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影响，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双双破7。随后，在特朗普支持下，美国财政部突然决定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的此次认定前后矛盾，逻辑不通，与事实完全不符。在此背景下，我国应保持定力，以我为主，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对待汇率波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出口部门稳定发展。

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市场行为
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是外部环境变化的正常反应。汇率作为国际收支调节工具，其变动必然会随着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态势动态调整。当贸易摩擦缓和时，市场主体对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预期前景好转，人民币汇率会随之上涨，而如果贸易摩擦恶化升级，市场主体对国际收支和经济增长的预期恶化，短期跨境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将相应下跌。这一点在去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人民币汇率波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8年3月到10月，贸易摩擦全面爆发并不断升温，受此影响，人民币汇率下跌9%；第二阶段，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旬，贸易摩擦进入对话谈判阶段，市场情绪有所缓和，人民币汇率逐渐企稳回升，此阶段汇率升值4%以上；第三阶段，今年5月至今，特朗普继续极限施压表现，威胁并升级关税措施，贸易摩擦再度恶化升级，人民币汇率从6.7左右贬至7以上。可见，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每一阶段和转折时点均与贸易摩擦走势密切相关，是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的主动选择和避险情绪驱动导致的。寻根究底，如果非要指明谁是汇率波动的元凶，我们认为，正是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和出尔反尔才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此需要有正确且清醒的认识。而且，特朗普不断施压美联储，主张实行弱势美元政策，究竟谁是汇率操纵者一目了然。
美国的指责违反认定标准，且逻辑不通。美国认定他国为汇率操纵国主要有三条标准，分别是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每年200亿美元以上；被评估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超过2%；在过去12个月中有6个月实施外汇净买入，且净购买量超过被评估国GDP的2%。如果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标准，则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2018年，中国经常账 户顺差占GDP比例仅为0.4%，而且过去12个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了60亿美元，呈现净卖出状态，除了满足第一条标准，其他标准都不符合。美国5月份的评估也认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短短几个月，在中国外汇市场并未出现大的变化情况下，美国违反自定规则，强行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不仅于法不通，于理更是不通。
在美国财政部的公告中，其援引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稳定外汇市场的表态，以此作为认定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承认 操纵汇率的理由，无异于强词夺理。IMF认定操纵汇率的标准，第一条是看该行为是否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稳定措施是为了阻止汇率过快贬值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符合美国和其他各国的利益。IMF相关标准中也清清楚楚地写着，为消除外汇市场的紊乱情势对成员国货币汇率的短期干扰，相关成员国必要时应对外汇市场进行 干预。而且，人民银行的相关表态，也并非今日才有，此时拿来作为理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波动成为常态，并不存在操纵一说。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由原来做市商报价基础上加权决定的不透明定价，转变为做市商在银行间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收盘价，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形成的透明定价。这一透明化举措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调整报价时段，增加货币篮子样本数量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市场的参与力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改变了过去单边升贬值趋势，“8·11 汇改”之后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转换。另一方面，中间价与前一日收盘价价差明显缩窄。汇改前7个多月时间里，中间价汇价都低于前一日收盘价，也就是说，政策主导下的中间价高估了人民币汇率，日均大约高估907基点。汇改后该情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善，截至2019年8月13日，中间价日均低于前一日收盘价37个基点，而且中间价也不总是低于前一日收盘价，部分交易日甚至高于前一日收盘价，中间价更能反映市场供求变化。2017年底，纽约联储工作论文同样认为，“中国近期管理人民币中间价，以及在更大范围上管理汇率的办法，已经取得成功；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短期表现，已进化得更具自由浮动货币的特征”。8月9日，IMF 也发文支持中国，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相符。此外，自中国加入IMF 以来，外汇数据公布标准完全符合IMF的特殊标准（SDDs）。
汇率成为大国博弈工具
汇率是两种货币价格的比率，因此，汇率政策不仅仅是一国国内政策，更是关乎国与国之间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较量。汇率博弈的胜败，既取决于内部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国际收支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又取决于外部的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外交局势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
