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进入现代科学文明的曲折进程

中国在过去几千年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直到近百年前遭受西方的冲击，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日本大致是同时遭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不过日本很快就全盘地接受西方文明，“脱亚入欧”，甚至恨不能大量与欧洲白人通婚以改造日本种族的基因。所以，日本很快就对西方文明具有了完全跟随、复制、模仿的心态。

这种心态的确会使得其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有效克服自身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抵抗，使其以最快的速度全面接受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文化。相比之下，尽管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却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用“西学东渐”说等为自己不断找心理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对最先进文明的学习过程就会变得反反复复，且会在相应过程中不断被扭曲和走样。

俄国十月革命将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系统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体系，并且带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不过，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自己的认知和特色。革命时期的农民为主体，建国后的民主协商制度等，都与当年的老师苏联有重要区别，虽然中国在心态上是很认真地将苏联当作“老大哥”来尊崇和学习的。在当年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经历了我称之为科技上的“第一次断奶”，走上自立更生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现自立更生的科技虽然在部分涉及国防安全的战略领域有独到建树，但绝大多数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越拉越远了，从而开始全面地“学习一切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就”。当年刚刚改革开放时，曾有一段时间中国每一个领导人出国，不管去的是哪个国家，不管其是大是小、先进还是落后，都彻底放下架子，走下飞机面对迎接的主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当然，中国最主要学习的对象还是很快锁定了科技文化最发达的美、日、欧、以色列等国家，其中最最主要的还是科技的领导者美国。但切不可简单认为中国眼里只有美国，中国至少在军事技术上还是大量继承和学习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个阶段同样并非全面地绝对照搬，而是注意消化吸收，并且对包装成各种华丽外表，实则可能危害自身国家安全的外来舆论战、颠覆活动等各种威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虽然也时常中一些招，但总体来说没有犯大的原则性错误。

中国当年制定的863计划、973计划等，基本都是以跟踪和模仿为基本特征的。

端正学习的心态给中国带来的利益是无比巨大的，中国在短短的40年内各个领域都迅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现在已经全面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并在部分领域的技术指标上开始大量超越。

二、任正非及华为的案例

我们可以从华为的具体案例折射出以上所说的过程。尽管谈论华为的人很多，但很少人能真正追寻到华为形成其自身战略和特色的深刻原因所在。需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创立华为之前就曾是“科研标兵”，他曾研制出“空气压力天平”技术。这个案例很少人关注，有关注的人也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花絮”来看待。

1977年10月14日的《文汇报》的新闻稿

事实上，只要稍一提醒，人们就很容易注意到一个问题：企业家也都是有个人情结的，马云在成功之后不忘花钱请上一堆明星和自己一起拍一部武打电影，并且他在片中将其他一众高手一个个打翻在地，满足一下当年的武侠梦。华为在成功之后，任正非为什么不投资将自己当年的空气压力天平技术市场化呢？马云拍武打电影只是纯粹满足一下个人爱好，但如果任正非将其当年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商业化，这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应当是“做正事儿”。但是，任正非不仅没这么做，他自己甚至都极少在外人面前提起这事儿，并不把这当成“荣耀”看待。原因何在？

任正非这个研究成果的相关文献可以参见以下几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303部队57分队，空气压力天平试制小结，《石油化工自动化》 1977年04期。
任正非，辽宁辽阳303部队57分队，“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空气压力天平（上）”。《化工自动化及仪表》，1978年05期。
任正非，辽宁辽阳303部队57分队，“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空气压力天平（下）”。《化工自动化及仪表》，1978年06期。
任正非，济南00229部队科研所，“‘浮球标准压力发生器’(空气压力天平)工作性能及何厂生产”。《炼油化工自动化》，1979年04期。
任正非编著，《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年2月。

任正非为推广空气压力天平而出版的书

任正非论文中的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空气压力天平）的原理图

从以上文献可清楚看出，这个成果是从1976年6月开始进行，到12月研制成功的（那时中国还未改革开放），并在1977年10月的全国工程兵会议上受到最高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表彰。它是一个仿制国外新出现的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技术，作用是为气压计等测量仪器进行校准，是一种计量设备。看到四十年前任正非写的论文中用偏微分方程推导的气压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公式，人们可能会对任总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知道任正非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比较科学了吗？因为他深入研究过测量和计量。

