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英勇无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会,探索民族前行的历史可能性。社会上一般印象,七七级们也如此自我认定,我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无论之前有过多少磨难,似乎从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起,我们的名字就习惯了与成功之类的字眼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群,常常忽略了挫败(尤其是历史性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入学之初,因经历了浩劫而自觉承担的使命,因生逢其时而暗藏心底的那一腔宏愿,好像,也都早已湮没于时间的忘川。多少年了,午夜梦回,如今时时袭来撞击久已沉寂的灵魂,岂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败,那些未能实现的历史可能性,那些被错过的、擦肩而去的历史瞬间?
早晨,北大!
文 | 黄子平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1949年生。高中毕业后,到海南岛橡胶农场当农场工人八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及《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以及《香港散文典藏》。
入学时,班上白皮细肉的学生哥不多,众同学来自天南地北,一个个面容沧桑,筋骨劳苦,隐隐然身上都有点江湖气息。小字辈机灵如梁左者,就四处打探各人底细。主要打探两项,一弱,一强。读中文系的嘛,不用说,弱项即高考时的数学分数。彼此问起,大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最后消息灵通者透露,说是老叶和老颜并列居首。人家那是“老高三”,“文革”前就扎扎实实,经了足秤的全科训练。连弱项也强如此,梁左说,不能不写个“服”字。强项,乃入学前发表过些什么作品。文学专业七七级果然卧虎藏龙,探得诗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志红)一孙(孙霄兵),小说家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个个身手了得。梁左激动得直哆嗦,自始怀揣小说初稿若干,一有机会就掏出来向大哥大姐们讨教。孰料哥们姐们儿全都谦逊地直摆手,说,得得得,回家问你妈(谌容)去。这一摆手不要紧,造就了后来的“喜剧大师”,小梁左的才华往相声和情境喜剧的方向使劲发展去了。但我想他心底至死不渝的执念,还是要写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出来的吧。
梁左,1957年9月3日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内地作家、编剧。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刚开学,老系主任杨晦先生经典的“定向培养原则”,就在不同的场合被一再宣示:“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后来历届的系主任,似乎也仍然不断向新生宣示这原则。其实早在我们那年头,大家就已对原则心领神会。好多已然是作家的自是无须培养,一心要弄创作的文学少男少女,如李春、梁左、苏牧,也都明白,贵“文学专业”不培养,咱自个儿业余练练总行吧?不知怎的,这些人居然晓得现代史上有过一样东西,叫做“社团”,而且好像宪法上也说是可以自由“结”之的,就都嚷嚷着要立个文学社。诗人们心头热血一向澎湃,捋袖摩拳就要动真的,倒是小说家们习惯了起承转合,都说先问问领导的意思,终归稳当一些。不料问的结果,领导比咱的思想更解放,说,文学社,很好嘛,可以立一个!
班主任张老师就带了一众周身“文学细胞”超兴奋的同学,在未名湖石舫,聚会立那“社”。请来毕业留校十几年还是“青年助教”的谢冕老师当顾问。谢老师当时正给我们授“当代文学史”的诗歌部分,讲台上最受欢迎的是大声朗诵郭沫若“百花颂”里的那首《水仙花》:“活得多,活得快,活得好,活得省!”还有一首《舱内舱外两个太阳》,然后一声长叹息,道:“现代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后来写的这叫什么诗嘛!”那一晚薄云拂天,星月微熹,石舫上花了最多热烈的时间,构想文学社的名字。
谢冕(1932-),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湖岸诗评》、《北京书简》、《共和国的星光》;有《谢冕文学评论选》等。
