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江苏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新华社图片
无锡发生的高架桥侧翻事故之后，很多人提出“超载入刑”。
这种想法不难理解。针对“超载未出事”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的确不算很严厉。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针对超载的最高罚款标准（超载30%），仅仅是“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道路运输方面的罚款标准虽然稍高，但也只是“三万元以下”。此外，就是吊销驾驶证6个月，最严重的也就是行政拘留7日。所以，很多人觉得处罚太弱，就提出“超载入刑”，一时之间，颇有蔚然成风之势。
不过，我觉得，超载入刑的观点，不是一个好主意。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超载入刑”不是指客车、校车超载。而且，也不是指货车超载并且出了事的情况，这些事态如果发生，会有“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等着司机。这里的“超载入刑”是指“货车超载未出事”也判刑。这种入刑，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执法有成本、有漏洞的问题，在有限的成本下形成威慑，但终究被抓住的是少数，这会形成新的问题。
现在有种不好的趋势，什么都是入刑，一入了之，而不肯花力气去分析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各种情况吧：
换个简单的方式说，假设司机超载，按危害的程度，罚2000，毕竟，不是每次超载都会出事。而这个数额，也刚好能制止司机的超载行为。
如果超载每一次都会被抓住，仅仅是罚款2000，也没有司机敢超载，因为惩罚是百分之百的。但是，由于执法有成本就必然有漏洞（这是合理的），假设被抓住的可能性是1%，司机面对的风险就是2000*1%=20，就会试试运气。
所以，提高执法密度，做到违法必究，效果也是一样的，但这很难，因为执法有成本。
那么，换个思路，为了在1%的概率之下，达到威慑，就要把惩罚提高，罚20万，司机面临的风险就是20万*1%=2000，司机就会减少侥幸行为。
但是，人类并不理性，较小的概率1%，仍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另一方面，被抓住的人被罚20万，这超过了他所犯下的错，这不公平，而对其他99个人来说，又太宽松。
入刑也是这个道理，希望用提高单次的惩罚，在较小的概率下形成威慑，可以把前面的罚款20万换做判10年。
但是，刑罚比罚款更严肃、更复杂、更专业，讲究的是刑罚与犯罪的危害程度要相适应，讲究的是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统一，否则就伤害刑罚的正义性。
这话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司机仅仅是超载未出事，不能把1%概率下被抓住的这个司机当“鸡”，判个20年、无期来威慑其他没被抓住的“猴”。
这是因为，这种立法思路存在社会公平问题。打个比方，假如中国人全民都要买一种蛇，这种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危险很大，且这种蛇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每个环节都不被惩罚或者惩罚不大，却立法去严惩第一线挣亡命钱的捕蛇人，这是不合理的。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整个经济发展享受了司机廉价劳动的好处，司机超载也才一个月挣1万多块，如果要面临与行为不相适应的严苛刑罚，就丢掉了社会的公平性。
但是，如果不杀鸡儆猴，严格按超载行为本身的危害来量刑，“超载没出事”刑罚的年限就不会长。现在“醉驾未出事”入刑是1-6个月，“超载未出事”的恶劣程度，危险性真的比醉驾更大吗？近年来超载造成的事故的确很多，但醉驾撞伤人、撞死人，多得连新闻都算不上。那么，“超载未出事”判3年，“醉驾未出事”该判几年呢，此外还有高速逆行等等行为，该判几年呢？
法律是讲严谨逻辑的，立这样一个法，交通管理部门或许能轻松一些，但会让立法者很为难。一个司机，只超载没出事，相关部门无法制订一个罚款20万的标准，这样会被舆论反对，就指望入刑，但人大的法律专家，更很难订个判3年、5年的刑罚条款出来啊。这是因为，刑法要讲究谦抑，要讲稳定性和精简性；更大的层面上，法是国家重器，不能因小失大，违背自身逻辑自洽，屈尊去迁就具体管理。
所以，虽然相关呼声持续多年，但都是法律界以外的人士，而立法者始终没有积极回应，这是因为立法者的考虑更加专业。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亚平接受采访时表示，超载应该从经济角度根本上解决，从法律角度，他给出了三个不宜入刑的理由：
第一，交通违法行为很多，有不少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甚至高于货车超载，例如闯红灯、高速路逆行、无证驾驶等。如果货车超载入刑，那么这些行为也应当入刑，这势必会导致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过宽。
第二，危险驾驶罪惩罚范围过宽，会导致行政执法的虚无，加大警察的工作压力。办理一件刑事案件的工作量远高于行政案件，尤其是交通违法行为，基本可以现场执法，一旦上升为犯罪，就会大量增加工作量。这样就可能导致选择性执行，碰到谁谁倒霉，违背刑事司法的公平原则。
第三，刑法范围过宽还会导致其他很多现实问题，例如违法犯罪人员的前科问题，司法资源浪费问题等。
张亚平说的很有道理。正因为执法有成本，有漏洞，才希望用入刑来解决，但这却是在指望一个耗费更大的方式去填补这个漏洞，显然，肯定是填不上的，漏洞只会更大。现在还有1%的被罚款率，真入刑的话，恐怕就只有1/1000的被抓住的可能了。那么，要想维持威慑，就必然是靠抓住一个就狠狠的重判，杀鸡给猴看。但交通管理部门相对不那么讲逻辑、无需那么严谨的规则下，罚款都不能罚20万，刑法的立法更加严谨，怎么可能搞出一个判个3年、5年的条款呢？
更何况，就算“超载未出事”更恶劣，判3年、5年，但考虑到较低的被抓住的概率，这个入刑的威慑也不会大，对减少超载的效率也不会很高。
所以，“超载未出事”也入刑，不是一个好主意，这种重刑主义，现在很受老百姓欢迎，老百姓觉得很痛快，但这却与现代法治精神是背离的，不应该是中国法治的方向。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单次惩罚来提高威慑，这在立法的专业性、严肃性上都不合适，实际效果也并不大。真正需要做的是，构建普遍性的自觉，与普遍性的与行为相适应的惩罚，通过正反两面来共同作用，来减少、消除超载现象。
超载是一种有负外部性的行为，直接的采取法律与监管进行禁止，这理所当然。但是，真实社会是复杂的，当我们关注直接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公平性、甚至社会情感属性之后，往往就会发现，还需要从去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与解决方案。
原标题：《超载入刑，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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