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宰相、经济沙皇，了不起的奠基者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繁荣，来自于几个重要的红利，它们包括：世界工厂的崛起、快速增长的外贸、活跃的民营经济、城市化与房地产等。

这些红利的产生，实际上全都来自于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例如加入WTO、房地产市场化等、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每一项改革都给了中国二十年的发展动能，每一项改革的过程中都能看到一个人的影子，那就是朱镕基。

一、艰苦出身尽忠报国

朱镕基故乡位于湖南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棠坡，他是朱元璋的十九世孙。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已不在人世，12岁时母亲病死。年少的挫折没能阻挡他的学业，他于1941年考入湖南私立广益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前身），194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前身）。

根据《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第26班理组学生学籍册》保留的资料显示，朱镕基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多数科目都位列第一，可见他的学习能力是真材实料的。

朱镕基的一份高中成绩单

朱镕基于1947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电机系，入学后参加学生运动，在1948年1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于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清华毕业后，他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国家计委工作；

在1970年至1975年，他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五年，期间种过小麦、棉花、水稻，养过猪也当过炊事员；

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上海市委工作，1991年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二、临危受命抗击通胀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基建投资迅猛增加；社会总需求大幅扩张，货币投放同比增长高达34%，信用严重扩张，总需求又拉动了通胀。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四高“（高投资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和高贸易逆差）、”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和股票热）、”两乱“（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秩序混乱）。全国大城市生活物价便上涨22%，这使得群众生活受到很大的压力。

在1993年初，朱镕基的职务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导经济工作，当时最紧迫的工作就是解决高通胀问题。他铁腕治理经济过热和高通胀问题，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遏制投资过热，打击房地产泡沫。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中国终于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中国通胀率1990-2019

三、分税改革现代财政

在1994年财政改革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采用 “包干制”，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情况。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迅速下降，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

在朱镕基和他的幕僚们看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必须进行重新的“合理设置”，否则宏观调控将缺乏坚实基础。分税制效果就十分显著，在首次正式实施改革措施的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实现了203.5%的空前增长。

分税制改革后，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扭转下滑趋势，回到20%左右的比例

分税制改革意义重大，分税制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标志着中国的财政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中央与地方在分权与集权的循环中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经过分税制的改革，中国财政汲取能力得到增强，在充裕财政的支撑下，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得到了发挥，中国得以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防范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开展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和国际投资。

四、汇率改革双轨合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汇率体制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革。

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至1994年，是转轨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与之相对应的是价格的双轨制，汇率制度则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前者调节计划内的外汇收支行为，后者调节计划外的外汇收支行为。

官方汇率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而调剂市场汇率于1988年4月起开始自由浮动，1993年2月重新限价，并于当年7月再次放开。1994年汇改之前，国内经济过热导致进口需求增加，外汇供不应求，外汇调剂市场上，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与官方汇率的差距越拉越大，套利的空间难以消除，官方汇率高估难以维持。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981-2015

1994年汇改将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汇率并轨，即官方汇率一次性贬至市场价格。汇改之后，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开始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

这次汇改的意义重大，它消除了官方汇率的高估问题，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促进了出口，增加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扭转了人民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单边贬值趋势，从此人民币由弱转强。

具体来看，1994年汇率并轨的效果非常显著，中国1993年的经常账户逆差为11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3.34%；1994年很快就扭亏为盈，实现776亿美元的顺差，占当年GDP的比例为1.57%。

五、金融危机从容应对

亚洲金融危机是1997年爆发的一场金融危机，从1997年7月开始席卷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该危机源于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随后危机进一步波及至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及其它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

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国家

在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当选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先就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承诺是有底气的，因为中国早在金融危机的前三年就进行了汇改，人民币不存在高估，而且中国内部在危机前的几年实行了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所以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主战场实际上是香港，由于遭到空头攻击，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岌岌可危，对此，朱镕基表态：“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由于港府准备充足、行动果断，加上中央政府的支持，香港最终战胜了金融危机。

六、住房改革稳定房价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也是朱镕基推动下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了住房改革的目的、内容和近期任务等。

