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三位经济学家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这三位经济学家通过走访全球贫困区域,以实验性的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这个消息一出,我便开始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跟孩子们讨论贫穷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
作为父母,我们会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能拥有善良的品格,能感知世界上的疾病与苦痛,贫困与灾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所担当的人。
而如果想让孩子成为一个对宏观的贫穷经济学有所感知的人,我们需要让孩子们首先理解这世界为什么会有贫富差距。
01
恶劣的生活环境会导致贫穷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贫穷往往是因为懒惰,但实际上,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贫穷地区,当地人即便再努力,也没法战胜环境对他们的束缚。
比如说我们过惯了打开开关就有电,拧开水龙头就有水的生活,我们便难以想象非洲或印度的一些地方,为了能喝上干净的水,人们会不惜花整天的时间远程徒步运载。
又或者对于一些家里有重病患者的家庭,昂贵的医疗费用及对于生命的绝望会吞噬掉他们所有的生活。
当我们身处优越的环境中,我们难以想象这世界会有那么多的绝望与无助。这或许就是这三位经济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走访全球的贫困区域,不但让世人了解到了这世界的贫困现状,更提出了很多导致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
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极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的财富,但也有非常多人处于贫困线,靠政府救济度日。
去过美国一些像纽约、旧金山或洛杉矶等大城市,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穿过城区高楼耸立极度繁华的金融中心后,另一番衣衫褴褛恶臭熏天的景象就出现在隔壁的那条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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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记得我们刚搬到洛杉矶时,在市区穿越一条极度繁华的街道,忽然就像电影镜头切换般转入了另一幅光景,成群结队的衣衫褴褛的无家可归者:
有的穿着露出屁股的沙基裤扭动着身子,时而向马路上的车辆伸个指头露出凶光,或者唱着那些我永远听不懂却能感受到恶意的歌曲;
有的则是目光呆滞茫然行走,背上耷拉着发黑的油包,里面或许装着全部家当;
有的用超市的推车推着帐篷杂物,四处游荡物色另一处可供扎营的天桥底;
有的披着长可覆盖屁股的脏辫,嘴里叼着一卷世态炎凉……
对于刚才还处于好奇与兴奋状态的我们,一看似乎闯进了《巴黎圣母院》的世界,美国居住者特有的警惕防备心理马上涌上心头,我们赶紧锁紧门窗,匆忙逃离。
孩子们不解地问我们为什么显得那么害怕,说他们可能只是普通的无家可归者。
我不能把穷人与犯罪联系起来,但在美国,贫困地区的犯罪率的确更高。
孩子们有时候会不理解我为什么不给路边的无家可归者施舍,因为他们手里举着的牌子上会写着他们的惨况,如失业、灾难、服役后无法找到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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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的认知中,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有大量的义工组织为穷人提供食物、住宿、就业等接济和帮助,那些为了几个硬币而站在路边宁愿忍受风吹日晒都不愿意去接受接济的无家可归者,常常是因为被毒品酒精等控制,他们需要的不是正常的生活,而是零星的美元给他们带来半刻的醉生梦死。
对于很多居住在美国大中城市的贫民区的人来说,尽管他们不需要像非洲或印度的穷人那样担忧着饮水或疾病问题,但毒品与犯罪却是美国穷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曾经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一个居住在大城市贫民区的孩子,从小对当地的各种贩毒及抢劫等行为深恶痛绝,因为这一切毁掉了他的家庭。
但当这个孩子没法从这个环境逃出来,而最终迫于生存压力他不得不走上贩毒的道路,重复着这个环境所带来的他曾经极度厌恶的命运时,他便陷入了一个特殊环境可怕的贫穷生物链。
因此,走出恶劣的环境会是很多穷人改变命运的方法。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很多人通过高考之路离开家乡,从而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在美国,像前第一夫人米歇尔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出贫民区,最终成为一名律师等,都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命运的方法。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教育资源的不均也会导致教育上的贫瘠,因此自古以来便有了“孟母三迁”故事的流传。
有时候父母走出自我的舒适区拓宽自我的视野,努力去为孩子改变环境,也是帮助孩子走上不同道路方法。
02
开放的思维方式才能促进发展
我家请了一个钟点工费安娜帮忙搞卫生,我常常在她来搞卫生时邀请她一起吃午饭。
费安娜聊到她的生活,中学时未婚先孕,连续生下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养育这两个孩子给了她巨大的压力,因此她二十几岁的年龄,靠搞卫生赚取生活,且常常没法接到活儿。
而她身边的大多数朋友,都是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她想不明白同样作为“移民”,华人的生活为什么能更好,因为她的雇主大多都是华人。而她却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一直担心没法把两个孩子养大。