美国金融市场较为发达，尤其擅长使用汇率工具服务 国家利益。具体来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弱势美元策略，另一种是强势美元策略。美国政府会结合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在不同时点和阶段灵活运用。弱势美元通过低估美元促进出口，实现制造业复兴，经典案例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在美国主导下，日、美等五个国家联合签署《广场协议》，日元主动付出了一次性升值20%的代价，用来支持美国减少贸易赤字。而强势美元通过吸引资本流入，以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经典案例是2010年前后爆发的欧债危机。欧元自诞生之日一路走来日渐坚挺，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对美元构成了严重挑战。2009年，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初，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轮番上阵唱空欧元，成功将债务危机引到整个欧盟，欧元自此一蹶不振，而美元 自2011年下半年进入新一轮强势周期。
目前，中美汇率博弈正在进行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美国长期关注的重点，美国政府一直就汇率问题与中国周旋。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对美国产生了一种无形压力，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走向高发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摩擦更是频繁发生。特朗普在大选辩论时，便指责中国政府通过操纵人民币，获得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之后， 通过修改汇率操纵国认定标准、施压美联储等手段，进一步在汇率领域做文章。
除此之外，特朗普为了缩减美国贸易逆差，采取了重新修订贸易协定和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做法，但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汇率波动所抵消。为了确保关税效果，特朗普主张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汇率稳定条款，希望借此实现缩减贸易逆差的目的，如果违反规定将受到美国制裁。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广场协议》是通过汇率的变化来纠正贸易失衡，防止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而目前特朗普的做法是希望避免汇率波动来确保保护主义政策实施的效果。显然，这是违反市场规则、以邻为壑的行为，不会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
以我为主加强国际汇率政策协调
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曾指出“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从中美历次贸易摩擦中可以看出，每次摩擦都会给博弈双方带来不利影响，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导致 双输。虽然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抵消部分美国关税影响，但人民币贬值将增加资本外流压力，汇率稳定性受影响，不利于中国吸引外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推广。对于美国来说，由于美元具备全球货币属性，单边干预无法令美元贬值，货币领域的摩擦无益于美国经济增长。此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通过降息来应对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中美两国应加强在汇率政策上的协调，避免以邻为壑现象的发生，降低双边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外溢冲击。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曾经共同重申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 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不过，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货币较量正在进行之中，在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之外，中国应该做到以我为主，把握货币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和独立性，兼顾实体经济利益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广，避免陷入国际资本布下的陷阱之中。
长期看，应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经济稳则汇率稳，经济稳定增长是应对汇率风险之根本。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外部冲击，实则是内部经济发展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处于调整周期、外贸结构失衡、产业竞争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等。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应坚决落实去产能和稳杠杆政策，促使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尽快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经济触底回升。只要国内经济稳定，跨境资本加速流入，人民币汇率将进入稳定期，外部保护主义和国际做空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也将逐渐减少。
中期看，应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向自由浮动的汇率管理框架过渡。目前市场仍然过于关注美元指数的变化，汇率走势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在短期容易偏离经济基本面。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可以看作是一次很好的压力测试，虽然摩擦不断升级，但市场表现逐渐理性，跨境资本也未出现大规模的外流，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未来，应继续加快推进外汇市场建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由主要盯住美元转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依然是自由浮动，但是自由浮动并不意味着放弃管理。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格局确立，外汇市场产品极大丰富，市场广度深度提升，市场主体更加成熟，能够有效对冲风险，中间价可以择机退出历史舞台，汇率将实现弹性和双向波动。美国也将失去指责中国为“汇率干预国”的借口。
短期看，一方面应继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走势。在中间价继续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常态下可采取“中间价管理 + 资本流动管理”两件工具达成汇率管理目标；特殊时期或危机时期，在中间价管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口头干预和外汇干预，必要时可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另一方面还应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避免美元单边调整给各国带来的冲击。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可考虑在国际机构和会议上联合发声，通过舆论引导，约束和规范美国贸易和货币政策的变动。
（作者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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