要出去，我不反对，但必须先得预交承包提留再走，不交钱，我拿什么给乡政府？今天一定要交钱，不交钱谁也别想走……。”
讽刺的是，李先进家四兄弟，留守的就他一个。当天清早，他老婆与四弟媳妇就随打工的人流去到了长沙。据说，去晚了，前一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
短短数年，棋盘乡外出务工人员25000人，占全乡人口的60%还多。而南下潮伴随的撂荒，更是触目惊心，累积已达20000亩之巨。
丧失了“基本盘”的棋盘乡，自然债台高筑：监利县近9成乡镇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而用于填充债务的借款，其月息高达15‰。
更加玩味的是，大量的公职人员充当着放贷大军，藉此形成了一个不断掏空基本盘的闭环。
为了活命，“基本盘”纷纷选择了逃离。这一次被迫“转身”，是改开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轮群体身份转换：农民→流民；农民→老农民；本地农民→外地农民；农民→棒棒；农二代→市民。
同时，还触发了高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深刻地影响着几代人的命运轨迹。
下面，本文通过五个部分，为读者详细介绍，底层转型中的人与事。
1.在外不易。
2.困守山村。
3.他乡种地。
4.山城棒棒。
5.成为市民。
1 在外不易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陈星《流浪歌》
劳动力输出省份的农民工南下的第一站，多数是广州，而广州站，是这一群体的重要集散地。
15年，导演周浩蝉联了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这个名字开始在网络上传播，而他所拍的纪录片，也掀起了阵阵涟漪，其中一部，对准了广州站，片名叫做《差馆》。
影片很碎，记录下了求助于火车站派出所（差馆）民警的群体。
一位西北汉子，因为偷了一包饼干，而被关了十天。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去找民警交涉。争论点是：他认为这包饼干只值五块。民警同志坚持，那是一包价值二十八块的商品，偷东西就要被抓，就要受到惩罚。
当我们对这位少数民族同胞泛起一丝同情心的时候，他却接二连三的出现在差馆里，有时候，讨几块钱的饭钱，有时候要得多，有时候能要着，有时候铩羽而归。
最后一次，他满脸血痕地出现在镜头里，向女警讨饭。
未成，便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还把曾经帮过他的民警，诅咒了一番。
第二组镜头，给到一群讨薪农民工。年关将至，未领到工钱的工友将中原籍老板扭送至派出所。
焦急的农民工，在派出所与老板吵了起来。民警联系了有关部门，但处理起来，需要时间。
这一趟，除了生一肚子闷气，没有解决问题。
一位经验丰富的民警对摄像师讲到：（面对的问题）98%、99%都是解决不了的。
下一组镜头，中年男人被黑中介骗走了身份证，他过来求助。在把一名骗子交给警察后，为了去要回他的身份证，他开口向警察借十块钱，去寻骗子的同伙。
离开前，他反复唠叨，不能就这样放过这人，因为他实在是被搞得太伤心了。
吵杂的大厅，走进了一名老者，向民警举报。
经过询问，被盗物品是他存放在广场一角的一蛇皮袋塑料瓶子。民警很不耐烦的对他讲到：你们捡破烂的，本来就是今天你拿我的，明天我拿你的。那些尚未卖给回收站的物品，是没有清晰的产权的。
老者一脸茫然，想辩解什么，又词穷语钝。
其实，在他们这个行业，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江湖。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了一起，自然会产生利益冲突。
弱肉强食的规则，越是底层，越是清晰与深刻。
而随着北上广的吸金效应愈发明显，广大的偏远省份的同胞，也前仆后继地加入了淘金大军。
老家至广州，是春运铁路干线最繁忙的时刻，一票难求下怎么回家，丝毫难不倒智慧的劳动人民。
令民警面熟的贵州男子走进了差馆，熟练地利用饮水机里的热水泡起了方便面——面和火车票都是救助站给买的。
他不无得意的告诉民警：打工赚的钱，全都寄回老家了，一分没剩。至于火车票和路上的花费，走进救助站，一切轻车熟路。
一脸憨相，甚至略显智力缺陷的表情下，有着无比精巧的算计——薅社会主义的羊毛，能薅多少是多少。
更教人诧异的是，他的月入两千多块，身体健康，怎么也划不到困难群众的行列。可权力机关的教育，哪有腰包里的实惠靠谱。
吃完泡面，他潇洒转身，只留下民警一脸黑线。
呃，明年，亦将如此吧……
相比于援助的职责，派出所另一项重要的使命，是打击犯罪行为。所内一角的座椅上，蜷缩着因盗窃被抓的父女俩。
女孩十岁左右，便已成为了男人罪恶之手的工具。
被民警送回去的路上，女孩一遍遍询问着父亲的下落。当得知父亲最少会被关押至年后而无法一同返回老家时，女孩抽泣了起来。
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换来了女孩的口头承诺。至于现实效果，没人能够保证。
