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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的确有一个世代,不管我们今天几岁,我们一直都是努力地想要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
现在大家比较在意的是生活吧,如何让自己活得好,所以我蛮意外的,《浮生六记》还能够卖一百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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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曾在《好奇心日报》的访谈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慢慢变成一个比较自私的人,所谓自私就是自我追求会相对比较重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杨照本名李明骏,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来去哈佛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杜维明。他做过《明日报》、《新新闻》周报的总主笔,也做过NEWS98电台“一点照新闻”的节目主持人,理想国还出过杨照的一些书,看书名和领域你真的难以相信这些书出自同一个人。
比如一本书叫《以平等之名:托克维尔与<论美国的民主>》,另一本叫《呼吸:音乐就在我们的身体里》,还有一本书名很文艺,叫作《寻路青春》,后来又出版了一套传统经典领读书系《经典里的中国》。
总的来说,他的写作领域涉及政治、历史、思想、文学、音乐,甚至“亲子育儿”,张大春说得特别好:“所知不太妙,每事问杨照。”
但是在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杨照之前,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哈佛时期,在他青年时代的关键节点,他做出了一个“下策”的人生选择——他主动放弃了完成学业。
直接原因是当时台湾正进入最剧烈动荡的时期,对于年轻人杨照来说,台湾社会远比学院更吸引人。但如今回看,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杨照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
他从未停止对世界的“饥渴”,就像他后来常说的,“年轻人最重要是知道世界有多大”;可对世界变幻莫测的瑰丽见识愈多,他对自己便愈加忠实。
这就是为什么,日后的他会成为一个不同于学者的“博学者”。
下面这篇采访,就是关于如何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杨照提给年轻人的一些参考建议。
来源 | 看理想电台
讲述 | 杨照、颠颠、dy
1.
你怎么可能甘心说,

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呢?

颠颠:我知道您一直学历史,包括去哈佛读历史,可不可以讲一下那边读书的一些情况?

杨照:坦白说我在哈佛待了六七年时间,真正耗在学历史上的时间不多,因为你真的感觉到那叫做“入宝山”——入了宝山看到的所有东西让你眼花缭乱,“眼花缭乱”的意思是说知识的范围这么广,而且在那样一个校园里面。
对于美国,我自己有一些固定的成见,例如美国普遍来说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所谓“封闭”是有数据的,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国民大概有60%一辈子没有拿过护照,他不需要拿护照,因为他不出国。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平均的人民来说,虽然是世界强国,但他们的世界观是非常有限的,很多美国人搞不清楚欧洲在哪里,更不要说台湾在哪里。
但是这个社会了不起的地方是,虽然美国平均可能60%的人对这个世界没有完整的认知跟理解,可是你看它的学院,基本上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一个再冷僻的知识领域,在美国的学院里面都有顶尖的人在做,这些顶尖的人又会格外地聚集在像哈佛大学这种顶尖的学术单位里面。
所以你到了那里,真的就是全世界人类文明最美好、最丰富的知识全部集合在那里,那你干嘛自陷于学历史呢?
我留下最印象深刻的课堂,基本上都不是历史的课堂,包括我自己在博士考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是社会人类学,所以我跟教授学亚马逊河土著民族,跟他到亚马逊森林里面去做田野调查,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
又例如说我自己喜欢音乐,在哈佛大学的音乐系上过一堂课,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堂音乐系里上的课,是跟数学系一起合开的,上课的老师是一位数学系老师,他是完全用数学的方式来解读巴赫的音乐,应该是巴赫平均律当中降D大调的一个前奏曲,把它从头到尾变成一个数学公式——原来巴赫的音乐是完全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不得了!
他很多数学的内容我没有办法充分地掌握,但是让你看到或者让你认知、理解到,这是多么庞大的宇宙中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世界!
又例如说对我影响很深很深的是一位哲学系的教授劳尔斯,因为他讲社会正义、讲社会的哲学、他的《正义论》,包括上个别课的时候他讨论正义的方式,他非常非常低调的那种内蕴的热情。跟他上过课之后,我一辈子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方式——不管是用一种愤青的方式,或是用一种无知的方式来面对社会正义这个话题。
类似这样的东西,才是我在哈佛大学大概七年时间里所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颠颠:你在好多场合都会说到一句话,“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世界有多大”,我发现您特别强调这个,可不可以展开来讲一下?

