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191108
本人并非学生运动或社会运动的专家,也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只是对历史上的一些学生运动(student activism)有一点点了解,再结合基于常识和直觉的分析和推理,希望帮助大家探讨一下这次香港运动的走向。在香港校园一线的学生学者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在香港运动初期,本博即预测,运动最后一定会回到校园。目前来看,这个预测正在成为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运动如何收场?能否收场?
我们假设学生运动是一个周期(“cycle”),就是由一个开始到结尾的过程。那么,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使学生运动逐渐消退?
一、学生运动如何收场?
笔者提出了七个影响学生运动的因素,它们从不同角度影响一个学生运动的可持续性。
1、学生预期参与运动的机会成本
1)学业及就业相关
一个本科生在学校里就呆四年,首先要应付每个学期、学年的考试,要维持基本的学习成绩,假期要安排实习;到最后一两年,要出去找工作(或者准备考研)。考试、实习、毕业离校这些都是打断学生运动周期(cycle)的因素。
如果社会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学生因为找不到好的工作就会蒙受巨大代价,那么他们出于现实考虑肯定要保证学业,要努力找工作。离开校园、顺利转入世俗社会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是影响学生运动周期的重要因素。
相反,如果学生觉得闹一闹对自己考学、就业的影响(即机会成本)有限,那就会更乐意闹下去。
2)是否要为参与运动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运动违反法律,且会被追究,且一旦追究、定罪,会对学生未来前途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就构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这里的关键是学生的预期:他预期违法行为是否会被严格追究,是否要承担责任。学生可能对违法行为的后果有不合理的预期,做出不合理的、不成熟的判断(ill-informed)。学生预期是否准确合理,当然和社会的反应有关。
另外,如果是未成年学生,这一条的影响力就更低。他们不认为自己真的会被判刑。
2、  参与率/从众性
只是本博的猜想,并非基于实证研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参与运动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比例,学生就会觉得参与运动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下降。
简单的说,如果100个人里只有5个人每天闹事,这个5个人总会担心自己成绩、就业受到影响。
如果100人里有70个人参加,那就成了大多数,大家就不会觉得成绩、就业有什么问题了,是这一代学生的“使命”。相反,这70人可能会用同伴压力的方式迫使另外30人也参加运动。而这30人中可能有25人看到既然这么多人都参加了,也就从众参加了。
另外,如果达到一定的人群数量,运动就具有了“社会化价值”,即学生可以通过参与运动来寻求建立、发展、加深既有的社会关系。
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有可能越过一定的临界点以后,参与率越高,运动可持续性越长。
3、  学生运动组织管理的延续性问题。
1)组织管理者的延续
如果重要的运动组织者、领袖毕业离开,投入世俗生活,参加工作,运动领袖没有了,组织被削弱了,运动就很难维续了。能够建立系统化的、制度化的组织体系去维系学生运动肯定不是常见现象。
更常见的现象可能是:几个核心组织者毕业散伙、各奔东西后,一个针对特定主题的运动就歇火了。另外,在绝大多数地方,学生毕业后可能会到不同的城市甚至国家工作,分布在各行各业,毕业后联系不多。不太可能再回来帮助在校学生组织。
2)  运动组织资源的延续
包括抗议相关的组织模式、抗争方式、文宣材料、理论与思想资源、与外部社会的资源对接等。老的运动参与者离开往往会导致这些组织资源的流失。如果不能一直积极的维护,运动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
4、运动所要争取的议题
如果学生运动针对的是比较具体的议题(例如抗议涨学费),那就不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运动。如果针对的是比较宏大的目标,例如要求政治转变,不能在非常短期达成,而需要持续的努力,那这样的运动可持续能力就更强。但这需要另一个因素就是社会的呼应。
5、社会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呼应
如果社会有大比例人口能够同情、呼应学生的运动,那么学生运动就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及可能持续下去。本博经常引用的一个理论是“3.5%理论”,就是如果有占人口比例3.5%的人群持续支持,那么运动就可能成功。所以,如果社会呼应、同情,学生自认为运动非常有意义,有一定的成功希望,那么运动就可以维续。
前面第一点曾经提到违法的代价问题。如果社会相当比例人口同情和支持运动,甚至对执法及司法机构形成压力,那这些机构也就不容易去追究学生在运动中违法的行为。这样,也就降低了学生对机会成本的预期。
6、运动给学生个人带来的心理满足因素
我的猜想是,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运动越是宏大辉煌,脱离校园生活、世俗生活、常态生活越远,越浪漫化,越具有英雄色彩,青年学生在参与后就越难以回到现实。