这部片子里，类似的人与故事，还有很多：广场卖饼屡次被抓的父子俩，躲在公交车下讹钱的青年，以在车站卖小板凳为生的一家三口，刚刚刑满释放寻求帮助的中年人。
有一对进城务工的夫妇，男人买六合彩，中了八千块钱。头两天，请酒友们吃饭。第三天，被打了一顿。第四天，便一分钱也不剩了。
赤裸裸的现实，就这样安插在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群体身上。他们从老家所带来的烙印，挥之不去。
当然，这一群体的主流，该是勤劳者，他们穿梭于城市的流水线、建筑工地、以及楼宇之间，努力实现其由农民向工人或第三产业工人的转变。
比之于家乡，城市给予他们的成就感，是丰厚的。
只不过，历史滚滚，“泥腿子”们曾经的致富或受难经验，在这个知识化的社会，越来越不受用了。
外出务工，成为了与宿命的一场搏斗。胜负未知的表象下，一切早已注定。
而留在农村的的那些，又过得好么？
2 困守山村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
2012年，一个平均年龄二十出头的摄制组，蹲守在山东省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长达一年之久。
这群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的形态。剪辑成片后，竟然获奖无数。
片子非常简单，以三个农村家庭为主线：农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农二代杜滨才。
与通常影视剧里的村支书不同，张自恩“从政”以来，村集体一贫如洗，捞不到什么油水。用他自己的话说：干了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在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的历史阶段，杓峪村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水果种植，养殖，乡村旅游。
但，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固有格局，一定会随着外部利益的进入，而变得敏感异常。当蹲点扶贫的机关领导筹集资金，为村子修建文化活动广场而砍伐树木时，那些八百年没人认领的苗木，瞬间有了主人。
另一面，旅游公司准备花在村子里的大手笔，也因为村庄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陷入了泥潭。
张自恩要做的事情，可以简单表述成：向上级部门要钱，稳住旅游开发公司，调和村里内部矛盾。
导演发现，最令支书焦头烂额的，是第三件事：村子里宗室对抗由来已久，纠葛也一时难以解开。稳住外部投资，摁住内部矛盾，一件件棘手无比。
年三十夜，忍气吞声给最不对付的村民送礼后，他颓然回家，猛灌了几口白酒，才能睡下。
真实的乡村形态，就是这般魔幻。
这个出口成脏的山东汉子，也只会在与几个交好的村民一起喝酒时，感觉到丝丝畅快。
年初，县建设局领导驻村蹲点，支书找到杜深忠，帮忙写宣传标语。
老杜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吹拉弹唱，挥毫弄墨，样样擅长。唯独自家的果树，营务得并不出色。
早年在外吃过大苦头，所以他反对外出务工。村民张自军远赴贵州，死于高空坠落。有些偏执的老杜总结：打工就是拿命换猪肉。
但他对土地的感情，却又十分复杂，辛辛苦苦一年种植的苹果，纯利润将将八千块钱。老伴动了出外打工的心思，他也只能不住地摇头。
在教育读大学的儿子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实际上一开始我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办法，无奈……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我失败了一辈子，六十岁了，一事无成，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血的，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50、60这辈人，倘若没能赶上改开的大潮，多半将一辈子陷在了泥土之中，痛恨土地里刨食，却又离不开土地。
而成长于新时代的穷家孩子，往往早当家。年少时经历过的绝望，会驱使他（她）用尽全部力气去挣脱农耕文明的枷锁。
上岸的工具，是唯教育。
杜滨才是家中独子，父亲患病，母亲早早改嫁。吃百家饭长大，也意味着看惯了百家白眼。
长辈会当面细数他家糟糕的过往，太过敏感的人，一不留神就成了树先生。
少年又何尝不想逃离，镜头下，他对父亲讲到：“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父亲活了大半辈子，一事无成，有时就连“淄博”二字的发音不准毛病，也弄得儿子浑身难受。
