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
若是在17世纪的东方，人们或许会感慨春华秋实，赞美万物生长；或许会触景生情，作诗一句：自觉此心无一事，忽闻频婆落地声。
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它引发了牛顿的思考，成就了经典力学，为西方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中国和欧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命运反转——“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或许是近代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它让曾经富饶文明的东方古国深受苦难，让生活长期处在“孤独、贫穷、残忍、野蛮和短命”(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的欧洲一骑绝尘。
它是线性增长和数级增长的呈现，是顺应自然和改造世界的比较，是亚当斯密式(Smithian)增长和熊彼得式(Schumpeterian)增长的对决。
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没有停止过，而中国近几十年的崛起又无疑给这个问题增加了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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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中国古代文化中似乎不缺少改变世界的元素。
然而在之后广阔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思想家们却因为无法摆脱历史的重量和对先秦诸子们（以及后来理学巨擘）的敬畏，以至于无法挣脱思想束缚，征服改变世界，实现开拓创新。这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 对东西方近代思想史区别的一大判断。
在《增长的文化》一书中，莫基尔用两个章节谈论中国，并强调在先秦以后的无数次古人与今人的思想对决当中，今人对古人的盲从，以及文化思潮中对创新和出格思想的冷漠和嘲贬态度，都让今人自然而然地在古人穿梭时空的注视之下退避三舍。正因如此，从实践和生活中汲取知识，通过实验论证假设也就无从谈起，诸如“考证学派”、“实学”等亦是难成气候。
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因为中国的思想史从来就是解读、回归、遵从、巩固先贤思想的历史。
无数学子的终生理想是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而没有饱学诗书，似乎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能够博古通今、旁征博引俨然成了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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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也不乏冲破历史和文化束缚的个例。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英文浩荡地翻译为The Creations of Nature and Man）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将他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莫基尔亦是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 宋应星科举屡试不中，于是另辟蹊径，走上“自然哲学”的道路，将社会上机械、造纸、机械、采煤等工艺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其技术意义深远在当时是举世罕见的。
不出预料的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天工开物》之类作品并不感冒，其受欢迎程度远不及《金瓶梅》，若不是后来传入日本，此著作确有失传之风险。
这又反映出中国古代精英们对所投身事业选择的一大特点。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精英们专注于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治国理政，士农工商等级森严，文武之外不闻它事，将一切与生产、科学、技术、行业有关的任务，交给巫医乐师百工之人。(savant vs. fabricant)
如果代表时代最高思想水平的精英与生产和技术前沿距离如此之大，并且对其兴趣索然，可以想象生产流程的总结、改进、推广、优化的困难之大。毕竟，“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巫医乐师百工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代表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
当然，欧洲思想家要打破传统和开拓创新也绝非易事，文化、宗教等都是阻止思想进步的桎梏。牛顿在构建经典力学后就曾严重怀疑古希腊圣贤们早已发现过他的学说，只是年代久远失传了而已。
然而不同的是，在“文化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和相对包容的文化背景之下，欧洲思想者们最终从盲从传统、膜拜先贤中挣脱了出来，并且与科学作伴，共技术为伍，将进步书写成为了欧洲近代发展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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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
不得不说，近代欧洲凭借科学技术异军突起这一历史线条让人措手不及，而近代中国在野蛮人已来到门口时的束手无策和无动于衷亦是让人痛心疾首。
然而，就像从“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到“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旷世转变，以及对“学以致用”、“实践出真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信奉和坚持一样，中国一百多年来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让我们自我革新，扭转颓势，得以借助赛先生和新思潮在当今世界努力实现着伟大复兴。
-End-
封面和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中幻灯片截图来源于Joel Mokyr2015年在斯坦福大学讲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Rmxxgpqfw&t=186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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