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8月26日，广西北海涠洲岛一家客栈的老板发现一封客人留下的“遗书”。信是这样开头的：“妈妈，你收到信的时候，可能发现我已经失踪了，也可能没有……” 旁边，整齐地码着钱包、手机、身份证。
笔迹的主人是何红宇，江西萍乡卢溪中学的一名高四复读生。事发至今，她的妈妈都不敢相信，那个喜欢玩滑板的、爱笑的女儿，会突然跑到离家1000公里外的广西“跳海自杀”。
就在那一周，涠洲岛接连失踪了两个女孩，何红宇是其中一个。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中，岛上的摄像头也没有覆盖所有角落，网上开始流传“相约自杀”、“传销组织”、“胁迫写遗书”等未证实的说法。北海警方9月18日发布通报称，经调查，未发现她们参与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
不过，何红宇的确消失了。海岛的小路上，一个穿着朴素的少女背着行囊，朝24小时喷着火焰的炼油厂烟囱的方向跑，然后失踪。在她身后，是一个19岁女孩的隐秘世界。
文|蔡家欣
编辑|陶若谷
消失在暮崖
最后一次出现，她脚步匆忙。8月25日晚上8时27分，涠洲岛西部南海石油公司北门的小路上，何红宇跑进监控画面：宽松的T恤，6年没变过的齐肩短发，她背着一个双肩包，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购物袋。其间，她曾停下一次脚步，然后又跑走了。有人看到她跑的方向是岛上的著名景点，暮崖。
那天很热，客栈老板对媒体回忆，她想借自行车，老板怕太热她骑不回来，劝她别借，但她坚持要骑车。
行程安排得很满，那天她一共去了三次暮崖，公共监控和手机记录下去暮崖的时间：上午8点多，下午6点多，晚上8点多。她还去了鳄鱼山，日记里写了曲折的经历：“上午十点出发去鳄鱼山，结果垃圾导航导到了滴水丹屏，看到了珊瑚礁。” 晚上7点49分，她在微信上给客栈老板留言，“车我还了”，并转帐租借费240元。
两天前，8月23日晚近7点，她一个人从老家出发，在江西萍乡火车站登上火车，约12小时后抵达广西北海涠洲岛。
家人、朋友、同学都没听她提到过这个离家1000多公里远的海岛，最沾边的也不过是在知乎上关注过一个话题，“嫁到广西去是什么样的体验？” 何红宇消失后，身边的人都在努力回想和她的最后一次联系。
8月17日中午，她约同学陈章吃饭。
“化妆了没？” 他一见面就问。
“没，就涂了一下防晒。”
何红宇喜欢化妆，出门前，会习惯性地涂个口红——因为唇色有点白，有时也画个眼影。跟亲近朋友玩，笑起来声音很大，但有时候也很酷，一个人玩滑板，或一个人骑10公里自行车回家。
何红宇的自拍照 。蔡家欣 摄
8月18日中午，初中同学雨心在车站接到她，穿一件水蓝色的上衣，笑咪咪地走过来，参加雨心的升学宴。何红宇说要复读，考一所好点的大学，“跟平时状态差不多，没有什么异常”，雨心回忆。
离家前一天，8月22日上午10点，正在车间上班的吴小玉接到女儿电话，本来约定了那周有两天到学校给她送饭，但何红宇跟妈妈说，“明天你不用来，25号也不用来，我要去吃同学的升学宴。” 妈妈后来才知道她没说实话，那时，她已经买好去涠洲岛的火车票。她的书桌上搁着一本台历，签字笔圈出了8月25日这一天。
“太蹊跷了。”吴小玉拿出“遗书”，在女儿潦草的黑色小字里寻找蛛丝马迹——“没时间了”，“10岁对死亡充满憧憬”这些话，让她满脑子疑问。客栈老板发来与何红宇的聊天记录，出事前一天晚上，她还问老板：“我现在出去没问题吧”，老板告诉她，“岛上很安全”。她觉得女儿不可能想不开：“如果是去自杀，哪里还顾得这些？”
女儿不见的第二天夜里，她就和丈夫匆匆登上飞去北海的航班，“那个地方真的好远好远”。
涠洲岛是座孤岛，四周是海，上岛的唯一交通工具是船，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50多公里。夜里，24小时喷着火焰的炼油厂烟囱可以照亮一整片海滩，直奔烟囱走就是暮崖。不少去过的游客发贴记录下那里的惬意，“小路上有温顺的黄牛和羊羔，顶着夕阳慵懒地吃草”，“几乎每天都有新人来拍婚纱”。但吴小玉上岛后，也有附近的小贩告诉她，常有年轻女性寻短见，“一般都在上面（桥上或者崖上）徘徊很久，有的最后跳了，有的没有。”
