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下简称《罗马》)是一部伟大的经典。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它当初问世时是一种现实叙事,它切合了“当是时”的历史任务,从而参与了历史的演进。据说《罗马》陆续出版的时候,一度风靡,甚至成为贵妇人梳妆台上的“格调”。时间一旦赋予历史或审美叙事以经典印记,它们就从社会阅读或消费中分离,成为专家的工作、学人研思的对象,或学子的秘卷。但是,社会阅读和消费从没有消亡,就像《道德经》、《论语》等经典仍高居我们古籍图书销售的前几名一样,阅读并回向经典有益于世道人心;对东西方经典的正常消费也是检验一个社会走入常态的标志之一。

但我们对东西方经典的阅读有很多误区。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经》、《理想国》、《政治学》等等离当代人太远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几百年、上千年的经典读起来太难,它们是古人的书,不是我们今人的书。艾略特有诗,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话等待另外一种声音。当代人应该读当代人的思想。对吉本的《罗马》,我也有过一种想当然,但通读下来,发现这部书跟我们之间的隔阂不算大,除了人名、事件陌生以外,历史的场景、细节仍是我们所熟悉的。
在读《罗马》的过程中,我也一再把它跟孔子的书、司马迁的书、司马光的书,甚至今人柏杨的书,进行比较。吉本的写法儿,有的地方像司马光的史笔,更多的地方像柏杨的口气。我个人以为,如果吉本能读到孔子尤其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书,或者他的写作会更上境界。但我又感叹,太史公毕竟是古典作家,吉本跟柏杨更接近,因为二者同属于东西方“中世纪”之后的启蒙知识人。遗憾的是,吉本生活无忧,柏杨是“看过地狱回来的人”,遭遇、心性的不同导致二人的写作仍有差异。吉本可以二十年的人生打造一部“他们的”《罗马》,柏杨则是以战士的姿态向人揭露“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中的黑暗。
读吉本的《罗马》,像是在进行一场长达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旅行。我们今天的世界图景基本上跟这条道路有关,“条条道路通罗马”,而罗马是把希腊、希伯来等欧亚的文明成果吸纳进来,合众为一,再把理性、信仰、法律、科学等精神情怀撒播到全世界。我们一般以为罗马的世界或使命已经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时就已经终结了,但罗马的文明其实像不断能够找到“宿主”的永生精神一样,它能够借尸还魂,能够凤凰涅槃后浴火重生或寄生。我们一般以为罗马就是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的弹丸之地,罗马的世纪不算长。但历史的事实是,借助于罗马文明,我们现在生活在公元纪年中,我们现在享受着希腊理性精神创造的生活。当然,一部《罗马》,让我们看到社会开明的心态、开放的大门是可以关上的;从蒙昧野蛮到文明、从文明到返魅,都可以顺理成章。
吉本笔下的罗马,只有第一罗马(古罗马)、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在他之后的几百年来,罗马又寄生出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有人以为是大英帝国)、第四罗马(有人以为是美国)。两千年来,东西方历史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当属于“罗马”,其他地区多属于“罗马”治下的“行省”、少数地区属于化外之地。一个现代中国的读者,如果不是特别迂执,他完全明白,凯撒、七月和八月、奥勒留的《沉思录》、斗兽场、罗马式建筑、斯巴达克斯、耶稣等等,跟老子孔子、唐宋诗词一样,成为我们生活的背景。
跟很多读者的感受一样,我也对罗马史中皇帝的命运印象深刻。“帝王像菜瓜般在案板上轮番滚过”,那么多的罗马皇帝死于非命,即使想退位者也难得善终,不免让人差点大起同情心。“第一公民”也好、“皇帝”也好、“元首”也好,“执政官”也好,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近臣、禁军干掉,罗马世界的人对皇帝没有敬畏、崇拜,这种文化影响到当代,国王、总统等等在国民心中仍无“宝相”,“总统是靠不住的”。对政治和政客的嘲弄、不信任几乎成为文明世界最重要的传统。虽然都是皇帝,虽然柏拉图理想的“哲人王”也曾经出现过,罗马的皇帝也自称是神,但他们止步于君权,他们从未得到神权。还有更大的差别,比如说,“中国的皇帝更多地是靠血脉和神话维系起来的,古罗马的皇帝却需要军队拥护、元老院批准才能加冕。
