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要上班

前一阵子，一首儿歌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叫做《妈妈别上班儿》。

（《妈妈别上班儿》词/曲：小青岛）

歌词中引人注目的内容有“爸爸呀/你不在我身边/只有啊/妈妈陪我玩儿”还有“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就算上班儿/也挣不了几个钱”。这样的歌词由童稚的女声唱出来，实在叫人匪夷所思。曾经孩子们传唱的还是“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我的好妈妈》），何以《妈妈别上班儿》这样的儿歌，也开始在公众视野中出现？

（《我的好妈妈》词/曲：潘振声）

儿歌既然有教化儿童的作用，《妈妈别上班儿》这样儿歌的存在，无疑会让诸多母亲、以及那些尚未做母亲的女性都感到心寒。在这首儿歌里，作词者借孩童之口，表述了对母亲“缺席”的尖锐控诉，与之相对的则是对父亲在场的降低要求。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它还借孩童之口表达了对母亲经济能力的不屑和侮辱，以及让人感到隐忧的“等我长大了，我决不让妈妈再上班”的未来期许。

中国母亲是缺席的吗？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4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女性平均每日花费234分钟在育儿和家务劳动上，而中国男性平均每日只花费91分钟，远远低于参与调查的29个国家男性的平均水平134分钟。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男性平均每天有248分钟花费在娱乐生活上，而女性则只有211分钟。

那么，是否是因为中国女性不劳动、较少劳动，才使得她们的育儿时间相对较长呢？根据《2018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70%，在全球女性中一骑绝尘，位列榜首。与之对照，法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仅有62%而已。

那么，妈妈们到底能不能挣钱？

在中国，女性平均每天要工作8.75小时，是男性的1.09倍，但从事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女性的报酬却仅有男性的64%，这还不算上没有薪水的劳动付出，比如做家务、育儿和照顾老人。

这样看来，在女性相对于男性工作时间更长、同等工作下报酬更低的情况下，是不是就真的会出现“妈妈就算上班儿，也挣不了几个钱”呢？然而，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女性对国家GDP的贡献仍达到了41%，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包括北美。这个数字如此惊人，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称之为“挣不了几个钱”吧。

所以，《妈妈别上班儿》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

首先，它反映了对父亲失职的平淡接受。显然，这首儿歌强烈地表达了儿童需要关爱的心理，但父亲关爱儿童的责任却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一个不在育儿上花费时间的父亲，仍然可以被视作一个好的父亲，“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在于赚钱”的想象自动填补了其父职缺失的空虚。然而，这种想象不仅对两性关系是不公的，还常常是错误的。如上文所述，中国女性在经济上的地位与贡献已经是一个事实，在许多家庭中，父亲不再占据家庭经济支柱的地位，母亲的经济能力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甚至更胜一筹；而父亲承担的育儿责任却仍然远不及母亲。

插画| Thoka Maer

其次，它反映了对“完美母亲”的错误想象和苛刻要求。它想象的错误在于，认为“妈妈上班儿”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这不但与我国男女平等的国策背道而驰（中华人民共和国男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宪法》第48条第1款），以一种道德审判的方式要求女性为了承担育儿责任而放弃其经济自主权，还是不切实际的——许多的中国家庭在失去母亲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可能都根本难以顺利进行育儿活动。这其实是罔顾母亲通过经济活动对家庭所承担的重要责任，而要求她们进行一种仅仅以育儿及家务劳动为表现形式的极大牺牲——即一个母亲假如不能放弃她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将自己的时间以最直接的方式投入到育儿活动中，她就是一个失职的母亲。

这种对父职和母职的双重标准，使得我们的社会中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潮：一个60分的父亲就是一个优秀的父亲，而一个90分的母亲还是一个失职的母亲。而且，当它轻描淡写地提及“妈妈挣不了几个钱”时，更是无视了男女收入不平等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中国女性的平均收入不如中国男性固然是一个事实，但远不能作为女性相较于男性天然地更不适合参与经济活动的证据。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较低，有历史的、社会的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近一个世纪来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对女性的不断打开，女性得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女性的收入也取得了显著的上升。

《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找工作：母职惩罚真的存在吗？(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曾通过实验考查了职场女性因为母亲角色而遭受的求职、工作评价、薪资、晋升方面等机会的负面影响。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术语，与之对照的是父职奖赏（Fatherhood Bonus）。相关的研究显示，当男性成为了父亲，人们会想当然地假设他更有责任感、更稳定、更值得信赖，因此其职业生活也会受到正面影响。而与之相反的是，当女性成为了母亲，人们会假定她是没有职业追求的、会为了家庭牺牲事业的、不务正业的，因此她的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妈妈不上班儿》虽然只是一首儿歌，但它背后所表露的话语体系是很恐怖的。它和社会上所有鼓吹女性要恪守母职、放弃经济权利的言论一样，都无视了那些让女性在经济上显得弱势的真正原因——通过将性别不平等的后果怪罪在其最大的受害人头上，通过偏见、风言风语、有时候是歧视性的政策、有时候是看似甜蜜的儿歌，试图规劝女性据于母职，从而使女性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弱势，再以此作为女性应该回归家庭的证据。

而实际上，这套充满歧视的话语体系不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吗？这首儿歌里传达的希望女性退出社会经济生活、进入家庭履行母职的的愿望，和它所代表的双重标准与偏见，都在试图挤压女性的生存空间。而当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缩小，“妈妈挣不了几个钱”将会进一步地被佐证，于是受害者就这样被塑造成了一个有“原罪”的人。

如今，许多女人都早已发现了母职惩罚的陷阱。不仅仅是中国女性，在性别不平等十分严重的东亚地区——比如韩国、日本——为了规避这种惩罚，许多女人都作出了“不成为母亲因而就不必履行母职”的选择。这种不选择，是一种普遍的、无声的、而且正在扩张的反抗。

插画| Thoka Maer

如何让女性愿意选择母职呢？显然，让一个小女孩甜美地唱“妈妈别上班儿”是不会有用的。陷阱需要被填平，双重标准需要被纠正，母职需要得到正确的评价，母亲应该脱离苛刻的批评，也逃离那些看似善意实质上却是要求牺牲的“赞美”。只有当女人能够自由地工作、在经济上独立、从职业生活和母亲身份中得到的尊重一样多时，那些纷纷选择了逃离母职的女人，才有可能重新去思考母亲身份对自身的意义。

希望每一个中国女性在选择成为母亲时，能够成为快乐而有尊严的母亲。而这就需要我们将来的社会是一个孩子们会以她们的母亲外出劳动为荣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母亲再也不上班的社会。妈妈们，加油上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