谢老师比同学们兴致还高,回忆起多年以前,文学五五级,也立过一个“红楼”文学社的。火得很吶,都有谁,张炯、孙绍振、温小钰,数到林昭,就没再往下数。噩梦,但噩梦醒来是早晨。谢老师当然希望我们的文学社接棒还叫“红楼”,可是那年头谁都觉得干什么最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总之有点开天辟地的意思。后来我说就叫“早晨”吧,大家就拍手,“早晨”一致通过。文学社下分诗歌小说评论各组,还要出油印刊物,刊名《早晨》。顺便把“主编”安了给我,张老师建议说,此人入学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当过“借用编辑”,有经验的。
北大《早晨》文学杂志
那是文学社唯一的一次全体活动,平时还是分组行事。诗人们激情洋溢,在三李一孙带领下活动频繁,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朗诵新作。新作积累得很快,《早晨》的创刊号,理所当然是“诗歌专号”。有一回,借了校图书馆的活动室,与著名诗人顾工座谈。顾工闭口不谈自己的诗,郑重推荐的却是他儿子顾城,发在朝阳区文化馆的刊物《向阳院》上的组诗《无名的小花》。那年头只知道顾工,没听说过顾城,于是轮流传阅,“让太阳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纷纷赞叹“好诗好诗”。顾城含羞坐在一旁,没说话。诗歌组也忘了跟他约点稿子。《早晨》创刊号的风格显然与朦胧诗相去甚远,还是与当年“拨乱反正”的主旋律同步,无意中延续了记忆犹新的,高考作文题的思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无非是怀总理、忆老帅,诅咒黑暗,顺便也赞颂了英明。真正“文变染乎世情”,敏感及时追上了“伤痕文学”脚踪的是小说组。
顾城(1956—1993),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一个诗人之家,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在新诗、旧体诗和寓言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
因了“主编”之责,各组有活动都叫上我。小说组没诗歌组浪漫,却更好玩。原来小说组的活动别具一格,坐一块儿不干别的,专门轮流“谈构思”。大约是之前“工农兵创作学习班”的传统,相信集体智能高于灵感与个性。照例是这样开始:“嗯,我想写一篇小说,题目嘛还没想好,人物都有谁谁谁,情节呢……”情节都还来不及展开,大伙儿就迫不及待,一通乱出主意。主意馊的居多,偶然也能支点高招。
最爱谈构思的是陈建功,从宿舍到大饭厅打饭一个来回,《萱草的眼泪》就大致成形。当然到第二天那构思又改了,推倒重来面目全非,也不见得比昨天的好。总之在他定稿之前三番四次,去饭堂,去课室,去图书馆,逮谁是谁,你总得一路点头听他谈构思。吴北玲在小说组谈她的长篇小说设想,陕北的苦人们那个苦呵,谈得一组人直掉眼泪。后来我总爱揣想,那是我们班另一部湮没在忘川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了。黄蓓佳的《夏天最后的玫瑰》,类乎古诗说的“美人迟暮”,原来用的却是世界名曲的题目。王小平的《小罪犯》,题材很尖锐呀,写的时候分寸感该如何把握呢?岑献青写《夕阳下的江水》,右派平反改正,这是从“伤痕”推进到“反思文学”了……如此这般七嘴八舌,听人谈构思,竟然比读小说还过瘾。后来修读金开诚老师授《文艺心理学》,发现许多概念,原来小说组的同学早已无师自通。
陈建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后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现任中国作协第七届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出版过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等,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等。
《早晨》,十六开油印本,纯文学刊物,非卖品;一九七八年出了一期,一九七九年出了三期,总共四期。油印本也者,是相对于铅印本而言,在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发明之前,是小规模印刷的主要方式。小时候看红色电影,每见地下工作者在密室中哧啦哧啦推油墨滚筒,然后在十字街头长衫青年一甩围巾漫天撒传单。这与革命时代相始终的印刷工具,钢板、蜡纸、滚筒,俨然透着某种神秘的庄严,如今却只能在某印刷博物馆里见到了。
