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191020
林郑昨天提出对暴力要一视同仁，不会“盲撑”每一个警员，搞了个一碗水端平，让HKP、蓝营、港漂、内地观察者都很有意见，此事本博昨天已经评价《对香港警察必须无条件支持》：在这种涉及政治安全及稳定性的重大社会冲突中，政府必须依赖警察发挥国家机器的作用，使用高于暴力抗议者的一级或数级的武力，对后者实施震慑，方可能止暴制乱。
如我昨天所说，国家机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是处理一起交通意外或超市盗窃案，不是在维护处理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维护政权的安全、保护社会的稳定、保障公民的福祉利益。
我们可以关注近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智利圣地亚哥、英国伦敦发生的抗议活动，政府都会采用强力解决手段：譬如宣布紧急状态、进行宵禁，在特定地方及特定时候限制个人集会及活动，警察会使用显著升级的武力，进行大规模近乎无差别的拘捕。在一对一的微观情景下（即警察针对个别示威者），肯定会有警察使用暴力（police brutality）的观感。同时，由于这是非常时期，警察面对集体运动（暴力的乌合之众效应可能蔓延或扩散），必须被授权使用升级武力。
这时警察的角色是国家机器，代表政府行使对内主权，反对派的关系。警察的行动是超常规、超法律的，从本质上是政治的。警察的这种角色及活动，只有政治家（而非警队官员）予以政治授权才可能进行。
HKP总希望“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希望特区政府（GOSAR）能够通过其他手段来化解社会不满，止暴制乱。但GOSAR面对的问题和HKP一样，本质是政治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必须采用政治手段解决。所以，GOSAR的思维方式、立场、切入点、方法论、手段都应当是政治的。政治手段中的一种，就是对HKP予以充分的政治支持、政治授权，要求其代表国家机器强势执法。这是所有政治解决手段中效果最直接，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HKP没有得到政治支持和政治授权。这个问题不在HKP，在GOSAR。与香港的政治建制（权力分立）及长官的个人能力都有关系。特别由于香港建制如此，又存在deep state的问题，行政长官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对其个人的政治素质和能力要求确实非常之高。
再看昨天林郑（LZ）的另一段讲话。近期有传媒报道GOSAR正在研究“记者发牌制度”——源于我们能清楚的看见，这次香港运动中，媒体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主流媒体在进行有偏见的报道，而是极大量的“记者”冲在冲突现场一线，对HKP执法行动进行百般阻挠，并且对示威者进行各种掩护，成为HKP不能执法的重要原因。所谓的媒体早已放弃了中立立场，做出明确的政治选择，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的立场和选择都是政治性的。
同时，记者发牌管理不规范，进入门槛很低，各种真真假假的记者充斥现场，成为这次香港运动的一大特色问题。这种问题在全球其他地方恐无先例。数个月来，媒体的角色不断被观察者诟病，HPK作为一线执法者，一定是最希望对媒体进行规范和管制，为正常执法扫除障碍的。
GOSAR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媒体/记者群体进行合理规范，限制他们在运动中的负面作用。这个决定在“和平时期”是不需要做的，但在支持警队执法、止暴治乱这个非常时期却是必要的，是一种政治决定，一种非常时期的政治手段。
而在接受港台访问时，LZ居然表态断然否认政府在研究发牌制度，“[政府]无任何意图、无任何计划去做统一记者登记，更加不会做所谓去审核究竟什么人可以采访的工作。”
这和她对HKP讲话的逻辑是一样的。她看到有很多市民是反警的，所以为了照顾这部分市民的情绪，她就一碗水端平，把警察下降到和暴徒一个道德平面上，把自己撇开，好像自己是一个和平时期的、置身于世外的第三方仲裁者。
她看到媒体背后有反对派市民情绪的支持，怕得罪这部分市民，就又把自己撇开，好像自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和平时期的第三方仲裁者，从“第四权”这种抽象角度诠释问题，不对媒体做出约束，不给HKP以支持。媒体直接参与运动，乱象横生，HKP执法遇到困难，好像都和GOSAR没有关系。
当前，香港面临的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去理解和解决。政府必须自上而下万众齐心，有强大的政治意志力和决心。而LZ在这种时候，却不去从政治角度理解问题，不愿意做出政治选择，不去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那她当然是在回避责任、拒绝承担。
结合她以前的讲话，比如说“要同时服侍北京和香港两个master”，对适用紧急法一直保持很大顾虑，还有追溯到更早期，对适用土地收回法就表示顾虑（这是解决香港重大民生问题所必须强烈推行的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维度），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做法有非常强的共性特征，就是害怕政治、回避政治。
以LZ为代表的GOSAR高级官员的形象现在越来越清晰了。我相信内地对他们这个特征的了解也是有个过程的。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能仅从个人角度（例如能力、品德、政治立场等）对他们进行分析，而是看他们成长的土壤。
