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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沦为废墟，一个婴儿正在啼哭。
1937年10月，世界各大报刊不约而同地刊登了这张名为“血色星期六”的照片。
这是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空袭平民的几分钟后，一位摄影师在上海南站按动快门记录下的一幕。
这张照片记录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被国际公认为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罪证。
照片触怒了日本天皇，他以5万美元的高价，悬赏这个摄影师的人头。
摄影师名叫黄志刚，是一位中国摄影师。
那时抗战刚开始，中国人的血肉在日军的钢铁洪流前化为齑粉。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拿起他们的笔，在另一个战场开始了还击。
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以下简称“青记”）在上海南京饭店成立。
新闻的战场里，有日本人的子弹，也有汉奸的冷枪，还有国民党的糖衣炮弹。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这群年轻人始终秉笔直书。
直到他们倒下，心脏里都流淌着最初的殷红。
青记成立82年后的今天，是第20个记者节。此文仅为了忘却的纪念。
长征路上的剧透型解说
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期“新年的梦想”活动，漫画家丰子恺画了一张封面，他的梦想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中国的污垢。
尽管肥皂已经乌黑，赤子依然一遍又一遍刷洗大地。
那一年，范长江刚刚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
他向授课的老师提了两个问题：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
二、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
第一个问题关乎政治，第二个问题关乎道德。