《早晨》第四期的“版权页”总算列出了刻写者的名字:杨柳、高少锋、赵小鸣、孙霄兵、徐启华、李彤。每期的“主刻手”是李彤,他入学前是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工人,曾经带同学回厂参观景泰蓝制作工艺。李彤写得一笔好字,文学史教到元曲部分,他住的32楼332室的墙上就元气淋漓,贴了一幅关汉卿的《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如何如何打折了腿还死不悔改愣往烟花路上走,同屋们遂自我命名332室为“铜豌豆庐”。每天早起看到他们一粒粒器宇轩昂往外蹦,我们住隔壁334室的同学无不讶叹:好的书法,鼓舞士气如此,难怪如今领导人到哪儿都有纸笔墨砚伺候呢。其实一个字一个字刻蜡纸,不比挥毫泼墨,很是枯燥乏味,李彤却乐此不疲。“诗歌专号”他一人包干了。再两期,则有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的赵小鸣帮手。第四期“小说专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才有杨高孙徐的加入。
《早晨》的纸张等费用记得是由学校赞助的,每期印数一百本,除了七七级同学和班主任人手一册,其余主要是用来跟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社团交换。印数如此少,您如今若是还有一册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数据,纯粹好奇用计算机检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库藏,当场傻在那里没动。同学如有熟人联系,也鼓励寄给一些体制内的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都分别广播或刊载过《早晨》的小说与诗歌。我每期都给广州的《花城》寄,后来他们专门来了两位编辑(罗沙和林振名),住在学生宿舍里看文学社的稿子,挑了《流水弯弯》等一批作品走。
1979年《花城》创刊号封面
那年頭各省市的文學刊物雨後蘑菇似的,舊的復刊,新的創刊,稿子奇缺。體制內外的文學力量互相激蕩,匯流得很快。一日,收到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大路社”寄給《早晨》主編的包裹,兩大捆,每捆一百,32開鉛印本,薄薄的小冊子,藍色封面,紙質差,校對更差,疑似哪一家縣級印刷廠匆匆忙忙幹的活。黑大的同學附有短函一封,說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新時期最最重要作品,請“早晨社”同學在北大校園代售,成本費每本貳角伍分。都知道報告文學的功能,向來是激發公民責任心,坐而言、起而行。
李春正在上鋪擺弄某種樂器,一見來了兩大捆,一躍而下忙問老黃又有什麼活幹。梁左別的方面懶散,讀文學雜誌倒是勤快,忙把大夥兒攔住,說,前兩天才出的《人民文學》,頭條,寫一東北女的,煤炭局長,貪污那叫一個多喲,二十萬元人民幣!得,平郵郵件的速度,趕不上文學界思想解放的速度。黑大的同學還在為這事挨查呢(聽說後來還影響了畢業分配),報告文學卻已經一炮而紅,到處轉載,連獲大獎。作為黑大同學曾經鐵肩擔道義的見證,那兩大捆就靜靜躺在我的床鋪底下,到畢業遷出宿舍時,不知所終。“大路社”的同學好像也都忘了成本費的事。
又一日,《早晨》主編又收到沉甸甸的郵件,這回是上海寄來的。拆開是一大卷八開稿紙,工整小楷手抄小說三篇,篇篇題目很特別,都只有一個字:《鎖》《貓》《火》,作者是上海某廠技術員曹冠龍。小說寫得結實有力,譬如《火》這篇,說是有一年輕政治犯被槍決之後,眼睛移植給公安局長,手術很成功,拆紗布那天局長一睜眼,眼前總是一片熊熊火。附有短函一封:拙作三篇,請“早晨”社同學幫忙在北大校園代為張貼,不勝感激云云。
我把小說給建功看了,他也是擊節叫好。我說,兩點:第一,這位是來歷不明的“社會人士”,不比各大學社團的同學,多少知道點根底;第二,這三篇可有點狠,比當時正挨批的《飛天》之類還厲害……建功說,是好小說不是?是咱就貼!這樣吧,別讓小字輩跟著,就咱倆貼去,出了事咱倆老傢伙兜著。
建功和我同年同月生人,我比他癡長幾天,在文學七七級班上,算是依齒序排為老五老六。前礦工和前農場工,倆屬牛的,一人刷糨糊,一人順著頁碼貼了《鎖》貼《貓》再貼《火》。大清早在32樓對面牆上貼了一長溜,中午時分,就擠滿了端著飯碗讀小說的人群。但是也沒有熱鬧幾天。不久新一期的《上海文學》,就全文刊載了《鎖》《貓》《火》三篇,而且好評如潮。若干年後,我和建功在據說跟“文化尋根”有關的那次杭州會議上,見到了小說家曹冠龍。握手道了久仰,誰也沒提北大校園貼稿子的事。
其實,跟“社會人士”的文學交往,小字輩比老傢伙走得快多了。小剛、小聰、小楂、小平,隔三差五,就騎車進城,到東四十條的一個大雜院,煙霧騰騰,參加《今天》雜誌的文學活動。一日,小平和小楂引了北島,到北大圖書館前的草坪,跟“早晨社”同學“隨意聊聊”。聊聊才知道,北島的來意非常明確。話題散開去又繞回來,老在說《今天》的詩歌最強,小說次之,評論就弱了。原來他讀了《早晨》第四期上小楂的《最初的流星》和我的評論,說,武漢最新一期的《長江文藝》,終於刊登了原先在《今天》連載的中篇小說《波動》,準備在下一期組織一組評論,請他在北京這邊也邀點稿。子平你也來一篇?好吧,來一篇就來一篇。兩天后趕了出來,交稿,北島吭哧吭哧地說,武漢那邊正在展開對《波動》的大批判哩,這稿子只能給《今天》用了。此時《今天》的生存處境也日漸艱困,我的評論後來是發在“今天文學研究資料”上,也就是說,一個非正式社團的非正式出版物上。