罗马人对皇帝的态度,跟东方国家的子民对天子的态度也大不一样。尽管庄子早就指明君王大臣的身份职位不过是“腐臭的死老鼠”,是“枯骨”,但仍有太多逐臭之夫趋之如鹜,他们视之为鼎、为鹿、为天、为终极,并以此作威作福,恐吓大家。如庄子嘲笑的,“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在这个意义上,译者以汉语中的讳语或敏感词来译罗马皇帝们的名号用语,是一大失误。罗马世界不存在“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不存在“君君臣臣”的伦理秩序。文明个体必须在治理者之外找到一个信靠坚实的立足点,如此自觉觉他,才可能益己益人。正如另一个文化板块的圣贤最早指出君王的虚妄和假象,“如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历史上的转轮圣王在人亡政息后多是可笑可恨的,现实中的转轮圣王多是不可理喻的。汉语世界一度流行一个说法儿,即他人文明成果的一大关键在于,他们经过千年的努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实际上,读罗马史可知,即使罗马皇帝不在笼子里,他也抖不了什么威风。
因此,阅读《罗马》或罗马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这些年来,国内出版有关罗马史的书多能畅销,也在于中国读者意识到文明历史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几大文化板块,在几百年的坎陷之后似乎有些回过神来,正在醒觉自性或文化主体性、文化本位意识,尽管这些亚文化板块目前都是世界一体化秩序中的跟随者,但它们跟“罗马”的关系能否健康平易,已经是一个人人能感受到的时代课题。它们是想做当代主流文明秩序规则的学习者、搭车跟进者,还是做挑战者、捣乱者,还是做一极新的“发动机”?如果是后者,无论罗马帝国史、还是我们华夏文明史,能够提供两极或多极“发动机”相处的经验吗?一极“发动机”如何承认另一极不是“山寨”或化外蛮荒?挑战者如何证明自己是文明的“发动机”?
借用刘Z敬先生的话说,吉本的史观值得质疑,“他的认知图景不难概括:世界充满了杂草和灌木,只有两颗参天大树----古典(希腊罗马)和近代(基督教欧洲)。”由此可知,罗马的经验、华夏文明的经验都未必适用于当代,但也因为如此,罗马史、中国史提供的原则和教训极为重要,它们是当代社会自处和相处的参照。“帝国注定衰亡!”一切所谓的罗马梦或第三第四罗马梦想、一切大国梦或帝国梦都一去不复返了,今人多半清楚,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带不在大国都市,时间是大都市的居民梦想不得的奢侈,“小国寡民”反而尽享这一人生的奢侈和幸福宁静。重建帝国梦想的人是文明的罪人,也是文明个体的敌人,因为当代文明有别于《罗马》的世界、也有别于《资治通鉴》中的世界,当代文明是属于人、为了人、服务于人的。
亚文化板块在世界知识中的参与共建,不仅是政治家、政客或知识人的工作,也是现代文明个体的业力或光荣。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罗马或《罗马》是极有用的,它能够使阅读个体“明心见性”,超越当代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构筑的生存天花板,直面文明的本质,从而在政治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难以安顿人的时候,个体率先安身立命,并从文明史中汲取有益的资源,获得可倾城倾国的创造性力量,像目前“发动机”地带的文明个体一样,一个人即可提撕我们生存的境界、一个人即可提供我们生活的升级版本、一个人即可带领我们进行星际旅行。
就是说,阅读罗马跟写作罗马一样有个人意义。吉本以个人半生的努力,参与了历史大戏中的启蒙和文艺复兴。吉本的人生,堪称“与时消息”。用革命作家恩格斯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当代人受惠也受制于制度和科技等文明要素,无论中产还是屌丝,都在时代的浪潮中跌跌撞撞、疲于奔命,但对当代文明转型来说,时代也同样需要一个人的启蒙、“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一个人的世界史”。因为只有如此,个人的生命才可能配得上人的光荣。
有不少读者都注意到,《罗马》的时间跨度几乎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样,长达近1500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马》是属于我们现代人的,个人的,大众的,《资治通鉴》是属于古典的,集体的,精英的。我个人最看重的就是吉本的人文史观,以及包括他在内的西方人的生命个体本位意识。立足于后者,他们都是真正的巨人、神人。
在今天我和众多读者望着近三百万言的《罗马》一度生怯时,想到这部作品当年竟是他们国家里大众流行的读物,不免汗颜。尤有甚者,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讲过一件事:美国一个大经济学家有一本自制的日历,每个月份选取一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的人像并引用他的几句精彩话语。到了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那个月,是引自密尔给边沁(J.Bentham)的一封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换给你。希望你能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张五常一度不解,后来推算一下,密尔写信的时候只有三岁!密尔7岁写了一本历史书,11岁精通当时所有的数学。除去中间精神分裂了一下,中年的时候写出了《论自由》(On Liberty)和《政治经济原理》。第二本据说只用了六周的时间,张五常读后感慨,“即使花六年时间写出这样的书,也算是天才了”。