父子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是全方位的：农村，城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原始，开放，进取，保守……
同时，又是柔软的。
卖完家里苹果的第一时间，父亲给杜滨才打电话汇报收成，又告诉儿子缺钱了就打电话回来。
杓峪村春晚上，杜滨才一首《父亲》，木讷的杜洪法顿时泪雨潸然。
斯维尔瑟说：人为其脱离父系社会而做出的努力大小，多半取决于父辈过往经历的糟糕程度。
沂蒙山深处的农二代，一旦见识了现代社会的巨大魔力，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去试图扎根于城市。
而当我们满含热泪，望着脚下的土地时，生产关系的剧烈变迁，已使得70、80这代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
城镇化下的危机，是无数人的机会。
国家统计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长13.9%。分行业看，制造业人均月收入2537元，建筑业2965元，批发和零售业2432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133元，住宿和餐饮业2366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297元。
往前一年，继烟台富士康产业园后，更大规模的投资落户中原地区。“十三连跳”并没有吓退前往求职的青年，蜂拥而至者，何止百万。
中国虽大，农业的生产效率所限，不足以提供那么多的岗位。所以，鸿海精密走到哪，都会成为当地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总理说，就业，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至于困守在原地的人们，终如尘埃般，慢慢老去，悄然落定。
3 他乡种地
|我们亚洲，人民最勤劳。——韦唯《亚洲雄风》
百度百科里有个很特别的词条——采棉工。
自2003年开始，新疆兵团远赴外省招收拾花工。每年秋季棉花收获季节，各地农民便会搭乘西进的列车，候鸟般扎进茫茫荒原。
而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豫北的采棉工，已然具有了名片效应。
延威，河南滑县人，职业农民，育有儿女三人，男人不舍得家，家中有负债。
漫长的绿皮车和巴士旅程后，滑县慈周寨乡的娘子军，终于抵达了她们的战场——某建设兵团农场。
行李架上睡觉的延威
西北边疆昼夜温差大，女工们早早起床，披星戴月。
可能是水土不服，几天不到，陆续有人感冒发烧。而长时间的劳动下，腰、腿、颈、肩、关节各部位的酸痛在女工身上蔓延开来。
所谓农民生涯，本来就是在熬遍了所有苦难后的平淡。苦、涩、累、难、痛、病，然后才有资格倚着村头的老榆树，偷享天伦。
远离故土，与高强度工作所造成的困扰，让这位妮子周身不适：明年就算给她一万，也不来了。
去年，她该是说过同样的话。
子女尚幼，家里有债，丈夫念家，这可咋办？
其实，就算手脚麻利如延威，繁重的劳动下，其俩月的回报，也是在七仟元上下。沂蒙山老农民杜深忠种一年果树赚七千块钱，不如她。
若干年后，中原大省一位年迈的妇女，也踏上了西进的采棉专列。列车外反复叮嘱的，是她患病的女儿。
又过上仨月，她将带着一笔钱回家。而这一趟下来所挣，可供女儿近半月进口格列卫用量，能救罹患慢粒白血病女儿的性命。
每一个离别故土的人，都有一段埋藏着的故事。
|每年立秋前后，中国有一批远赴千里之外赚取辛苦钱的季节工，不过他们不是去新疆采棉花，而是去大兴安岭的腹地收土豆。——财新纪录片《大兴安岭深处的土豆工》。
从黑龙江到内蒙古自治区根银河市，该市全年平均气温-5.3℃，虽然其纬度较“中国北极”漠河市更低，但蒙古高原高海拔的缘故，享“中国冷极”之名。
受今年入汛以来，松花江流域水患的影响，一批白山黑土的农民，抛家舍业，于千里之外，打工挣钱。
农场老板说，近些年国家政策好，百姓不愁吃喝。所以，农民工越来越难招。从本地找，工人干上一日就撂挑子，会打乱他全盘的计划。这也是他从黑龙江，雇人过来的原因。
饭点，一个被呼做“傻子”的中年男人，边喝酒，边与记者唠嗑。一天的劳作后，浑身不得劲，高度白酒麻木神经，就舒坦了。
一旁的大叔，滴酒不沾，应付腰酸背痛，他有秘密武器。
种地这活，男女搭配，也累。牡丹江的殷大姐，趁着尚未落下的霞光，四处寻找信号，好给家人打个电话。
第一次出远门，她病了，没有倒。
去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政府对于从美国农民手中采购大豆意愿降低。与此同时，殷大姐的家乡再往北，勤劳的中国农民，租下了广袤的俄罗斯土地，全部用于大豆种植。
低廉的租金（每年500-1000元/公顷），加速了中俄民间资本交流，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战略合作。