诗人北岛
《早晨》呢,也沒有繼續出。多年之後同學聚會,都納悶,按說《早晨》當年的勢頭,如火如風,怎麼歸總才出了四期呢,好像不止吧?其實,一個班級,文學的能量終歸有限,當年分流的管道又多。成名作家的稿子,正式刊物都等著要,這邊廂未來得及刻鋼板,那邊廂早已經上機變鉛字了。文學少男與少女們,又忙著以“早晨劇社”的名義,排演話劇《美麗的愛情》和《良心》,分別是李春和建功的本子,多才多藝如李彤、北玲、蓓佳、小平,都是領銜主演。話劇轟動,還拿了獎,李彤差點當職業演員去了。不過《早晨》悄悄地沒有再往下編,主要還是跟另外兩家刊物有關,一家順理成章吸納了“早晨社”的骨幹力量;另一家,卻一波三折,說起來像長篇驚險故事。先說這“順”的一家:《未名湖》。
所謂“順”,是說來頭大,來路也比較“正”。五四文學社是由北大團委領導下成立的,社長是當時團委文化部的負責人張幼華,副社長有三位之多,鄒士方(哲學系七七級)、李志紅、陳建功,還有北大黨委書記當名譽社長,朱光潛、季羨林、王瑤、章廷謙、謝冕等任顧問。來頭大的好處是可以請到許多名人來演講,但當時最吸引的是可以弄到不少“內部電影”的票,招待社員們觀摩。我和小平、小楂基本還是參與了《未名湖》的編輯活動,因而結識了不少外系的文學青年。
從前大學文科招生,分數線由高而低的順序是“文史哲政經法”(如今當然是倒了過來)。話說當年老顏本來報的是法律系,分數太高,讀法律可惜了,遂直接被取到咱文學七七級。讀了四年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得,畢業時又給分到政法部門去了。當時我安慰老顏說,至少有一門功課沒白讀,“公案小說”是也。反過來可想而知,當年很多本來報考中文系的文學天才,一不小心差幾分就讀到政經法去了。這些人的才華主要就在五四文學社裡洋溢。
五四文学社部分社员
《未名湖》由茅盾題寫刊名,封面由小聰找來他的中學同學徐冰設計。原來是套色分版的,我和小平、小楂看見其中黑底的一版,不約而同連說這個好這個好。您如今看到的第一期封面,就這麼黑底紅字地呈現,充分暴露了我們當年的審美偏見。很多年後我在芝加哥碰到徐冰,他還念念不忘,堅持原來的設計才是最好。小平、小楂還負責小說組的審稿,記得她倆曾經找來七八級的劉震雲,很認真地給他的《瓜地一夜》提修改意見。害得震雲一宿沒睡,抽掉兩包煙通宵改稿。吳北玲拿來她的農友史鐵生的《沒有太陽的角落》給小說組。詩歌組的主力則有蘇力、亞丁等人。聽說五四文學社和《未名湖》都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可以說是八十年代創立的學生社團與刊物中的長壽者了。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著名作家。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11年8月20日,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相形之下,我們所參與的另一家刊物就短命多了,只出了殘缺的一期。《這一代》,由中山大學《紅豆》、人大《大學生》、北大《早晨》、北京廣播學院《秋實》、北師大《初航》、西北大學《希望》、吉林大學《紅葉》、武漢大學《珞珈山》、杭州大學《揚帆》、杭州師院《我們》、南開大學《南開園》、南京大學《耕耘》、貴州大學《春泥》共十三個社團聯合創辦,1979年11月出版,16開鉛印本,108頁,定價肆角伍分。
武漢大學的張樺是郭小聰的中學同學,中山大學的蘇煒是我海南島插隊的農友……總之無數的偶然碰撞,使得那一年的暑假,眾社團的代表以校徽為記,在北大校門的石獅子前集合,然後到張樺家開那“跨校園刊物”的籌備會議。張樺的父親是地質地理系的黨總支副書記。我第一次走過,發現未名湖北邊還有好幾個小湖,湖畔的民宅爬滿青藤,熱氣騰騰容下一屋子人。陳頌,吉大;周小兵,中大;李培禹,人大……張樺特別介紹,這位是北師大的徐曉,天安門“四五”運動坐的牢,剛放出來不太久。徐曉笑笑沒吭聲。個個一見如故,武大同學老王煮好了五斤打鹵麵,邊吃邊聊。
第一次主要是碰碰頭,還是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刊名:《文學青年》《大學生》等等,沒一個滿意的。半個月之後又開了一次會,貴州大學春泥社湊錢買火車票,派兩位同學遠道趕來,我安排他們住在32樓的空鋪。這次很快商定了好幾項:刊名,《這一代》(蘇煒的提議);季刊,創刊號由武漢大學主編(校長劉道玉已經答應借款若干),然後北大中大往下輪流;稿子由各院校推薦,主編者有權取捨無權刪改;發刊詞,唉,寫這類虛飃飃煽情的文字是我的宿命(後來已完全忘記那是我寫的,更不用說寫了些什麼了)。