这也我愿意为《罗马》一书饶舌的一大因缘。我已经活过了吉本、密尔最富于创造年龄的时光,如果做一个比较,我跟身边的人一样,对他们虽不是“大写的服”,但多少有些遗憾,有些羡慕。少年、青年的起点大抵差不多,都建立在人类的才能和成果之上;青少年的心性基本是开放的、理想的。但在时代社会的旅途中,大部分人走偏了,被毁或自毁。到了一定时候,因缘合和,真的能感受到“过去事皆非,搏得微名销壮志”;再看自己或他人,也真的是“羞将白发对青山”。所以,在无数的历史经验面前,我们必须说,人生确实只有两三波机会,能把一波机会做好就可以了,如果一波机会都没有抓住,那就别指望自己还与时共舞,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有限吧,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积累。吉本们的经验也是,“君子积小以高大。
值得一说的,我在读《罗马》的过程中,不仅在看读者的反应、名家的资料,也还在解若干汉字。在解到“学”这个字时,我突然受《罗马》读者的启发。从音训的角度,许慎说,“学,觉悟也。”学字有音跟爻、教、校等相似,但后来音通穴,学字的字形中有深陷的意象。教人学习一门知识,就像把人带进一个黑洞,让他钻进去,教他钻出来获得此前不曾体验的光明。直到今天,学生、年轻还把主动去学习比喻成给自己挖坑。这种洞穴式的隐喻曾为柏拉图阐明,较之现代哲人的“白板说”,学习的“黑洞说”可能更有意义。在某种意义,一切经典都是坑,都是洞穴,我们需要跳进《罗马》坑里,跳进《理想国》的坑里,跳进《史记》的坑里,自己摸索出爬出来,得能欣见蓝天白云。
当然,《罗马》在百年中国的传播史上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半个多世纪以前,年轻的何柄棣先生在考试时,就曾以《罗马》中的一段话作答得到考官的赞赏。“The various  modes of worship,which prevailed in the Roman world,were all considered by the people,as equally true;by the philosopher,as equally false;and by the magistrate,as equally useful.”中文是,“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何先生译文典雅,这次读《罗马》,发现译者席代岳先生是军人出身,虽然极力想做到文字古意富丽,但跟这一吉光片羽的翻译相比,仍有不及。席先生的翻译是,“各种宗教仪式在境内流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们是同样的真实;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们是同样的虚妄;对于地方行政官来说,则是同样的有用。
翻译,无论文白,只要一气贯通就好,如许国璋先生的翻译,“耶稣降生后第二世纪,罗马帝国拥天下之沃野平川,生民教化,世莫有二。历朝军威,余烈犹存;军纪严明,军士奋勇,故边疆远及八荒,守卫无虞。法制文治,立法宽而执法严,故州郡一心,协洽无懈。庶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且及奢侈逸乐矣。古时所订宪法,予民自由,是时仍受尊重,但仅有其表而已。中枢国会,名义上享有最高主权,然政府行政之权,已委诸皇帝。纳尔凡帝,特莱强帝,海德梁帝,又安东尼前后二帝,茲五帝者,德行高而治国有方,凡八十年,是罗马帝国之盛世。”席先生的翻译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对比席先生自己译吉本序的文字,“余择定主题,戮力以赴,容有不当之处,尚请见谅,然述史乃藏诸名山之事,绝不敢哗众取宠,哓哓不休,有渎诸君清听。”席先生确实做到了“戮力以赴”,这是值得我们礼赞的。我们当然也期待有更上层楼的译本出现。
对吉本的认知也见仁见智。很多学子把当作大神、大咖,也有人把他当作bullshit。无论如何,主流见解多把吉本当做一个参与过历史的启蒙知识人,当做一个了不起的人文学者。但这次阅读,我意外地读到极为尊敬的巫宁坤教授的文章,他也是读过《罗马》的,但他眼里的吉本,不过是一个“冬烘”,这让我大感兴趣,思量之下,我能理解巫老师的感受。说到底,我们今人享有文明福祉不论,我们今人理应有当仁不让的个体尊严,这是不可让渡的,在自性面前,需要抛弃一切幻想,“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虽然吉本是“杰出的英国史家”,但他信口胡诌时我们也需要敬而远之,甚至斥其虚妄。
所以,开卷有益。《罗马》是我们可以获益的经典,一个活在中国史中的读者可从中获得新的眼光。对当代人来说,我国史和世界史大事未尽,吾生有事;只有熟悉历史的人,才有可能在时代的漩涡中自渡渡人。
2018年10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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