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文 | 金满楼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胡林翼率楚军围安庆时，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见后脸色大变，半晌不语，随即勒马回营，途中突然呕血，几至坠马。其后阎敬铭屡与胡林翼论及洋务，胡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胡林翼所不知者，是西洋之利器；所知者，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这个时代，是他和传统士大夫一无所知而一筹莫展者。在与这样一个新时代不期而遇后，近代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奋力图存，也正应了李礼新近出版的《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下称《求变者》）的核心词——求变。
“知变”与“求变”
通常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触动并不大，即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古老的帝国很快又昏昏睡去，一如既往。
《求变者》追访的第一位人物徐继畲是首次鸦片战争中难得的清醒者，其著作《瀛寰志略》也成为率先出洋的斌椿、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必备参考书。然而，就热度而言，无论《海国图志》还是《瀛寰志略》，在国内的影响都远不如在近邻日本，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
令人感慨的是，作为鸦片战争的亲历者，徐继畲后来却因为与林则徐发生冲突而被削职回籍，其生前备受冷落，身后亦如是。此情此景，正如本书作者所记述的：徐继畲纪念馆前杂草丛生，一尊清炮被置于门前，亦不知何谓。徐继畲的遭遇或许说明，走向世界与融入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论林则徐、魏源或是徐继畲，他们只能算是知变者而非完全意义的求变者。真正由“知变”到“求变”，首先提出“三千年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大概算最典型的一例。即便如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传统士大夫也知道，洋枪洋炮是好东西，学习西方并不可耻。
1864年春，借恭亲王奕讠斤询问外国火器事宜的机会，李鸿章回复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牍函，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是以，长达30年的洋务新政就此铺开。
然而，由于甲午年的惨败，目前对洋务新政的评价近乎全面否定，实则大可不必。从方向上来说，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新政并没有错，只是与日本维新相比，力度不够、成效不足。但很可惜的是，在器物准备完全不足的情况下，近代的“求变”运动很快转向了制度的快车道，而这一尝试很快便在戊戌年翻车，并由此引发了“乙亥建储”“庚子国变”等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反应。
无论从资历还是经验或是策略手段上说，戊戌变法可能都没有太多成功的可能，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策划的“围园杀后”更是引爆失败的重磅炸弹，虽然这点经常被主流叙述所有意忽略，但不得不说，历史从来不会宽容任何人。
变器而不变道
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譬如，在戊戌年大放异彩的本不该是康有为、梁启超或“戊戌六君子”，而应该是这本书寻访的第二个人物张之洞。然而，在很多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被偶然性扭转了方向。
张之洞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
《劝学篇》的宗旨，主要是针对“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现状而提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其根本主张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换言之，既要保留尊重固有的传统制度与价值观，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工业、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变器而不变道”。
颇具讽刺的是，通常认为张之洞的体用之说在“中学为体”问题上存在严重的保守倾向。而实际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是主张“西重中轻”，甚至在操作中将中学以“致用为要”的方式“损之又损”，以致压缩削减到最低限度，这和通常的理解迥然相异。
如在1905年废科举的大争论中，遇事不持己见、人以“琉璃球”目之的大学士王文韶曾放言：“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据说，其曾面批张之洞，大意是：他人废科举，我无意见；但你是科场出身、当年的探花，你坚持废科举，我万不能理解。然而，如果王文韶理解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实际是在“压缩中学”，恐怕也就明白后者为何会站在废除科举的一边了。
可惜的是，压缩中学也好、大兴西学也罢，张之洞所期望的东西最终走了样，变成了他不能接受的东西。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辞世后，身为三朝老臣的张之洞在这“新学猖狂”的年代已是四顾茫然、力不从心。《劝学篇》中，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在其影响下，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总数近5000人，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数，居全国之冠。张之洞派遣年轻人出国留学，既存复兴国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不料“育才之举，反为酿乱之阶”，忠君爱国50载，反成了革命之酿造师。
张之洞辞世两年后，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辛亥首义爆发并最终埋葬了清廷。事后，某士人欧阳萼即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对此指责，九泉之下的张之洞恐怕也只能苦笑以对吧？
痛苦的反思
浏阳寻访谭嗣同故地时，李礼写下了几句这样的闲笔：
“嗣同路延伸于小城河边，那里是烟花之都绝佳观景之地。轰轰烈烈的爆炸声里，礼花呼啸而起，飞向高空，刹那间两岸亮如白昼。这便是浏阳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象。”
很大程度上说，变法志士谭嗣同更像是革命者而非改良者，正如他老家浏阳的烟花，灿烂有之，但很快就在瞬间化为乌有。谭嗣同的烈士情怀固然令后人为之击节赞叹，但在这种决绝精神的引导下，“革命者虽多，救人者少”。
作为游离于改良与革命边缘者，除了谭嗣同外，还有梁启超。对于梁之“功绩”，徐佛苏说：民国肇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柳亚子称：梁启超“虽然没有敢昌言种族革命，不过字里行间，引起青年们对满清的反感，实在十二分激烈”。胡适也说，如果没有梁启超的生花妙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梁启超一向号称“流质易变”，但其一生中最为喷薄、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戊戌年后的那几年。在其引导下，无数学子尤其是留日学生走上了清廷的反面，成为决绝的革命者。
然而，改良不易，革命亦属万难。这一点，在帮会与兵变色彩浓厚的辛亥年，更是如此。鼎革之际，革命者以帮会手段铲除异己，帮会则以革命名义肆意杀人。此等危害，正如邵飘萍在《汉民日报》中说的，“革命非行乐事，乃不得已而为此剧烈之举动也”，“革命可以强国，亦可以亡国”。
风含百种凄凉意，潮打空城寂寞回。经历了革命与再次革命的大起大落后，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18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亦有一首传诵一时的七言诗：“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这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历史学者朱宗震曾说，“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此语可谓道破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真谛。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地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
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在表面上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掩卷沉思，近代中国的很多“求变”之举，看似起点，仍是原点，我们的时代，仍旧处于一个“不断求变”的大背景、大过程当中。
最后要说的是，《求变者》一书虽非史学专著，但其发人深省，更像是一种学术之外的历史启蒙与真知灼见。如余世存先生在序言中说的：本书融合了历史与现实，既是学问也是才思，普及了常识，更提出了问题。但是，作者对于“求变”的结果与评价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这很明智，也是全书的余韵所在。
（作者为文史作家）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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