何红宇失踪的那一周，22岁的四川女教师龙其乐也在涠洲岛失联。她的尸体一周后在海边被发现，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这份巧合也引起吴小玉的猜测：女儿是不是被拐卖了？有没有可能和什么人约好了？
何红宇从小生活的环境，从家门前向远处望去，有一整片的田地。蔡家欣摄
读柏拉图的小镇女孩
女儿失踪后，吴小玉没再睡过整觉，最长只睡了3小时。她只梦见过一次女儿：1岁多，穿一件红肚兜，安静地坐着床上。醒来后，吴小玉摸着黑进了红宇的房间，坐着发呆。天朦胧发亮，一辆接一辆的重型货车从房子北面的320国道驶过，喇叭声和刹车声一阵接一阵。
在此之前，吴小玉的日子平静得像家门前的那口池塘。她所在的萍乡市高坑镇是个老工业区，煤矿学校、医院、老式居民楼、遗弃的工厂……让整个镇子看上去都灰扑扑的。红宇爸爸曾是矿业集团的员工，厂子不景气，他去年10月到离家不远的湖南长沙打工。吴小玉留在镇上的电子厂，每天早上7点出门，工作满12小时后回家。一个月下来，两夫妻的收入多的接近1万，少的也有6、7千。
他们住在国道边的一栋自建小楼里，房子老旧而朴素，暗红色的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在这里，人们有更多时间和庄稼在一起。从屋南面的窗户望出去，一行一行田垄向山岭延伸，像稻田里挤出的皱纹，耕作的人们裤腿高高卷起，黑色胶鞋陷在泥土里。红宇外婆和他们住在一起，每天早上5点，厨房升起炊烟——她家还在烧柴火。她还有个妹妹，小她6岁，养了一盆仙人球。
在这个五口之家，红宇是被宠着长大的，墙上红色蜡笔歪歪扭扭记录着她的身高：“166.5cm，2019年7月28日”。她的生活痕迹里，没有人们长期以来对乡镇地区“重男轻女”、“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红宇一放暑假回家，外婆就每天早上骑车到镇上，给她买最新鲜的、现做的拉面。她喜欢吃酸奶，4年前，吴小玉专门买了一个酸奶机，“这样一大盆，她才能吃得过瘾。”
学习上，初中文凭的吴小玉对女儿也是绝对信任。老师告诉家长，“红宇晚上爱说话”；红宇解释，“白天都在学习，晚上才有时间和朋友说悄悄话”。吴小玉觉得也有道理，没再追究。
红宇的房间里，少女文艺气息扑面而来，与这所老房子格格不入。桌子铺上藏蓝色、粉色、黑色的格纹布，是她专门到奶奶家收集的90年代老布料，自己裁剪的。书架上，除了日语书，还有夏目漱石、柏拉图和《乌合之众》，靠近书桌和床的墙面，都被她贴上了泛黄的英文原版报纸《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
“我们红宇喜欢复古的东西。” 这是吴小玉对女儿的理解。寻不到红宇，从涠洲岛回来第二天，她就回到电子厂上班，丈夫也返回长沙打工，外婆依然每天早起，烧柴做饭。案件没有进展，广西警方告诉他们“找不到人”。对吴小玉来说，警方没说“自杀”，她就相信红宇还活着，一家五口还要维持。听镇上人说，假如红宇自己躲起来了，花这么多警力找她，她回来要承担法律责任，吴小玉担心起来：“那她会不会坐牢？”
念初中的妹妹在一张绿色的便签上写道：“亲爱的姐姐，你一声不吭离家出走，让家里人都好担心。”
何红宇房间里的书架。蔡家欣摄
出路与退路
出走前两天，8月21日下午6点半，红宇妹妹放学回到家，看到她坐在客厅的凉椅上，头仰靠着，在想事情。
“你说我要不要继续复读下去？” 红宇问妹妹。
“当然要啊”，妹妹直截了当答。
晚上11点，吴小玉下班回家，红宇坐在床上抹眼泪：“妈妈，怎么办，我一坐在学校，就感觉很空，读不进去。” 在吴小玉的印象中，女儿很少会这样示弱，学习的事都是自己拿主意。小升初，红宇说家门口公立学校不好，想读私立校，吴小玉没有犹豫，就送她去了当地一所外国语学校——尽管对这个家庭来说，每年将近2万的学杂费并不轻松。