我问她当她每周赚到一笔钱的时候,周末会用来做什么?费安娜说他们圈子的习惯是周末举行各种各样的聚会,赚到的钱通常都在聚会中花在啤酒和薯片上。
他们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一个非常容易快乐的少数族裔,周末在公园里,我们常常能看见他们弹唱喝啤酒的热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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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们有朋友在生活中有强烈焦虑的时候,我们会用他们作为例子,鼓励朋友这世界没有什么好焦虑的。
但现实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贫困线,或靠政府接济,或靠做一些如剪草搞卫生之类的短工度日。
原本我以为他们真的很快乐,直至那天跟我家的清洁工聊完,我才意识到其实他们内心深处很渴望改变,只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于是我给她送了很多孩子们已经不读的书,告诉她不要每天让孩子看电视,而是应该给孩子读书。我也告诉她需要把她的钱分为三份处理,即便钱再少,都得留下三分之一的钱作为教育储蓄或投资,而不是拿到钱就马上拿去享乐。
另外我建议她可以去做更多的工作,不一定局限于搞卫生。比如说可以去教西班牙语,或者去做儿童看护等。
有的地方人贫困会受环境局限,不管人多努力都改变不了命运。比如非洲或印度的一些贫困地区,他们没有水没有电,连生活都难以保障,就更无法谈及就业或教育了。
但美国拥有一个极度优越的社会环境,人只要肯努力肯学习肯改变思路,就不容易贫困。
费安娜听了我的话后非常感慨,回家后立志作出改变。三周后我再见她时,她说她开始为孩子读书,给孩子领养了一条狗,而且,她正在致力于跑步减肥,希望自己能以更好的状态面对生活。
那天她来我家搞卫生时化了妆戴了耳环,也的确比之前瘦了一些,精神状态极佳,给我看她孩子与狗的照片。
我赞美她有如此坚定的意志,必定能够实现梦想,并承诺我会帮她留意有没有朋友的孩子想学西班牙语,如果有就为她推荐教职。
很多人没法摆脱贫困,常常是因为“习得性无助”在作怪。“习得性无助”是一种心理状态,指当人长期处于某个无法摆脱的困境,他们便会认命,不会去思考如何摆脱困境,即便机会从他们眼前飞过,他们也不会抓住。心理学上对“习得性无助”的研究,是通过两条狗的命运来解释。
习惯性无助的研究:无法逃避的电击
两条狗长期被关在笼子里,工作人员每天会用低电流电击它们半小时,其中一条狗的笼子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按按钮笼门就会打开,狗就可以跳出来免于电击;而另一条狗的笼子里没有任何开关,这只可怜的狗只能每天忍受着电击的苦痛。
一段时间以后,工作人员把两个笼门都打开并开始电击,住在有按钮的笼子里的狗很快就逃出了笼子,但那只长期忍受着电击的狗却只能趴在哪里呜呜叫着忍受电击,甚至没有想到从敞开的笼门逃走。
这个不懂得逃跑的狗所患的心理症状便是“习得性无助”,它认为被电击是每天必须的功课,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因此即便机会就在眼前,它也只会屈从于“命运”。
让“习得性无助”的狗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让它看到其它的狗是怎样跳出笼子的,把它的逃生本能重新激发起来。
费安娜曾经沉浸在“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中,认为自己逃脱不了在她所在环境中跟他人一样的命运。但当她看到了另一个环境下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并了解到不同的对待生活和命运的态度,求生的本能便让她开始思考改变,并且因为一点一滴的改变而快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当我把费安娜的励志上进告诉孩子们,也跟孩子们探讨她们脱离贫困的有哪些具体方法,分析了贫困人口的外在与内在原因。
孩子们弄不明白为什么穷人会不努力赚取生活,反而去购买奢侈的享乐。这的确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很多穷人不会想着存钱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是宁愿吃着廉价的垃圾食品,却要把钱用于酒精或其它享乐中。
也有不少族裔的文化,是存了一辈子的钱,就为了给孩子举办盛大的奢华婚礼;或者一辈子省吃俭用,却把钱花在隆重奢侈的葬礼上。
我在当记者的时候走南闯北,发现越是贫困的地区,人的“面子观念”越重,宁愿吃着咸菜度日,也非得戴一条极粗的金项链,或者借钱请客。
这种宁愿饿死也要享乐的人生态度,便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所揭示的贫穷的本质之一。
很多非洲的穷人,拿到救济金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购买食物或者注射预防疾病的疫苗或防止蚊子传播疾病的蚊帐,而是去购买昂贵的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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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享乐的人生态度,其实是贫穷者的一种补偿心理。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积累了太多的苦,非常渴望通过快速吸收生活中的“甜”来解决这种心理上的苦痛。
因此周末把钱都花在啤酒上,痛痛快快地迅速冲淡了一周劳作带来的苦累,问题在表象上似乎就已经解决了。
而穷人没法意识到,这其实只是解决了心理上的苦,却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这就如同儿童即便在很饿的情况下,很少的糖果与很多的米饭两者只能选其一的话,孩子常常会选择糖果,这是人类大脑的惯性所致。
真正地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得首先能接受和忍耐心理上的苦,然后才会把思维投入到解决真正的问题——脱贫上。
因此最好的扶贫,不是为贫困地区送去多少金钱或物资,而最好送去解决问题的办法。樊登读书会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曾有一位联合国的官员被派驻越南,他的任务是提高越南儿童的营养健康水平。下飞机后,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经费,甚至连当地的语言都不懂,可谓没有任何资源。