杨照:有一部分是出于我自己生命的经验,我来自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和特别的时代。
这个环境是台湾,台湾作为那样一个小地方,当时又在那样威权统治的情况底下,它又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所以反而倒过来,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最大的限制,但是植入在我生命里面的,是一种非常明确、强烈的渴望。
我从小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被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很想知道,而且每一次、每一次,像是开一个一个窗口一样,我碰到什么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对,外面还有这种东西,也一定不止有这样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美国电影,看到好莱坞的电影,我们知道存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可是等到好莱坞电影看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突然又发现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我们看到了戈达尔,我们看到了特吕弗,不得了,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虽然我们当时可能就认识美国跟法国的电影,但你必然有一种想象说,光是电影这个领域,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就有多少美好的东西,等着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就可以去掌握、去发现。
或者音乐,我年轻的时候非常不喜欢听台湾的流行音乐,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我受古典音乐训练的关系,但是当我听到美国的这些摇滚乐队,例如Beatles音乐,很不一样。
当“一般的好学生”也听Beatles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离开Beatles,最后我们发现了The Doors,我们发现了The Who,我们发现了Pink Floyd,听到了Chicago……我们发现,原来流行音乐可以用这么复杂的方式来写,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这些东西,你会一直意识到说,你所生活的跟你所感受的这个世界,不过就是真实世界非常非常微小的一块,你怎么可能甘心呢?你怎么可能甘心说,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呢?所以会一直不断地想,我想要再多知道一点,我想再多体会一点。这是我的来历。
因为我这样的来历,等到整个世界改变的时候,我无可避免就会有这个感慨,尤其是例如我面对台湾下一代的青年人,包括我来到这边遇到像你们,我还是会感觉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的条件都比我成长的时候好太多了,你们跟这个世界可以产生这么多连接的可能性。
我有的时候也就会不止是感慨,我甚至会生气,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多么饥渴,可是我觉得你们好浪费,你们明明可以有这么多东西丰富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自我设限?
所以为什么我会一直反反复复地说,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它的背景、它的来历是这样的。

颠颠: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您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性格。

杨照:我想有一部分是个人,但有一部分真的是时代和环境。像你们可能认识的一部分我这一代的台湾作者,很多人都是这样,例如说舒国治。
他有一部分跟我完全相反,你如果要选择你认识的最勤劳的人跟最懒散的人,那我们两个人是极端,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面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或者是向往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跟庞大。
他永远都会记得他在美国的时候开着他那辆旧车破车,接下来就连接到公路电影,接下来就连接到音乐,接下来就连接到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在这一点上面,我真的不觉得是个性问题而已,是真的当时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培养了我们这一代的人。
我们这代人往上追,大概追到像林怀民,再往下大概最后最后就到我,或比我再小一点点,但我们这里的确有一个世代,不管我们今天几岁,我们一直都是努力地想要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
颠颠:您这样说,我想起大陆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读书的气氛、文学的气氛、文艺的气氛是最好的,大家都有一种报复式的阅读。
杨照:就是“补课”吧,当然这个你们都没有经历过,差不多是我这一代60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那个时候不管是出版、电影、音乐,大量地进入到这边,抓到一本书如饥似渴。
现在大家比较在意的是生活吧,如何让自己活得好,所以我蛮意外的,《浮生六记》还能够卖一百万本。
2.
知识以外,
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学者人格

颠颠:我们再说回到您在哈佛的一些经历,我想问一下您当时主修专业的导师是哪位?他在治学、做人方面对您最大的影响是?

杨照:杜维明老师。风度。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自己很早就有强烈的主见,我在学术知识上面的追求跟杜维明先生其实很不一样。
杜老师是一个儒学的传道者,他对儒学有一种温厚而且非常强烈的信念,可是我治学的领域跟方向是思想史,杜老师比较偏哲学,尤其是儒家,我即使是面对儒家都是一种比较思想史实的分析式的方法,很坦白地说,我认定我的学术路数可能比较接近余英时先生。
而且1987年代我去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刚刚好就在83、84年的时候,余先生跟我老师杜先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论战(这些都是学术掌故了),其实就是牵扯到“儒家本位跟思想史本位”这中间的差距。我是抱持着思想史本位,而且这场思想史本位的论战对杜老师又有部分的冲击跟伤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变成了杜老师的学生。
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也惴惴不安,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跟同意杜老师的学术方法,可是真的让我感动的是风度。从一开始杜老师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跟他上课,每一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辩论,杜老师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他就一直鼓励我说,没关系,你就说你自己想的。
我们当时讲的这些东西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说在讲孟子的时候,杜老师在意的都是孟子的理论,但我在意的是孟子在战国那个时代,就像我在解读孟子的时候,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谓好辩这件事情跟名家的关系。
*注:名家,即战国时期专门探索语言规则,有时甚至玩弄辩论盲点的人士,详见杨照音频节目《古代中国的留言》谈孟子。
这些都不在杜老师的脑袋里面,当然杜老师会非常鼓励我,他就说这个很好,你应该怎么样。他从来没有用他自己的学术立场希望我怎么样改变,我觉得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个知识上面的立场跟态度,对我的影响都要更深。
当你知识学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应该让你的心胸开阔,那是一种人格。我一直相信有一种学者的人格,我的的确确就在我的老师杜维明身上看到这种学者人格,也在我刚才讲到的劳尔斯身上,对我另一个影响很大的老师,看到这种学者的气度跟学者的人格。
我记得第一次去找他上课的时候,当时他问我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是历史系的,为什么要找我上课?
我当然讲了一堆我的好奇,我对思想史怎么样,讲完我就说,我想要跟他学他的一本著作里很多内在的东西,我一直跟他讲我读这本书。
他的第一个反应说,你读错了,你不能一直读我的书。
他让我去读——当时还是默默无名,后来变成哈佛大教授,写的一篇博士论文就是以写攻击劳伦斯教授为主的——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学者的书。他说你应该先读这本书,你一直读我的书不能了解我,你要读我的论敌怎么讲我。
我非常地感动,当然我必须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被他的论敌说服,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我知道我在台湾不可能碰到这样的老师。
这个老师每一次上课,我们用的教材是他的书,但他永远站在很奇怪的角色上,例如我们两个人,我是老师,你在读我的书,但结果后来都是我在批评我自己的书,你辩护我的书,都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人的学术人格跟学术的“integrity”(诚实正直)可以到这样一种程度,他还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教学生,非常非常感动。