任正非论文中的一段数学推导

以上文献3中任正非有这样一段话：“美国埃麦泰克公司生产的这种产品的最高精度0.025%(我们目前达到0.02%)，但其温度修正系数为输出压力的0.00075%/°F。我们样机的温度修正系数为0.002%/℃。折合为华氏温标0.0011%/°F。因此，从发展方向看，还是应尽可能地研制球体活塞的材质与制造工艺。目前，我国一时还不能安排精密瓷球的生产，而钢球来源又丰富，价格低廉，是现实和可行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任正非研制的技术在最高精度上当时已经略微好于美国产品，但很遗憾，因为当时中国基础工业的限制，只能采用温度修正系数比较大的钢球，尽管他当时也认为应当采用美国公司所选择的瓷质材料工艺。

当他创立华为成功之后，浮球式技术都已经被淘汰，而普遍采用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来生产标准压力发生器了。

ZOGLAB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采用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制作的标准压力发生器

或许，这个经历带给任正非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有些刻骨铭心，也是他为什么后来很少愿意再提这个成就的原因所在，并且对华为经营战略的形成过程有很重要的影响：在没有全面系统地掌握世界最领先技术之前，仅仅部分跟随的成功可能很难有持续的结果。这是为什么任正非在学习心态上达到可以说“极度偏执程度”的原因之一：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一定要“削足适履”，“先僵化后优化”，“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先坚决执行，然后再慢慢理解”。任正非和华为可以说就是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在科技与管理技术吸引学习上的极端和典型案例。

另外，任正非当年遇到的问题也是过去中国科技普遍遇到的问题：系统和应用相对还比较容易突破，而核心的原材料和工艺基础不行，并且不是短时间的功夫。关于这个后面还会谈到。

三、搬砖的困境——美国态度的根本改变

将美国已经验证成功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等技术直接搬过来，这是效率最高的模式，由此获得的大量成功也会激励更多中国人这么做，并且在科技体制、社会心态上越来越成为一种固化的“搬砖模式”。必须承认，这种搬砖模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种最高效率的进步模式。但是，中美当下的冲突事实上表明了，这种模式到今天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为什么在过去美国容许甚至鼓励中国的这种搬砖模式，但现在却完全反转了？在过去，中国水平离美国太远，中国以学生心态完全遵从地跟随美国，这不仅不会威胁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反而有利于加强它。美国本来就是要将低端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但是现在，中国居然通过学习逐渐在各个科技领域开始接近甚至赶超美国，这不能不让其感到压力。

四、为什么有人特别不喜欢听到说“中国厉害”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战略误导，也需要让中国从学习中尝到甜头，尤其要在中国培养一批跟随美国的“搬砖精英”。这会使双方都逐渐形成默契，搬砖精英们获得大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交流的机会，他们只要把相应的信息搬回国转达，就可以在中国社会获得言论的权威地位和优势。谁能够进到美国的专业圈子里去，参加他们的各个专业会议，回来就可以对其他中国人“讲故事”。

可是，现在中国居然开始和最发达国家水平拉齐甚至有些领域开始超越了，虽然还是需要不断去交流国外最新的科技信息，相应的科技信息却已经不再具有原来那样的权威性了。因此，在跟随型环境下形成固化模式的一些搬砖精英们，就特别不喜欢听到“中国厉害了”的声音，原因不是说这样讲有什么大问题，而是中国厉害了，搬砖精英们就显不出厉害了。你搬回来的东西搞不好还不如中国，那还怎么唬人？他们必须得自己真花功夫搞出一些原创性的、至少是有点创新性的东西来才能继续有饭碗，而不是直接靠搬砖就能回国内唬人。

尽管从国外的确搬回来很多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但简单地搬砖也搬回来很多别人舆论战的炮弹。整个思维方式被别人给固化了，无法有真正科学的以客观情况为依据的认知。例如，当年国外公司受到中国通信企业的压力，也极力想办法应对，他们在中国设立了研究机构。

然后有人就问我，国外企业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降低成本，既有先进的技术，又有成本竞争力，你们中国通信企业将如何应对？

我告诉他：你拉倒吧，你以为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雇佣了中国研发人员成本就可以降下来了吗？中国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客户要求什么功能，中国企业马上就会尽最大努力调整计划开发满足。你们是计划经济体制，研发计划一年前把每一天做什么全定好了，想改变难如登天。欧美经济学家整天在歌颂市场经济批判计划经济，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企业是市场经济，有几个欧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

骂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国人才是儒家迂腐思想最重的一批人。骂计划经济的欧美学者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计划经济思想早就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血液肌肉，自己根本就看不到，却整天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指责中国是计划经济，只是因为中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告诉你，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欧美学者定义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阻碍市场的人为障碍。如果你只知道搬砖，根本就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中国企业研发人员可以在办公室睡床垫，你们怎么可能做到？

五、中国在基础科技领域的突破

再回到前面谈任正非案例时提到的问题，过去中国相对比较难的是在基础材料和工艺等领域的差距。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追赶，在这个领域现在也已经普遍赶上来，甚至大量反超了。