第一没有政治意识。（另一种说法就是“在政治上没有sense”）。所谓没有sense就是不了解什么是政治（政治其实是一个社会之内各种社群、团体、利益、意识、观念的博弈），不懂得透过政治的维度、角度、视角来看问题，看不到任何一项政策举动背后带来的影响。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自信的强推修例，就属于缺乏政治意识；对香港重大民生问题、民情问题没有体察，属于缺乏政治意识；在非常时期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不论你有没有能力做，只是说你需要有这个立场和意识），也是缺乏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不是一下子能教会的，本质是一种理解世界的认知方式。香港现在进入中美全球博弈的前线，本土年轻人又高度政治化，脱中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GOSAR的高层行政人员缺乏政治意识，不能处理政治问题，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香港不光是GOSAR高管缺乏政治意识，而是社会普遍问题（比如日前中大段校长对学生的讲话就是缺乏政治意识的代表）。这里有历史、社会、文化方面多种成因。首先中国南方沿海重商主义城市的政治意识都不算强（但会受到中国国民政治意识的影响）；香港又长期接受殖民统治，老一代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意识被压抑，这方面缺乏就不足为奇。
第二缺乏政治素质。政治素质包括多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政治意识。
我理解做政治家最核心的几条素质；
1）需要对政治极为敏感：对社会内外（即国际国内）大的社群、团体、利益、意识的博弈非常敏感，要有比较好的观察能力和直觉（Trump非常缺乏知识，但他有不错的直觉），要非常善于对利益和利益攸关者进行分析；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思维能力（联系古今）；要十分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等
2）要有非常强的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要善于与你的决策所将影响到的人们联系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聆听他们、感化他们、说服他们、改变他们
3）要有很强的协调、管理和推动能力：政治就是撮合不同的利益：把不同的人和群体弄到一起去，找到共同点，办成一件事
4）要有领导力（leadership）、个人魅力（charisma）、感染力，就是各种人都愿意听你说话，能被你打动，被你感染、升华，相信，愿意把自己社会的命运交给你。前述的沟通能力、协调推动能力也与领导魅力有关
5）需要能够在重大问题上拍板决断。在重大问题上要能有担当，承担责任，而且是承担历史责任，要能做政治决策（而不是制定某项政策）
6）要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心理脆弱、易陷入抑郁症、容易崩溃的人可以当艺术家，但不适合当政治家
7）要有温情（compassion），但不能同理心（empathy）过度，同理心过度的结果就是不能得罪人，不敢决策
就看上面这些，一众GOSAR高级官员都不具备。他们是典型的公务员，事务性的，负责制定某项具体的政策，但不是政治家（politician），更不会有所谓的statesman。
所以，请这些官员面对市民，与市民对话，那只能是灾难性后果。
他们之所以不具备政治家素质，乃是因为本来就是按照公务员培养出来的（educated and trained as civil servants），需要有政治维度考虑，需要有政治拍板的政治决策是殖民者做的，公务员只需要制订、执行及汇报。他们基本都是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ees），不是通过选举产生。即便是特首，也是间接选举产生，不需要具备普选所需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政治素质。
让他们一夜之间突然转变为政治家，确实勉为其难。
第三有政治中立性（political neutrality）的定势思维
LZ上面的各种说法，都可以归结为逃避政治：在政治上不选边，不站队，回避政治决定。所谓政治决定，必然是涉及某个立场，某个主义、某个价值观，带有主观性的。譬如维护中国主权完整以及主张香港独立（或脱中）背后是两种价值观。左翼经济政策和右翼经济政策也是两种价值观。基本上任何带有主观性、价值观色彩、特定立场角度的选择都是政治的。
在西方代议政治里，都要求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political neutrality），意思是说，公务员就是具体制订政策、执行政策、负责具体治理管制的公共机构。但选择迎合哪种意识形态、哪种价值观、服务哪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如何进行长短期考虑、如何进行内外考虑，这些大部分是政治的，由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决定。政治家获得了授权后，自上而下接管政府公务员体系，统领公务员负责具体的政策执行。
公务员的任务是服务那些拥有政治授权（political mandate）政治家，可以从政策和技术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不能从政治上挑战政治家。
所以，美国财政部公务员们对Trump主导下与多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有看法，或国务院及五角大楼对Trump对叙利亚、伊朗的政策有极大不满，但都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因为Trump有政治授权，而公务员没有。公务员只是纳税人资助用来支持选举政治家的。公务员如果参与政治，从政治上反对选举政治家，那就是站到了纳税人的对立面，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成熟的代议民主国家，选举政治家与官僚体系的摩擦与协作是一个恒久的技术问题，但公务员的政治中立性是绝对的金科玉律。