苦思冥想后,这位官员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从越南各地各阶层中通过测量身高挑选出了一批高个儿的孩子,然后排除其中家庭条件优越的,仅留下了家庭条件一般、身高却比同龄儿童高的孩子。
他的逻辑很简单:身高也是营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特殊情况,一般个子高的孩子营养水平都会比个子矮的要好一些。因此被留下的这些孩子的营养健康水平相对来说一定不错。
在家庭环境相当的情况下,他们的家庭是怎样做到的呢?为了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位官员让这些孩子带他去观察他们各自家庭的饮食情况。
经过大量走访,这位官员发现这些孩子每天都吃四顿饭,他们的家人经常会抓一些小虾米做菜,还会在米饭里加入紫薯叶熬出的汁液。这些都是当地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会提高家庭的日常开支,且容易推广复制。
于是,该官员便将其他家庭的妈妈们召集起来教授她们这种饮食方式,并将之推广到越南全境。就这样,他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将越南儿童的营养水平整体提升了整整20年。
这就是最好的扶贫,是帮助贫困地区打开思路,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
03
与孩子从贫困现象探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在家庭教育中我们也常会讨论是否该让孩子“先苦后甜”的话题,中国的孩子真的非常能吃苦,因为我们从小就需要在学习上付出很多的努力,以获取大学毕业后人生的“甜”。
但有时这种理论也会背道而驰,比如说因为童年时过度的“苦”,导致了不少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心理上对曾经的苦的补偿,滋生了对学习的厌倦与懈怠。
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大学生以电子游戏和韩剧来打发大学时光,确保考试合格以混得毕业,然后就走出社会就业。这样的循环带来的恶果便是学术能力的不足,大学成了一个享乐之地。当我在餐桌上与孩子们探讨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的话题时,我让孩子们思考在什么情况下人会贫穷,然后我们讨论了外部环境与内在力量等各种原因。
七岁的女儿问我:“妈妈,人是不是都很懒的?”对于她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惊讶也万分惊喜,我告诉她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
“是的,亲爱的!人类的大脑运作方式的确决定了人类是懒惰的。
这是因为人类还过着原始狩猎生活时,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人类需要最大程度地保存能量,因此当人能不动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消耗掉任何能量。
就好比一只老虎如果吃饱了以后,它们就不会愿意消耗任何能量去追赶其它猎物,此时即便一群美味的山羊路过,老虎也会无动于衷。
这就是老虎的动物脑,它只管吃饱了满足了,不会去思考是不是可以再捕捉一些猎物储存到以后。”
孩子们瞪大眼睛看着我,忘记了他们眼前美味的食物。
我继续说:“据科学家研究说最早期的人类也分为几种,除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人,我们称我们自己为‘智人’,除了智人外,还有其他种类的人类。
这就跟猫也分很多种,有波斯猫、有短毛与长毛等等不同一样。据说当时的人类还有比我们高大得多的‘巨人类’和比我们矮小得多的‘矮人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人类流传的故事中总是有巨人和小矮人的影子,或许他们的确曾经出现过在这个地球上,只是没有故事里说的那么夸张而已。”
我看到了孩子们眼里的光,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饥渴。儿子问:“那他们为什么灭绝了?是因为他们很懒吗?”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但这种懒并非是指他们不去努力,而是一种思考的懒惰。这不是他们能控制的,而是由他们大脑的活动规律决定的。
就如同那只吃饱了就对其它猎物没有任何兴趣的老虎一样,它其实并不是一只不努力的老虎,但它没有进化出思考的能力,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打猎一次吃饱一顿的状态。
而智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思考的能力,我们会思考如何使用工具,如何储蓄食物,如何蓄养家禽,如何实现农耕……直到变成现在的人类。
不过尽管人类是因为'不懒'而统治世界的,但人类的大脑的利用率其实还不足十分之一,大多数人类仍然处于原始的'懒'的思维模式中,比如说你面前有两道题目,一道很难一道很容易,让你挑选一道来做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做那道容易的题目,这就是我们大脑的懒控制着我们的选择。
又比如人类离开了我们现有的生活系统,把我们放到一个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房子的荒岛去,人类的大脑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救助回到原来的生活中,而不是重新去开拓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人类大脑的自然懒惰。
当回归原来系统(或者可以称为舒适区)无望的时候,有人会开始出现绝望抑郁,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也是因为大脑的自然懒惰,选择用更舒适的方式安慰自己,绝望抑郁的情绪也就是他们感到舒适的方式。
但只有那些不把思想停留在舒适区,能勇敢地去开拓新世界的人,才能战胜自己大脑的懒惰成功活下去。”
“那些主动去选择更难的题目来挑战自己的人,才是主动控制了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被自己大脑控制的人,他们会通过各种学习与挑战,让自己的大脑利用率变得更高,从而让自己拥有更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
只有我们控制了自己的大脑,我们才能称为不懒惰的人类,成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强者。”我继续说。
孩子们似懂非懂:“妈妈你的意思是我们控制了自己的大脑,我们就会更聪明?
