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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施康强与他们的时代特色


一片秋阳中，在朋友圈刷出了两条消息：作家从维熙于今日（10月29日）早上去世，终年86岁；翻译家施康强于27日去世，终年77岁。
多少年来，我们对文化名人远去，已经熟悉了两套八股悼文——“世上已无×××”，或“中国最后一位×××”。这次不知道类似擅讣者如何下断语，但我觉得这两位文化名人，似乎都有远较这两个空头谥号更为复杂的一面，尤其值得有所探讨。
在媒体工作近20年，作为编者，与这两位前辈素无交往，作为读者，他们的小说和文章，我却一点也不陌生。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冬天，在四川惯有的茫茫白雾里，从一个书摊上买了两本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第一部）和郑逸梅的《近代名人丛话》，小地方乏善可陈，这两本书倒是启我良多。
从维熙的《走向混沌》（2012年增补版）
首先是从维熙的姓氏少见，丛姓多，从姓少。再者，在当年的纪实风气中，这部关于牢狱生活的亲身经历，实在不是所谓的纪实可以笼括的。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中从维熙被打入另册，他是和刘绍棠、王蒙、邓友梅齐名的“黑天鹅”，历经磨难，直到70年代末才重返文坛，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大墙下的红玉兰》，后来担任过作家出版社的领导职务。
《大墙下的红玉兰》（2010年版）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反思，如“伤痕文学”是一大主流。不过相比之下《走向混沌》自传色彩更强烈，对于人性的裸露，也更为直接。初读此书时，少不更事，对历史、对社会、人人情世故皆少了解，可想而知面对这部小说时的冲击有多强烈。那是一个可以称为历史标本的世界，也是足以成为后世训诫的世界。对今天的人而言，似乎反思历史已经不足为训了，似乎反思本身也不大受欢迎。这时候读一读从维熙《走向混沌》前言里说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是无法回避的。
则不能不敬佩他“供爬过历史溶洞的知识分子回审自识”的写作初心，虽然在那个时候，从维熙也不是唯一的。去年我为巴金故居纪念馆的一个展览抄录了60条巴金语录，大部分是从他上世纪80年代写的《随想录》等书里摘选的。抄书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巴金的伟大：他的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却质朴有力，堪称时代的强音，因为他的每一句陈述、追问、反问，都是对刚刚结束的动乱的深刻反思，其思想力度之入木三分。即使是在30年后这样一次偶然的抄写，也不能不受其感触、愈发敬佩他的思想深度和为社会、为后人负责的情怀。
巴金的《随想录》（1980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巴金也是极受从维熙推崇的作家，从维熙的名作《远去的白帆》刊发于《收获》杂志，“讲真话”是他们的精神纽带。
在我读过的一些名作，如宗璞的《三生石》、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蒙的《相见时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李杭育李庆西的《白栎树沙沙响》等，偶然回想起来，颇令人有“含咏再三”之感，但《走向混沌》却是——“千万不要再看这样的小说了”，虽然主题、写法不同，但大抵因为前面数种小说有展现社会生活的一面，故容易让人亲近，有所寄托，而从维熙笔下——就像他的小说一度被称为“大墙文学”一样，场景与故事都限定在牢狱这一空间，故给人的刺激也特别大。在前者中，有令人愉悦的小确幸，有光明的尾巴，而在《走向混沌》里紧扣的是个人的湮灭。这当然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从维熙作品的原因。
另一位逝者施康强先生，是资深的法语文学专家，翻译过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阿兰的《幸福散论》等，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史学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他是中译者之一。不过，他更为读书人所知，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读书》杂志、《文汇读书周报》、《万象》杂志上撰文谈法国文学，也谈上海逸事掌故（他生于上海），其随笔文字，也兼具这种文学趣味和地域趣味，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忘倦，后来结集出版过一部随笔集《都市的茶客》。
施康强的《都市的茶客》（1995年版）
施康强的文章，能体现出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学者文风，文章有知识，然而又不仅仅如此。记得我当时接触到他的这些短文，都是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后来又从旧刊《读书》杂志读到一些。总体而言，施康强与他“同台献艺”的撰稿人，如《读书》的吴岳添、卢岚、李长声（仅大致年龄而论）等，《文汇读书周报》的恺蒂、梁治平等，同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报刊文化人，这类人的文章多见趣味，于文化理念的普及亦最为深远。记得黄裳先生曾经评论前后《读书》风格，有“文苑、儒林”的区别，可以说是相当老辣的断语。
今天来论及当年的撰稿人群体，无意于重述他们的辉煌——当年我在乡间千方百计才能读到的书，今天只要有手机，在任何地方都能读到。但这两种阅读生态值得比较，载体不同，时间地点不同，呈现的结果也大可深思。如果“流量为王”也是一种结果，那至少也该知道它的前身是何种形态。曾经是《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在回忆文章里几次提及当年办刊的点滴，其中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一条意见是“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这句话有人认为是强调语言规范，但我们联系这二三十年来报刊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新媒体的状态，再来体会这句话，可以有太多的感触：无论是办刊还是下笔，能有一种有所负责的公心是何等的可敬。
《读书》杂志创刊号
将近100年前，一位年青诗人弗兰斯·克萨危尔·卡卜斯在里尔克给他的十封信引言里说：“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是否该将从维熙、施康强两位置于这样的地位并不重要，但就我们的文化而言，一些人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事值得我们倾听，不论那是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时期，而受到过他们点滴影响的人，更不应该保持沉默，否则就太冷漠懦弱了。

逝者

从维熙（1933-2019），作家。河北玉田人，曾任教师，做过记者、编辑。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重返文坛后，率先发表了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因而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创作《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施康强（1942-2019），著名翻译家。上海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退休前，任中央编译局译审。译有《萨特文论选》、巴尔扎克《都兰趣话》、阿兰《幸福散论》、雨果《巴黎圣母院》（合译）、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合译）等。著有随笔集《都市的茶客》、《第二壶茶》、《自说自话》、《牛首鸡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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