推薦稿子,王小平的《夜雨瀟瀟》和上海作家曹冠龍的《火》被創刊號採用了。在三角地貼征訂的海報,還真有很多同學來預訂。武漢的同學魄力大,開印就是一萬六千本。錢不夠,讓各院校把訂費和籌款先匯去。建功墊了一個月的工資。同時北京這邊就開始積極籌備第二期。沒想到武漢那邊出事了,印好的,沒印好的,直接在印刷廠就被封存了。出事的原因,據說是詩輯“憤怒出詩人”裡王家新、葉鵬的詩有點太憤怒了。已經投進去7200元人民幣,換來三噸被封存的廢紙。珞珈山社眾同學一咬牙,決定:搶!殘本也要搶出來裝訂。結果每本108頁,只搶出來其中的64頁。
封面是張樺、張安東和徐冰一起設計的,畫的是黑的一排柵欄,兩行彎彎曲曲的足跡。那些腳印是用拳頭蘸墨一個個摁出來的。套色的封面只印了一千,印刷廠拒絕繼續印,後面的一萬五封面都只是一張白紙,上面孤零零寫著“這一代 一九七九年一期”幾個大紅字。
三噸重的散頁運到一家街道裝訂社裝訂,連夜分成三百包寄給各院校。李春從五道口火車站用板車拉回一千本殘本《這一代》,鉛印的雜誌,封二卻是油印的《告讀者書》,說:“由於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只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面了。……是的,《這一代》創刊號的殘廢決不意味著這一代的殘廢!”
建功說看見這殘缺的雜誌,心都涼了,這怎麼向預訂的同學交代?“早晨社”全體出動,在三角地擺攤。李彤大字抄了那《告讀者書》,貼在大飯廳門口的牆上,以示品質問題童叟無欺。這後來被證明是最佳的廣告策略。那年頭,越是殘本越是好賣,一千本不到一天全部賣完了。據說黑市價賣到五元一本,被炒高了十倍。
北京四院校的同學既被殘本所激怒,又被殘本的銷量所激勵,決心無論如何第二期,要完整而漂亮地出一本。徐曉聯絡著,連續開了好幾次會,風聲卻越來越緊。張樺的父親和北大中文系的領導也被通報了。張樺他爸氣得直罵,都什麼年代了,還搞株連!大家終於明白,詩人憤怒也好,不憤怒也好,跨院校才是此中關鍵。漸漸編務會也開不成了,《這一代》宣告半期而終。我那時開始跟謝冕老師寫畢業論文《從雲到火》,和詩人公劉有些書信往來。公劉信中說,十三,不是個吉利的數字。其實那時因讀了殘本,積極加入的院校社團,已經有二十多家。院校是越跨越勇呀,可是《這一代》,終歸還是失敗了。
那是一個探索的年代,英勇無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會,探索民族前行的歷史可能性。社會上一般印象,七七級們也如此自我認定,我們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無論之前有過多少磨難,似乎從接到錄取通知的那天起,我們的名字就習慣了與成功之類的字眼連在一起。因此,我們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群,常常忽略了挫敗(尤其是歷史性的失敗)才是我們生命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入學之初,因經歷了浩劫而自覺承擔的使命,因生逢其時而暗藏心底的那一腔宏願,好像,也都早已湮沒於時間的忘川。多少年了,午夜夢回,如今時時襲來撞擊久已沉寂的靈魂,豈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和挫敗,那些未能實現的歷史可能性,那些被錯過的、擦肩而去的歷史瞬間?譬如說,《這一代》。
二〇〇九年五月
end
活字新书
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
活字文化策划出版
2019年10月上市
黄子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家。文学与批评,是黄子平人生取道的线索。概言之,本书从“文”与“评”出发,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华,将他批评文字中“疏阔幽默”的文学性和散文杂感里“笔露机警”的批判性结合起来,从文本与批评的维度,汇编他在各处的文本研究和杂感文字,在“彷徨于无地”的地上,找寻作为批评家的坐标点。
本书转借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书名,从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海南插队岁月到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涯,为读者先行勾勒黄子平个人肖像;进而借他独特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杂糅他在两岸三地和海外的不同时间发表的评论、访谈、讲演,从鲁迅、张爱玲到赵树理、汪曾祺、王安忆、黄春明,以此为读者展现另类阅读中国与中国文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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