当你已经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时,怎么还有心情坐回到书桌前听先生教课,埋头准备考试,还有改简历、面试、找工作呢?心已经收不回来了。
7、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学生对未来越看不到希望,越沮丧,越压抑,那闹的可能性越大。
这个心理因素涉及的内容更广泛,还不光是考学和就业。还包括未来买房置业、婚嫁生子、就业前景及上升流动性、日常生活的幸福安康指数等。
如果这是一个充满阳光、非常快乐的城市,那学生可以在别处找到消遣。
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压抑、看不到希望的城市,那学生可能处于集体抑郁和愤怒状态。不闹就奇怪了。
二、结合以上七点看看香港的案例。
简略写写。诸位可以自行分析。
1、  学生预期参与运动的机会成本
1)学业及就业相关:
这个说实话我不太了解,不知道香港各校大学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历史上学校的学习氛围如何,学生的行为模式和标准是什么。比方说,如果本来就谈不上很认真学习,很多人并不重视分数,对就业的预期也不高,那上课学习、考试什么的就不那么重要。这道题留给前线的观察者回答。
2)是否要为参与运动承担法律责任:
运动获得了社会相当比例人口的响应。学生自认为有面罩、舆论的保护,可以超法律形式而不被追究,或在事后获得豁免。未成年学生则不认为自己要承担代价。
另外,常年接受“公民抗命”的教唆,使得一些人对法律、法治没有概念,认为违法是一种正义,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这都会让他们预期的机会成本下降。
2、参与率/从众性
香港校园里本地学生的参与比率应该非常高,超越了一定临界点,形成了巨大的同伴压力及从众效应。同时,由于大批学生参加,也使得个体学生认为参与运动具有社会化价值。拒绝参与运动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生的共同话题,甚至被孤立。
3、运动的组织/管理的延续性
香港的学生运动在这一点做得一定非常好。本人并未在校园一线调研,但远距离观察已经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香港学生在利用学生会及各种校园社团组织,将学生运动完全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ed)。前述提到的各种关键问题,例如学生领袖的领导问题,运动的管理、组织、资源分配、思想资源的传承等都可以通过学生会和社团组织系统化的解决。学生会和社团组织不但负责组织和发动运动,还负责培养运动的接班人,传承运动的理念,制造政治运动的“制度性”记忆和体验,将“革命火种代代相传”。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学生运动过度依赖个体成员、受制于个体成员变动的问题。
另外,香港的学生运动是跨校的,各种大学组织都在同一时间组织进行运动。组织资源、思想资源能够在学校之间传播,形成一种集体的资源,一个集体的资源池。不同学校的学生还可以相互借鉴、效仿对方的经验。这是单校学生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另外,香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里是一个“城邦”,大多数本地学生在毕业后会留在这个狭小的城市内,生活在非常近的物理空间内,而不是“各奔东西”。这就使得整个毕业生网络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与校园保持联系。毕业生甚至可以继续参与运动,为运动提供经验及资源。香港的这个情况可能在全球独一无二。
最后,基于网络的信息共享即移动互联网可以很大程度解决前述的智力资源、理论资源的传承及传播问题。这是依靠个人经验、口传口传播时代的学生运动所不可能比拟的。
今年的运动是2014年占中的一个延续和升级。这中间已经隔开5年,超过了一个本科生的四年大学就读时间,也就说有相当的参与者没有参加过2014年的运动,但又通过“制度性的记忆”,汲取了2014年的经验。这五年的接续,是香港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组织延续性的强有力说明。
4、运动所要争取的议题
香港学生运动的议题是宏大的,不是涨学费或找工作,而是围绕反政府、反中、脱中等政治诉求及情绪展开。对外表述是争取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理性维度),实际驱动的是本土主义(感性维度)。
这是一个十分宏大、不具备现实性及短期解决可能性的长期议题,这种一下不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使得运动可以持续不断的搞下去。具体而言,只要切合反政府、反中、脱中的主题,一旦涉及相关议题的导火索事件出现,学生就可以把运动从潜伏状态带到社会的前台,并通过进一步的宣传和煽动,尝试与社会的“最小公分母”联系,寻求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5、社会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呼应
香港社会对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同情和理解,通过不同的方式做出响应,包括怜悯、默许、鼓励、公开的支持等等。现在看来,李嘉诚的几句话就很清楚了,“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黄台之瓜”就是学生。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政府和社会应该对他们“网开一面”。香港社会也认可学生运动的终极目标,对学生的暴力行为寻求“外部解释”和“客观原因”——即不是指责学生个人有品德问题、触发法律,而是指责使得学生进入这种状况的政府和社会。同时,对年轻人的社会发展境遇表示同情,对学生的勇气感到钦佩。
本地社会的同情和响应是学生运动得以持续进行的重要因素。