6月签署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提到：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大豆等农作物生产、加工、物流与贸易全产业链合作，并配合以更加开发的海关政策。
无论是庙堂之高，抑或是江湖之远。大国之间的对话交流，对松花江畔的百姓而言，意味着就近打工赚钱的机会。
而人一旦上了岁数，就怕远近折腾。这对靠吃止痛片坚持下来的老农民，很重要。
4 山城棒棒
|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汪国真《嫁给幸福》
不同于北国，溯长江向南，是巴南、珞璜、白沙镇。而沿嘉陵江往北，过沙坪坝，是童家溪和澄江镇。这些乡镇，为东边的巫山，北边的大巴山，南边的大娄山所切割，零零碎碎，又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城文化。
而光是两江交汇所形成的渝中半岛，就足有两百多米的高差。
山多则地少，地少则粮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品经济浪潮席卷雾都。守着穷家薄业的山城男人，再也熬不住，纷纷涌进了城。
而等待他们的，多半是成为一名职业“棒棒”。
老黄，重庆江津人，资深棒棒。他的光辉岁月，是在渝中金融街未到来时：由于业务忙不过来，他找来了老杭过来分担。
老航是南川人，儿子二十岁那年，妻子离开他，走入了别人的家庭。为了复仇，老航决定雇凶杀人。第一次，筹集的一万块钱被盗。第二次，“杀手”卷入其它的案子。他一股脑买了一堆凶器，却在自己的穷家里，陷入了彷徨：家道衰落，儿子儿媳常年分居时，孙辈一天天大了，这把老骨头该做点什么。
二人的房东，是一位叫大石的花甲老人。年轻时，家里欠了一屁股账，大石选择到城里来下力。他当过建筑工人，担过煤球，攒下本钱后，干起了二房东的生计。
义不行贾，大石的出租屋生意，做得并不精明：瘸着腿的河南，账期一拖就是半年。到阁楼催债的大石支支吾吾半天，说不上重点。老伴实在看不下去，上楼找河南讨要说法。
在一局诈金花战役中，河南抽中了三张A，另一方抽中了三张9，最终河南输在了子弹不够。
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河南从不认为干苦力，对于改变眼下的处境有任何帮助。之前的一份工作，总是吃不饱的他在向老板讨要两颗鸡蛋加餐被拒后，愤然离开。
无产阶级与资方的谈判，总是充满着坎坷。出租屋里唯一有正经工作的老甘就职于一家中餐馆：洗碗、打杂、扫地、洗菜，平均日薪40元。一个不晴朗的下午，鬼迷心窍的他给老板去了通电话，表达提高福利待遇（日薪涨5元），或免去洗碗的差事的诉求。
老板果断挂了电话，并很快找到了替代者。为此，老甘郁闷了多日。
老金是老甘的铁杆，靠捡瓶子为生的他，为了省房租，选择与老甘搭伙过日子。潮热的解放碑广场，美女手中的饮料瓶子，永远比美女更具诱惑。
饱暖才能思淫欲，很明显，老金体内的热量不够。住在自力巷53号的老伙计们，都一样。
用“热得快”煮肉吃的老甘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共2.8亿，50岁以上的农民工近5000万，占总人数的17.9%，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被传统行业淘汰的农民工，最终的归属会是什么。
看完转业军官何苦所拍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我有了答案：这一群体，会不断的转型，直到他们彻底干不动为止。
农民→第二产业工人→第三产业工人→棒棒→？
一位73岁，入行不足十年的非资深棒棒面对采访时，被问及：“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当棒棒？”
老人回答：“我母亲94岁了。”
有人顾老，有人顾小。2012年，倾全家之力，老黄的女儿首付了一套房子。自此，一家人分隔四方：女婿远赴日喀则，女儿在镇上的工厂两班倒，外孙留在改嫁了的外婆家，老黄终年坚守在月租50元的自力巷。
城市化下的身份转变，并非“村民→市民”模型描述地那般简单，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当农二代感叹回不去的农村时，一代们何尝不是如此。
近些年，重庆晋升新一线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处解放碑五一路的金融街功不可没。
而每个城市升格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落后“产能”的出清。
有些人，不再是农民，却并没有被城市所接纳。
5 成为市民
|我连内裤都不舍得买。by海萍→《蜗居》。
该剧的作者六六在采访中，曾讲到：十年前人们对房子的追求是基于三套房理论，一套自住，一套给孩子，一套养老。
也就是说，牢牢地占住“二线以上城市的市民阶层”，得三套房打底。换算成当下时髦的观点，即一代人的阶层安全，需要三套房来奠基。
当然，前提是无负债。