老师拒绝回答，理由是和哲学无关。
他说：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不管实际问题？

24岁的范长江，正是一腔热血。满目疮痍的中国全是实际问题，他怎么能不管？
他决定，当记者。
一开始，范长江为《晨报》、《世界日报》撰写文化教育方面的新闻通讯，他涉猎广泛，报道旁征博引，文笔精炼，视角独特，吸引了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注意，邀请他做《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
1935年，全面抗战一触即发，范长江敏锐地意识到，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一带。他想去走一趟。
20世纪30年代，西北交通闭塞，食物匮乏，范长江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他没要差旅费和工资，只向《大公报》讨来一张记者证，便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想了解红军，但此行需要保密。
这次旅行，被后来所有中国新闻采写课程老师奉为教科书：一没门路二没钱，采访对象在山里打游击，得拿双腿去撵——你们采访再难，有范长江难？
这10个月里，范长江没有见过红军一面，但是却准确预测了红军动向。
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中，范长江写道，“他们(指红军——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根据红军当时的实力和面临的局势，大胆地预测，“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
红军走向，和他的判断基本一致。多年后，周恩来见到范长江赞声不绝：“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的采访对象没有官员，都是当地的百姓。他的采访技巧也就一个：交朋友，聊。
为了报道红军，他沿着红军长征路走了一遍。翻雪山，临沼泽，风餐露宿，路上饿殍遍地，高原氧气稀薄，还要防着未开化的流民。
范长江走了10个月，平均每天走40里。山川地形，民风民俗，都被他记在过目不忘的脑子里。
“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
“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惊奇的感觉…”
从西北回来，范长江写出了一篇传世的“10万+”报道——《中国的西北角》。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报道过红军。一月之内，《中国的西北角》初版几千本售罄，一年内再版9次。
美国记者斯诺阅读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于1936年6月辗转来到延安，采访红军和毛泽东。斯诺的那本《西行漫记》，让整个世界的关注焦点投向了红色延安，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红军及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曾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范长江真正见到延安的面貌，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兵谏蒋介石，不久，张学良又亲自护送蒋回南京。
一时间人心惶惶，骂张叛徒的，传蒋去世的，各种小道消息传来，真假难辨。范长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交通对外完全阻隔，范长江到处求人，先冒险飞到兰州，又说服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派了一辆军用卡车和数名全副武装的随行护卫。
1937年2月2日晚上，范长江终于顶风冒雪穿越乱军抵达西安。
他马不停蹄地采访了周恩来总理，又访问了延安红区。第二天晚上，范长江赶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揭开了西安事变的真相。
在《陕北一行》里，他还记录了共产党的转变：
“在理论上，由阶级斗争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在策略上，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
范长江的文章，狠狠打脸了国民党的报告。
蒋公勃然大怒，将《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狠骂一通，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但范长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地报道前线新闻，“青记”成立，战争胶着的时候，范长江常常在凌晨一两点，从前线用军用电话口述稿件，《大公报》编辑部记录后送往印刷厂，第二天早上，最新消息即可见报。
范长江在前线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这些火线中发出的新闻紧紧牵动着当时的舆论，每当战斗胜利的消息见诸报端，民众抗日的信心就增强一分，为风雨飘摇中的国人，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范长江曾经写过一首诗纪念鲁迅：
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为牧牛郎。
层层迫害骨愈硬，种种欺蒙瓦上霜。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
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这句话，用来形容像范长江一样以笔为枪的新闻人，或者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再合适不过。
“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
——1938年1月范长江为《新华日报》创刊号的题词
穷死的书店老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有人在上海各界公祭鲁迅先生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只有一句话：
“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短短数字，字字泣血。
这个人就是邹韬奋。
1931年9月26日，9·18事变发生8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做了详细报道，从这一刻起，为了宣传抗日，邹韬奋再也没有放下过笔。
1932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前身，今天，三联书店已经成了读书人心里的一座丰碑。
邹韬奋本命邹恩润，发表文章的笔名叫邹韬奋，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奋斗不息。
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曾发起一股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的运动，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把这些揭露新闻的记者比作“埋头收集污物，不愿抬头看天的人”——掏粪者，但记者们接受了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并把这场揭黑运动，称为“掏粪运动”。
邹韬奋改名意在自勉延志，但作为一个新闻人，他和这场运动，神奇地发生了联结。
邹韬奋主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他创办的上海书店甚至出版了马克思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相当于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忌恨。
对邹韬奋这样声名赫赫的记者，专门有一批“文化特务”，他们负责搜集文艺界名人演讲、出版动态、文化团体及作家往来等情报，汇报给上级。
针对进步文人，国民党准备了三个选择：
一是招安，成为国民党“御用文人”；
二是严格审核，文章一旦出现敏感字眼，一律查封；
三是标记黑名单，名字递给蓝衣社。
蓝衣社是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他们统一着蓝色军装，管理严格，纪律完善，主要任务是清除一切共产党。
“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蓝衣社”三字像瘟疫，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邹韬奋被“利诱”过。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兼大厦大学校长的王伯群利用权势，纳该校毕业生为妾，还用50万元脏款在建私宅藏娇。邹韬奋亲自调查核实之后，一鼓作气写了一篇揭露文章，王伯群闻讯送上10万元，请求邹韬奋不要刊载，遭到严词拒绝。
邹韬奋被“收编”过。
有人说，把上海书店、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三家合并，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合并就相当于被收编，不能做独立自由的言论，他拒绝了，书店就多次被查封。
邹韬奋也被“招安”过。
在他流亡香港前，国民党高官刘健群、张道藩来探听口气，后来杜月笙出面，邀请邹韬奋去南京见蒋介石，有人说，蒋公想请他做“陈布雷第二”，要求“坚决挽留”，帮南京政府做事。
陈布雷本来是一个正直廉洁的文人，七七事变后，蒋公发表的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就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他被蒋介石三顾茅庐请出来，做第一秘书，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但一旦被“御用”，往往身不由己。
陈布雷帮蒋介石编了许多谎言，最典型的是《西安半月记》。当时西安事变本无弑君、篡权之意，但文章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蒋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
有个记者曾形容这个行当：
“这道门槛之后并不是金银铺地的温柔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更像是一个祭坛，供奉着世间最危险的权力。”
邹韬奋的愿望很简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
1936年11月22日夜，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如此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反对，张学良上书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随后，西安事变爆发了。
而邹韬奋，直到1937年7月底才被释放。
8月1日，邹韬奋做了一场“在出狱欢迎会上的演说”：
“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乐此不疲”的邹韬奋马上创办《抗战》三日刊，并在次年7月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
卖了这么多书，但邹韬奋一家过得却很“寒酸”：撑不下去的时候，要天天往当铺跑，到香港一点生活费都没有，靠朋友帮忙预支的稿费过活。
不到10年的时间，邹韬奋曾流亡6次，因此也被称为“流亡记者”。
1942年1月，他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本以为可以安稳地生活，却被查出耳癌。
1943年，耳朵痛到难以忍受，邹韬奋不得已又回到上海治病。
顶着国民党的搜捕，邹韬奋换了四家医院才成功确诊。
此时，耳癌已经发展成脑癌。他一只眼睛失明，鼻孔流出脓水，痛到忍不了，要靠瘾品杜冷丁来缓解。再后来，甚至杜冷丁也不灵了。
在他住的医院病房外，种着一排石榴树。家人去找算命先生，人家说“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
一语成谶。
1944年7月24日，石榴开得正红。邹韬奋突然呼吸急促，嘴唇翕动，话已说不出来。
家人递出纸和笔，他颤颤巍巍写出三个字“不要怕”。
清晨的阳光照进来，他身上盖一床薄棉被，骨架透过被子凸显出来，瘦到不成人形。
邹韬奋赤条条地走了，坦坦荡荡。
四年之后的1948年11月13日，那个国民党第一御用文人陈布雷，突然吞安眠药自杀。在他瘦如柴的手里，握着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会。
恐怕，陈布雷连做梦都良心不安吧。
一个选择，两种人生。

后来的我们
小说《白轮船》里有句话：
“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
我们今天怀念的很多伟人，不是因为他是伟人，而是因为，在一切未知的时候，他做了伟大的事情。
1991年，以范长江的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设立；
1993年，以邹韬奋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设立；
2005年，两个奖合二为一，成为“长江韬奋奖”，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为了纪念这些以笔为枪的人，从2000年开始，青记成立的11月8号，被定为记者节。
但今天，记者们既不放假，也没什么庆祝仪式。
准确地说，他们一年365天几乎没有假期。
但有新闻的地方，就有记者。有记者的地方，就有真相。
电影《熔炉》有一句台词，形容记者也很贴切：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11月8日，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冬日，但幸好有了这群瞭望者，世界才特别起来。
坚守者正在坚守，理想者还在冲刺。
“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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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张骏，《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定在这一天竟跟80年前发生在上海的这件事有关》，上观新闻
马永强，《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人》，档案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李伟，《邹嘉骊口述：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三联生活周刊
俞晓群，《邹韬奋：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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