1994-1997年，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体制得到全面推进，但作为转轨中的过渡，福利体制仍然保留，客观上住房新、旧制度双轨同时运行；再后来，福利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商品房成为主导。住房改革有效扩大了内需，中国的人居环境和城市面貌都因此得到极大提升。直到今天，中国经济仍然在吃住房改革的红利。

如今，在城市化与房地产的推动下，中国西南大城市重庆日新月异

在大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化的同时，中国的房价基本保持稳定。那时并没有限购、限售、限贷、限价这些措施，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但房价仍然保持理性平稳，针对局部出现的泡沫（海南房地产泡沫），朱镕基也予以坚决打击。

从1991年到1993年年底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海口的地价从十几万飙升到几百万一亩。房价由一千多元飙升到七千多元。疯狂的炒作中，地产商，银行和当地政府成为了利益共同体，甚至连银行和券商都参与了炒作。海南房地产的疯狂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全国房价都开始上升。

1993年，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公开看法，随后，终止了房地产企业的上市，同时严控银行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控制了信贷规模和国债利率，1994年，开始了更严厉的资金政策。在他主导的组合拳下，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一年时间房价腰斩，全国房价此后多年保持稳定。

以深圳为例，在朱总理任内，房价保持基本稳定，2004年房价与1994年相当

朱总理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香港、深圳之行中，对深圳的房地产问题仍然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和批评，“有些城市，不是全部，房地产有一点热，空置率太高，而且还在增长。” 没想到他一语成谶，他警告的问题在后来逐渐成为了现实。

七、改革国企壮大民企

国有企业的低效、垄断、腐败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自1988年开始，国有企业亏损率一路上升，到1998年时，竟然有47.4%的国企在亏损，这个比例甚至高于1976年文革结束时的状况。

亏损国企占比 1975-1998

国企效益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朱镕基认为国家无法照顾所有数以十万计的“亲生儿子”们，必须有所放弃。1995年9月28日，十四届五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新思路认为，要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应该通过存量资产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这可谓是真正的壮士断腕。

国企改革后，国企效益显著提升，民企也得到空前发展。在今天无数年轻人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时，可能已经忘了90年代的下海潮，大量公职人员辞职创业。

在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的同时，中国城镇总就业人数保持高速增长。1998年中国城市就业来自民营企业的数量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此后民营经济进入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对就业的贡献比重不断加大，今天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总就业的90%，贡献了中国每年新增就业的9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民营经济的权重不断提升，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中国城镇就业数量，图中红色为民企，褐色为国企

八、加入世贸开启辉煌

2001年11月10日，WTO正式接纳中国作为WTO成员，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

加入WTO过程并不容易，谈判自1986 年7月10日中国正式向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复关申请起，一谈就是15个春秋。

中国入世谈判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酝酿、准备复关事宜；

第二阶段从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

第三阶段是工作量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美谈判又是困难中的困难。从1997年8月与新西兰最先达成协议，到2001年9月13日与最后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期间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其次是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与美国在市场准入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签署中美双边协议中最重要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并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使得中国入世谈判进度明显加快。遗憾的是在同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入世谈判被迫终止。

朱镕基1999年访美加速了中国加入WTO的进程

1999年9月11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会晤，同意两国恢复谈判，11月10日至15日，石广生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美代表团在京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举行谈判。

备受瞩目的中美谈判范围广、内容多、难度大，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要价非常高，立场非常强硬，谈判又不时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干扰。对此，朱镕基总理在最后一轮中美谈判中亲临现场，坐镇指挥。我方代表坚持原则，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取得这场最关键战役的双赢。中美最终在11月15日签署双边协议，标志正式结束双边谈判，也为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奠定基础。

加入WTO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加入WTO后即享受成员国拥有的最惠国待遇。这不仅能享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的好处，使主要贸易大国对中国的歧视性做法逐步取消，而且会使中国产品拥有比过去更为有利的竞争条件，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特别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出口的发展。

果然，加入WTO后，中国外贸突飞猛进，来自全球的产业链移入中国，带来了大量先进技术和就业岗位，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和技术人才。中国经济在2001年后不断升温，增速从2001年的8.3%上升到2007的14.2%。如果说2002年至2012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那么这黄金十年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