6、学生从运动中得到的心理满足
香港是一个非常无聊和压抑的社会。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的行当也不多,要面临巨大的物质和生存压力。社会流动性非常有限,买房、结婚生子都是困难,人生看不到什么发展希望,实际上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
试想这个时候,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一举变成颠覆社会、改造社会、定义未来的革命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本博在运动早期更分析面罩和黑衣行头的因素。面罩除了使得追责被困难外,配合黑衣行头,赋予示威者一种特别的心理身份即“超级英雄”。本博以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超级英雄、打网络游戏(GTA)来比喻他们的心理。我们通过这些年轻人组织的活动的主题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运动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是半政治,半娱乐社交的。
一个年轻人,本来生活如此平庸,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城市中默默无闻,这时,如果能在夜晚摇身一变成为超级英雄,为城市“伸张正义”,并成为同龄者眼中的英雄,博得异性青睐的眼光,并且能够对平时管教自己、训斥自己但不能给予自己更多的父母说:“看看我为香港做了什么?你有胆量么?”这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巨大的心理满足,是别处无法找寻、不可取代的精神鸦片。一旦享受过这种快感,他们就再也无法回到校园,再也无法回到平庸的生活,无法接受自己平庸的事实。
由于他们参与的活动能够带来巨大的心理快慰,与自己的世俗生活反差极大,因此使得他们很难放弃运动。参与运动,可能是他们人生最精彩的时分,是他们终身的高潮。
7、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如前所述,由于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上升通道的狭窄、社会环境的压抑,过上理想物质生活的难度,一定使得香港青年人的满意指数、快乐指数非常低。
有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就是人均住房。当只有十来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时,青年人根本无法和父母家人在狭小的蜗居里共处,可能随时会陷入争执和冲突。换句话说,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憋屈得根本就待不下去。他们宁愿走上街头,和兄弟手足们一起搞运动。
香港是个混凝土森林,居住空间狭小得令人窒息,到处都是商贾商业,满目物质主义。没有钱什么都得不到。年轻人可选的产业又非常有限,缺乏发展通道。其压抑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环境,年轻人有的是抑郁、迷茫、空虚和愤怒。
三、对香港学生运动的总结
本文提出了七点影响学生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因素,他们分别有利于或不利于学生/青年运动的维续与发展。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香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学生/青年运动可以在这个城市长期维持。这个cycle似乎是闭环循环,可以不断自我复制,自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扩散和下沉,从大学进入中学,绑架未来所有的年轻人。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案例。
而且人口密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的运动者都积聚、停留在这个狭小的城市,朝夕相处,相互强化。他们占据人口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多。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可以进一步为他们的组织及信息共享“赋能”。
如果他们完全不从事违法行为(纯和理非),那就连法律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香港政府(GOSAR)及相关监管部门、学术机构本身恐怕没有办法打破这个cycle。他们只能手忙脚乱的治标,但对学生运动及青年政治化的大潮可能一没有意识,二无能为力。
近代史上有一个略有点类似性的学生/青年运动,即文化革命初期的中学生运动,当然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但读者仍可用上面七个角度尝试去分析这场运动。当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学生们被充分发动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回归正常的生活。领导人提出“复课闹革命”等诸多办法,但均无济于事。社会混乱难以休止。城市年轻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最后通过“上山下乡”,将青年学生疏导到农村去,方予解决。
回到本文,我悲观的估计,香港学生运动将持续发展下去,并成为香港社会动乱之源。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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