而阶层安全，指的是，个体或家庭的地位、财富积累，足以抵抗或明或暗的冲击：患病、失业、二胎、养老、教育支出……
所以，成为市民，决不可能是一套房的问题，而是三套，或者更多。只不过，我们普通人误以为户口本的变迁，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换。
剧中，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与地产商蝇营狗苟，妻子还营务着放贷的生意。割起韭菜来，精准无比。
此所谓上流社会。
海萍苏淳夫妇，精打细算，用心良苦，为了成为江州市民，需要海藻另辟蹊径。
此所谓代价。
过去的二十年，房子已经成为了阶层最显著的标识：代表财富，同时代表着个体或家庭抵御通胀及风险的实力。
梁晓声说：生产力就像一把梳子，在落后的时代，梳齿稀少，只能将人群划分成几个有限的群体。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中一根梳齿变成了房子，齿经之处，是无数个体命运的跃迁与坠落。
而由于上流社会的位置有限，中间阶层的基础不稳，以负债为核心的中国式“囤房”，不可预知的风吹雨打，轻易又将许许多多的伪市民（中产）阶层，打回了原型。
2017年12月10日，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中兴通讯大楼，湖南武冈人欧建新倒在了血泊中，留下了两家七口，和未被证实的数套房贷。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市民的门槛，已然越垒越高。不仅仅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缺乏安全感，那些负债入手多套的高学历农二代，也慌得一匹。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群人，既缺乏六个钱包的支持，却又承担着天量的来自原生家庭的责任或负担。
负重前行的农二代，天然地享受着“阶层拖拽”。现实总是比剧中残酷，你甚至会发现，海萍海藻父母不仅仅不拖后腿，且尚有余力支援子女的奋斗（在老家帮忙带娃）。
成为市民，于原生农村家庭群体而言，就这样变成了两代人的奋斗。
前文里提到的渝中区自力巷二房东大石，是少数成功上岸的棒棒。他在黄市长离任前，用积攒半生的心血，低价入手两套房，尝到地产红利后，做起了群租房生意。
更有远见的是，稍有盈利他就给自己和老伴买了社保，俩人到达退休年龄后，每月可领取近两千元。
同期，他农村老家的发小们，年满六十周岁后，每月进入其养老保险账户里的金额，是60元。
这便是大石辛苦半生，成为市民的馈赠。
而于大城市扎根的农一代，其家庭变故或现实需要，愈发膨胀的银发群体，亦将涌向再就业的红海。
数月前，山东卫视曾播出过一档名为《快递奶奶还债记》的节目，讲述了袁祥珍老人送快递替儿还债的经历。
类似的情形，更早的出现在日韩等发达国家。
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的数据：2011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趋势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消失。
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于延迟退休政策时，老年农民工群体则无声地演绎着“延迟退休”的苦与累。“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与老年农民工的求职人数一再冲高之间的矛盾，考验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农二代的中年危机，与农一代的社保难题，随时光搅在了一起，成为了后富阶层焦虑的巨大源泉。
《蜗居》中，宋思明车祸离世。而真人版的那个男人，因卷入掀起巨大政治波澜的“社保基金案”而锒铛入狱后，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已获三次减刑奖励。
对了，据公开资料显示，该案中，当年被某房企挪用的企业年金，达34.5亿。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农村户口向市民的转型之路，坎坷与否，既看个人奋斗，也看历史进程。
6 结语
住建部公布的数字：中国城市数量由1949年的132个增加到2018年的672个，城镇化率由10.6%提高到59.6%。
未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城市化的最后一波，也将是中国人群体身份转换的一幕终章。
而人类历史螺旋上升，发展之路漫漫，终归是，有人负责上升，有人负责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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