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流量网站登出一则消息，称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称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文章抨击中国大学对“排名”的执迷，称“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 “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文中对民办教育也有观察：“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对中国大学的“官本位”体制，文章这样评价：“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对于中国大学的作弊、抄袭、造假等学术问题，文中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耶鲁大学图书馆
文章写得很有点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语感，笔调犀利，见解毒辣。只可惜，这篇刷屏文章，是个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其实早在2009年，该文已经在网络上出现。有媒体联系耶鲁大学进行询问，校方调查发现，耶鲁大学学报从未刊登过传闻中的文章，前校长也不曾在任何场合对中国教育发表过类似的意见。有人发现，此文是用多年前施密德特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
无疑，当今某些媒体已经丧失了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和态度。连花点时间核实一下信源的真实性都不愿意。在一个数据化的时代，有深度的独立新闻调查几乎已经不见踪影。新闻编辑已经沦为简单粗暴地用软件在各网站上即时无差别地抓取素材，然后按标题的惊悚与揪心程度重新排列组合，滚动推送给读者的量化工种。在信息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同时，信息的质量却在急剧萎缩。多年前的旧闻，甚至明显的假新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门户平台一再刷屏。这不由得让人有种“新闻业”已死的感叹。
然而，这篇伪作却在另一层意义上显得有意思。
文中提到的学术腐败现象，是抄袭别人的文章，拿来当作是自己的。可这篇文章却正相反：明明是某个匿名作者的原创，却冠以别人的名字发表。
这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种有趣的传统：假托某个名人的嘴，来说出自己的话。据研究，中国古代很多典籍，都是这样的产生的。比如传世的《管子》、《鬼谷子》、《列子》等书，都是后人假托之作，并非标题上的作者所著。和剽窃的行为正相反，这些原创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版权，他们只关心文章内容的传播。真实作者的名字被遗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本身通过大人物的名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这仿佛司马迁在《伯夷叔齐列传》中所说的：“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显然，如果文章不是冠以“耶鲁大学校长”这样显目的名头，也就只是某个网络愤青的孤愤吐槽而已，很难得到现在这样广泛的社会关注。
自撰警句挂鲁迅名头已成网络梗
这种假托某个名人的“伪作”，是身处江湖的“岩穴之士”表达观点态度、参与政治和社会问题讨论时，不得已采取的策略。
这种策略，有时非常有效。
比如，明代末年，神宗皇帝迟迟不肯立大儿子为太子，希望让自己喜欢的三皇子继承皇位——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国本”之争。皇帝一意孤行，违反了国家的“成宪”，遭到了朝野士人的一致反对。十几年间，无数奏章和劝谏，都没能改变皇帝的心意。
于是，有人写了一部叫做《忧危竑议》的传单，在京城广为散发。一夜之间，北京许多府邸衙门的大门口，都被人留下了这部书。文中采用问答体例，借用两位当朝官员之口，讨论了历代皇位继承的问题，批评了神宗皇帝的行为。在引起轰动之后，又有续作，假托他人之口，讽刺了当朝内阁官员的不作为。这两次事件，被称作“妖书”案。
神宗皇帝当然大为恼火，动用锦衣卫、东厂、五城巡捕衙门等国家机器到处捉拿妖书的作者，结果是不了了之。面对如此的社会压力，皇帝最终不得不放弃抵抗，向社会舆论妥协，封长子为太子了事。
神宗像
明代“假新闻”出现的背景，是传媒的革命。晚明时代，印刷业空前繁荣，南京和福建建阳的书坊，把《金瓶梅》、《水浒》等小说以低廉的价格印刷出售，将新的文字和观点，推送到千家万户。轰动京城的“妖书”，便是雕版印刷出的传单。仿佛现在的网络媒体，明代的印刷出版业推动了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观点，阅读让你必须思考出现在面前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认为，新媒体造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指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的一个独立的传媒空间。它让新兴的市民阶级在这个领域中交流观点、独立思考，形成“公论”或者“舆论”（public opinion）。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形成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在中国，假托名人之口，表达社会观点，可能正是在“公共领域”里引起关注的有效策略之一。明代的商业印刷和现代的网络移动媒体一样，都让意见表达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让普通人都能有机会参与到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明末学者顾炎武，把这种现象叫做“庶人之议”。在他看来，允许“庶人”议论，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之一。
假新闻混淆视听，无疑有巨大的负面作用。但是，和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伪作”和“妖书”一样，假新闻也可能是一种参与社会讨论、表达抗议的策略。如果诚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假托名人之口的作品，或许是这些“匹夫”和“庶人”能够被聆听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了。
在一个“新闻业”已死的年代，假新闻却正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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