复读也是红宇主动要求的，而且非常果断。465分，超二本线6分的高考成绩，对她来说不算失常发挥，但她铆足了劲为复读做准备：戒手机，花200元买了一部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的小灵通；搬出集体宿舍，在学校对面租了一个单间；买了许多练习册；目标是达到一本线，上二本最好的大学。
“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但能力又达不到自己的期待。” 好友紫宁和她在一个班，高三的日子，她们每天从早晨7点学到晚上10点40，教室里经常是纸张的翻页声和笔尖触纸的沙沙声。
她和红宇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对这种苦闷而枯燥的日子不知所措。红宇就带着紫宁去小卖部买零食，趁第三节晚自修偷偷溜到操场散步，坐在台阶上聊天，讲青涩的恋爱故事……
红宇讨厌自己的自制力，羡慕那些学习能力强又有主见的人，她和紫宁说，“他们的生活真美好，设定了一个目标，凭自己的努力都会坚定地去做到。” 她在日记里记录：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方法。
无数个假期都被荒废了，没有自制力的自己真令人失望。
文理分科时，虽然理科学得吃力，但红宇毫不犹豫地选了理科，“都说以后好找工作”。她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目标：致力于Math及格，理化生及格，加油啊。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傍晚下课后，她就找成绩好的同学补习，数学从40分、50分提升到90分。但物理她放弃了，紫宁说，“时间有限，基础又太差”。
知道小学同学考上一本，红宇回家就对妈妈感慨，“人和人的资质还是有差别的”。曾经，她是小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当过大队长和班长，在这个不到5万人的镇子上，成绩就是她们的身份标签。高三毕业后，她的小学班主任听邻居提起当年班上某某考上北京的人民大学，某某考上省里的一本学校，老师特意问起：“何红宇呢？” 对方回答：“好像只上了二本线。”
在填报志愿的事情上，她和家里起了争执。吴小玉对于上本科线已经非常满意，她说，“全家只有何红宇不满意”。
“不管复读不复读，至少要先把志愿填好。这个分数填好一点的大专也可以。” 她劝女儿。
“我明明上了本科线，为什么要去读大专？” 红宇拒绝。
看到舅舅拎着一本志愿指南走进家门，她立马扭身就跑了出去。最后，她只填了两所一本，其中一所在2700公里之外的哈尔滨。吴小玉边流泪边劝，何红宇直接蹬起自行车出门了。
她在日记里写：志愿是给自己的退路，一个人如果有了退路，那么退路都会变成最终的选择。
但她又后悔了。8月21日晚上，红宇打电话给紫宁，说连最简单的内容都不会，复习完的依然听不懂，“看着周围的人都在埋头写作业，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那个地方。” 她也和室友提起，“并没有下定决心复读，心里其实很不愿意复读”。
也是那天，她第一次给家里人拿出录取通知书，省里一所末流大学的土木专业。“不要哭，不复读也可以，你被录到哪里，就到哪里读。”吴小玉劝女儿，“就算是家门口那所乡里的职校，也挺好的。”
“妈妈，那里学费很贵，1年要1万5千8，以后妹妹也要读书。” 红宇说。
吴小玉以“读书钱已经存好”的理由迅速结束了这个话题。看到红宇重新和妹妹有说有笑，她放心地上楼睡觉。
第二天早上7点，红宇就起床了。“这么早，怎么不多睡一会？” 吴小玉隔着蓝色纱门帘问。红宇点点头，没吭声。吴小玉去上班了，那是她最后一次和女儿见面。在家吃过午饭，红宇登上去学校的公交车，再也没有回来。临走前，她带走了吴小玉下地干活时戴的防晒草帽。
何红宇平时喜欢画画，自己收藏或者送给朋友。蔡家欣摄