“是的。大脑会向你发出‘懒惰’的指令,让你害怕让你伤心,让你不敢去做一些做了以后可能会让你更好的事。
比如说妈妈去参加演讲俱乐部,有时候妈妈很想上台去演讲,如果我能上去讲,我的演讲能力就会得到提高,但有时妈妈会很害怕,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于是我就不上去了。
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对自己好的,可以让自己更成功,但就是不敢去做。这就是我们没有战胜大脑的‘懒惰’指令,仍然被大脑的恐惧神经支配着。
比如说你的国际象棋下得很好,你的老师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但你说你不想去参加比赛,因为你害怕赢不了。这也是你的大脑在作怪。
而只要你战胜了你的大脑的‘懒惰’,勇敢地去参加比赛,不去理会是输是赢,那你就总会越来越厉害。”
我们总是认为“失败乃成功之母”,推崇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实际上,常常在某个领域里持续失败,不但很难把我们引领至成功,甚至可能会击溃我们的自信心,让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在美国的很多穷人,如果去深入调查他们的原生家庭,便能发现他们大多出自以羞辱、冷漠、虐待等负面能量占主体的家庭,因此他们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他们的意志没法战胜大脑的“懒惰”指令,而致使他们持续地守在贫困线上。
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的成功,常常是因为他们在该领域获得了持续的成功。正如我在中学阶段偶尔的一次投稿被刊登后,我的成就感就战胜了大脑的“懒惰”神经,让我持续不断地学习并坚持写作。
这种成就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战胜大脑“懒惰”指令的神经元,帮助他们在“做”和“不做”,或者选择“简单”的还是“带挑战性的难题”之间做出选择。
当我把我的这种对贫困的认识告诉孩子们的那段时候,正值我儿子因为贪玩不做功课而被老师在作业的周报中打了个零分。我想借此告诉孩子们读书的重要性。
当我们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时,也就是我们在不断对抗大脑的“懒惰”基因的时刻,我们学到越多的知识,我们的大脑被开发利用率就越高,“懒惰”指令就会越弱。
我举了科学家霍金的例子,为什么霍金在被渐冻症折磨,医生已经判定他只剩几年命的时候,他仍然能奇迹般地活了几十年,并且把他的大脑利用率发挥至极致,成为一个有顽强生命力并且绝顶聪明的象征。
如果霍金没法战胜他大脑的“懒惰”,他可能就会在被医生判定剩几年命的时候失去信心,并从此一蹶不振等着死神降临。
孩子们听了我的分析很受启发,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居然能战胜自己的大脑。于是谈话后的那一周,儿子放学后常常在玩得正酣的时候忽然想起还有作业,于是自觉跑去把作业完成了放进书包里,然后嘿嘿跑到我身边,说:“妈妈,我战胜了我的大脑!我的大脑利用率又多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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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积极教养》第二版即将上市,作者邝小平决定把该书新版的全部作者版税费全部捐赠给9958儿童重症慈善基金会,用于帮助家里有白血病儿童的家庭。
本文作者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n Goodenough
各位读者朋友购买《积极教养》学习家庭教育,也是在帮助中国更多的家有重症儿童的家庭治疗。
2018年4月,《积极教养》作者邝小平到北京探望家有白血病儿童的家庭,通过课程激发家长及孩子们的内在力量
作者希望以此微薄善举,能让更多的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和孩子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爱的力量,从而建立信心,让自我的内在力量战胜大脑的恐惧担忧与焦虑;
也希望广大家长朋友与孩子们一起探讨公益慈善,以为自己获取知识的力量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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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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