GOSAR的高级官员都是在政治中立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熏陶、浸淫他们的就是政治中立原则。突然要在非常时期做出重大政治选择、承担历史性的政治责任。
因此，再理解LZ及其团队就容易了：他们的毕生训练使得他们很难脱离定势思维——他们的默认模式都是政治中立，不站队，不选边；不站队不选边是默认正确的。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使得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情景下应当将默认模式调整政治不中立。
这就进入了最后一条，“恐惧政治”。
第四是恐惧政治。
1）因为缺乏政治意识，GOSAR高管眼里似乎看不到政治，同时缺乏判断，不能分辨哪个问题属于政治范畴，哪个不属于政治范畴，只是政策范畴；不知道自己选择可能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tical implications/repercussions）；
2）因为缺乏政治素质，也限制了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和胆魄：一旦某个解决方法可能涉及脱离常规、超法律、超常规、涉及政治判断及解决方法（例如广泛的动员、宣传、沟通、对话、协调、谈判、撮合、说服感化、实施领导力）时，就脱离了他们熟悉和舒适的领域（comfortable zone），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能力范畴，不具备操作性，勉为其难，因此从认知上会主动把门堵死，选而求其次，寻找自己熟悉的方法。因此，在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时，LZ的施政报告仍然是一个正常时期的报告，以生硬的方式表达，充满零碎的、技术的具体政策，没有能从更高维度回应市民诉求，安抚市民情绪，exercise leadership，为香港的未来、在撕裂的市民中找寻新的和平共处方式、新的共识提供富有感染力、前瞻性、有价值引领的表述——都没有。这确实超出了他们的意识、理解和能力范畴。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回到自己熟悉的政策领域；
3）既然如此不擅长政治，特别在反对派仍然声势浩大，不少市民情绪仍然激动，批评力量排山倒海，他们就更看不清楚问题，找不到自己的立场和位置，然后一个错误接另一个错误，狼狈不堪，无法收场。我想他们内心深处的反应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这个时刻做好准备，不要对我们苛求太多。我们要伺候这么多方面（又是北京又是香港又是中国又是美国，这么复杂，我们怎么搞得清楚啊），我们容易么（成天被骂，街不能逛、发廊不能去），我们也就是做一份工，你以为我想做么（我也想过撤啊），有本事你来做啊。
就是这个心态，如果说一开始他们还有立场，情况越发展，形势越复杂，他们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不愿意“蹚政治的浑水”，不愿意站队选边、背负这么大的责任，就想老老实实做个公务员。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political animal）。GOSAR的高官们想说的却是：我们其实是“apolitical animal”（“非政治”的动物）。如果各方和情势再逼他们，他们最后要说，我们根本就是“anti-political”的（反政治的）animal，不要逼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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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顾一下香港的形势：
1、香港目前遇到的是重大政治问题，反对派的诉求是政治性的
2、香港本土派/激进派/泛民反对派的脱中诉求触碰政治底线，必须做出鲜明政治表态，不能含糊
3、整个香港社会已经泛政治化
4、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香港本土派/激进派（及更年轻的新生代）不但高度政治化，且已激进化。政治将是香港社会未来的重要主题
5、对香港目前遇到的形势需要进行政治判断，在政治决心和意志力的支持下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对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政治支持
上面的关键字就是政治、政治、政治、政治。一切都是政治：社会矛盾已经推到一个临界点，公务员港人按照“常人政策”的模式已经hold不住了，治不了。一切都围绕政治发生，需要政治解决。年轻人现在眼里全是政治，只谈政治；而老一代当权者眼里却没有政治，不谈政治，呈现出非常奇特的两个极端。
我们觉得LZ和GOSAR软弱，立场不坚定，拿不出政治手腕，甚至行为越来越无法理解，原因就是这些视角，这些思维方式，所要求的政治判断、意志和素质，可能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能力。
最近很多人讨论港人能不能治好港的问题，在今天社会越来越政治化、激进化的香港，期待由老公务员为主体、领导的GOSAR承担政治角色，发挥政治作用，采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背负政治责任，看来有点勉为其难。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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