3.
永远不会过时的能力
颠颠:很多人觉得,不读经典,对我未必有什么影响。

杨照:90%的人都不读经典,也都能够活得好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说“活得好好的”意味着什么?
我所认知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所要面对的环境有一个特性,这是一个变动非常快速的社会,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不到这个快速变动、激烈变动的终点,所以它产生明确的压力,我在这边经常会碰到年轻人都有这种高度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我今天会了的本事,我拥有的能力,我不知道三年五年之后还有没有用。
我们看到太多了,因为时代跟社会改革得太大,你今天认为这个叫做“有用的事情”、“有用的能力”,我要赶快去学,等到你学会了,这个行业消失了,因为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这么快速变动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培养我们自己内在的、可以应付变化环境的能力?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的问题,一个会经常碰到不一样人的社会,你必须要有所准备。
不要说你会从北京去到长沙,北京人跟长沙人过的生活不太一样,不要忘了,你也可能会去到东京,去到巴黎,去到伦敦、纽约,甚至你会去到乌拉圭,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请问你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要碰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把这两个条件综合起来,我很想对年轻人说的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你不能够再用以前那种急切跟现实的方式看待自己。你不要一天到晚想说,我把英文学好就好了,我会看会计财报就好了,所有这些有用的能力,它随时都有可能过时,而且有用的能力很多时候它反而会让你在遇到不同人的时候,变成你的限制,因为你只会这种东西,你只会用这种方法看待别人。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认为最需要或者最安全的两种能力——
一种能力是,我们能够体会、能够认识很不一样的人。所谓体会、认识是什么?
你知道有一种朋友是,无论你怎么跟他说话,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听不进去,那种人多痛苦,因为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为什么听不懂你跟他讲的话?因为他跟你是不一样的人,而他没有能力离开他的自我中心去了解别人。
相对的,我们同样也还有一种经验,有一种人你跟他相处起来非常舒服,不管他的个性是什么,不管他的行业是什么,你跟他说话,你知道他听得进去你在说什么,甚至有时候你还没说你想说的,你觉得他都可以体会、可以理解,因为他拥有sympathy和empathy的能力,他能够体会你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用你的立场、你的态度来了解你说了什么话。
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们都很舒服,所以这个是很根本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怎么来?很大一部分是,你要能够体会人类经验的多样性,你要能够摆脱自我中心。
你碰到任何一个人,不能把每个人都当做是你自己,你不能先入为主觉得我自己就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不是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即使光是中国传统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它里面所含藏的人类经验的丰富跟多样性,就可以培养一种有助于我们离开自我中心的、我认为在这样的现代环境当中比较健康的态度。
我们现在需要的另外一种大概永远不会过时的能力,是你如何表达你自己,你如何让自己被别人理解。这两种能力有一部分也是一体两面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很热情、很积极地学英文,甚至在学法文、德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真的用英文跟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沟通的时候,你讲的英语他听得懂,并不表示,你用英语表达你自己的思想、你的态度、你的生命时,他也可以理解,这是两回事。
比如对于美国圣经地带Bible Belt的人,他们跟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多认知跟想法,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同情跟体会的可能性的话,你说的英文,对他来讲也就只是英文而已,他还是不知道你试图跟他说什么,他根本不可能理解你。
*注:Bible Belt,美国对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俗称。
所以你要有效地跟别人沟通,让别人了解你,你得有这种内在的能力,一眼看出来我现在面对的、我在沟通的这个人是谁,他听得懂什么,他听不进去什么。
两种能力加起来,我们是真的应该花一点点时间培养对于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知跟理解。这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管道,但就我所认知理解的是,读经典,读各式各样的经典,对这种能力是最好的一种帮助、一种累积的渠道。
所以我还是认为,年轻人可以不读经典,如果你认为你将来一辈子重要的关键时刻,就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固定的环境里面活着的话,那没关系,可是如果你真的要面对现在多变的、多样的环境,我还是劝大家考虑一下,读经典应该是有帮助的。
“杨照在我看来,是最优秀的经典“摆渡人”之一,无论是中西各种典籍,无论哪一部吓坏人的经典巨著,他都可以娓娓道来,讲得深入浅出。”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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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照讲「古代中国的留言」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电台第9期及第1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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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编辑:陈皮
音频编辑:颠颠、dy
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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