很幸运，正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参加了在威海举行的“2019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会议”。会上聆听了中国碳纤维材料领域权威杜善义院士，刘兆峰、徐樑华、朱波、魏化震、郑锡涛、包建文、肖伟、缪骏、孙琳等材料领域的教授、博导、研究员等专家们的介绍。其实，像华为这样的断供事件早就在中国航天领域发生过，根据中国航天五院的肖伟研究员介绍，碳纤维材料在航天领域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013年日本就对中国高模纤维全面禁运，也曾一度导致大量航天装备面临停产的境地。可是，从下一张图“国产碳纤维在航天器结构上的应用”中可看出，2005年中国就开始了碳纤维材料的国产化，威海拓展（创业板上市）、江苏中简等企业在碳纤维材料领域已经逐步大量替代国外产品。

一代材料，一代结构，基础材料和工艺是制造业的基础。原来老是说中国航空发动机不行，事实上真正核心的难点还是在材料上。要想实现更高效率的发动机，提升压力和温度是基本的思路，可是这就需要性能更好的材料。发动机单晶叶片材料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元素铼，是实现发动机叶片耐高温高压的关键性元素。原来全球铼矿70%以上被美国GE公司垄断。中国难以获得足够的铼资源，很长时间一直想寻找不用铼元素的材料，可是始终无法成功，这是中国航空发动机长期难以突破的关键性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在山西洛南发现大型铼矿、以及其他一些铼矿资源后，情况立马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不仅国产的发动机单晶叶片品质满足要求，还出口英国等原来发动机技术领先的国家。

发展太阳能初期，中国多晶硅主要依赖进口。但很快国产的多晶硅产能就迅速满足国内60%多的需求，2018年产量25万吨，占全球58%。

多年前中国稀土主要出口原矿，再高价从国外购买提纯的稀土材料。但现在美国的稀土矿也要出口到中国加工，再出口到美国。因此现在中美科技战中，稀土反过来成了中国可以威慑封锁美国的武器。

六、为什么中国现在需要放开手脚

30年前，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16字方针。现在中国还需要采用这个策略吗？可以明确地说不仅不需要，而且要放开手脚全面动员。原因何在？

中国已经完成了隐蔽前进，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这个阶段的历史使命，并且要迅速完成从追赶到超越的战略转变。从战略防御、相持、反攻转向战略决战阶段。
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不要让领先者注意到，以免其过早地来压制中国的追赶。但现在别人都已经完全发现，并且全力来压制的时候，还在幻想过去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未免太过迂腐。
狭路相逢勇者胜。已经狭路相逢，仗都已经打起来了，唯一取胜的方式就是杀声震天地冲上去。到这个时候了还想藏在猫耳洞里隐蔽起来，还在谈避免暴露，同样迂腐之极。
要完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使命，需要中国全力以赴并且进行最大限度地动员。
韬光养晦、小心隐蔽、搬砖模式不是没有代价的。把先进技术和管理搬回来的同时，也自己建立了一整套受制于人，和方便他人对中国进行舆论战的体系。
不利于当前中国转向引领型原创的转型。

精确和清晰地理解到我们的现状，不是被隐蔽的需要缩小、也不是被自我欣赏和满足所夸大。在准确理解当前新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最适合今天的策略。

七、陈光威与中国碳纤维的案例

前面谈到的任正非，他40年前中国还未恢复高考时，就可以在论文中用偏微分方程论证自己研制的标准压力发生器的原理和误差数据，人们至少会对其能够创建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不会感到太意外。今天我参观了威海碳纤维产业园，着实是让我震惊了一把。碳纤维是公认的世界顶尖科技。中国碳纤维产业的引领者、两院院士师昌绪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有任何意外，他可是1952年美国圣母大学冶金博士。

但与他并列的另一位中国碳纤维产业的引领者陈光威却让我们实在是太意外和感动不已。他只是初中毕业，当年是威海市王家钦村的村支书。1987年接手一家快倒闭的乡镇企业，转产钓鱼竿，其原材料主要是碳纤维。在1998年，光威公司引进了中国第一条宽幅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2001年在师昌绪院士倡议下，科技部在863项目中对碳纤维研发立项，2002年陈光威成立光威拓展从事碳纤维研发，承担国家863项目。2013年日本对中国碳纤维封锁后，光威拓展成为中国航天航空等尖端科技碳纤维的主力供应商。现在中国军用碳纤维70%左右的市场由光威拓展支持，其范围覆盖了载人航天、嫦娥计划、歼10、歼15、歼20、运20等大量中国最尖端的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