“真是个好地方”
“那个垃圾大学真的很没有意义”——红宇很不满意被录取的大学，她没有跟紫宁描述过“有意义”具体是什么样子，但她提起，希望认识更多的人，找到灵魂伴侣。
红宇经常说“追求意义”，在紫宁看来，她有着超过同龄人的成熟，但心里也挺无助的。她向往远方，想往北走，去靠近北极的国家，去日本的北海道，还学了三年日语。2017年她在微博上写道：努力读书去北方，去大庆看白鹭。但她也知道家里都在忙生活，每一项支出都是精打细算的，母亲上班很忙，平时照顾她们吃穿已经很费心思了，不是不够理解她，而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有一次她问紫宁：“改变困境，为什么只能通过高考这一条道路实现？”
紫宁始终不相信红宇会寻短见。有个朋友经常用小刀在手臂上划，红宇很看不上，“那么多解决的方式，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样一种？”
另一个好朋友陈章知道红宇隐秘的内心世界。他眼里的红宇很特殊，“总喜欢特别的东西”。没事的时候，她就一个人上天台躺着，看天空的颜色一点一点变化。大概一年前，红宇在QQ空间上看到一个涂鸦，直觉是小时候经常路过的一座石桥，她就带着陈章去找，来到那座接近废弃的石桥，当桥壁上出现那个蓝白色涂鸦的时候，何红宇兴奋得拍手，“没想到真的是这里！”
那天，他们站在桥下河边，曾想过，跳进去是什么感受。她和陈章提起死亡。10岁那年，红宇看过一部动画片，她把自己代入到主角身上，想象如果自己死了，家人会是什么感受，“最后她整个人急哭了。” 陈章也不理解，“如果她真的做这件事（自杀），也会跟我说的。”
所有人都觉得她去广西很蹊跷，但红宇喜欢大海，是大家都知道的。“她很喜欢大海的味道，她感觉海很舒服，很自由，她不喜欢被拘束。” 紫宁说。
初中她很激动地跟妈妈提过厦门大学，“学校非常厉害，又很美，后面还有大海。”后来成绩越来越不理想，逐渐地，她的目标变成山东烟台的大学，厦门的其他大学。
“为什么一定要跑那样的地方去，有什么追求？” 吴小玉不理解。女儿说想去日本，她也不理解：“那个地方有什么好？” 红宇回答她：“你不懂”。
吴小玉走在萍乡田边的小路上，9月底，水稻已经割过了，残留的稻杆倒在路边的田里，风一起，吹来稻香。一只黄色的野猫蹲在田边，小女儿停下脚步逗它，吴小玉问，“这样安静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去涠洲岛找红宇的时候，听着脚底几十米的悬崖之下海浪不断拍打石岩的声音，吴小玉感觉心慌，头晕，“人家在欣赏美景，我特别痛苦，特别是在暮崖。我有点恨她，是什么非要走这样一条路？” 当时，她一心认定红宇跳海了，当地人告诉她，尸体浮起来，最多不会超过7天。整整7天，她和丈夫就坐在暮崖边，一遍又一遍喊红宇的名字，“把她的魂喊回来。”
8月25日，何红宇在涠洲岛留下这封信后离开客栈，尔后失去联系。图片来源网络
“遗书”中，红宇写道：我很舒适地在自我境界中过了这几天。涠洲岛的日子也被她记下来：
（8月24日）船上看到的海闪闪发光，很好看……另一家小男孩在三楼参加完活动下来抱一个气球丢给我，后来对我笑了好多次。
（8月25日）早上去了暮崖……真是个好地方，对了有人拍婚纱照……下午去了鳄鱼山，真的太累了，累到放弃了去东岸的计划，没法去听教堂的唱诗了，有点遗憾……
监控画面里的最后一瞥，她曾停过一次脚步，是岛上两个商贩喊：“小姑娘，下面很黑，有蛇，不要下去”。商贩告诉吴小玉，听到喊声，红宇回过头往身后望了一眼，又继续向前跑了。
（文中吴小玉、陈章、紫宁、雨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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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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