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国首例商业克隆猫“大蒜”经代孕猫自然分娩顺利出生。猫的克隆刚刚开始,狗的克隆则早在2005年就已拉开序幕。这预示着商业克隆在宠物市场的探索路径,也隐含着复杂的情感消费需求和伦理争议。
文 | 严岩
摄影 | 王旭华
为什么克隆猫?
克隆猫“新大蒜”蜷缩在保育室,这是一只刚满月的英国短毛猫,脸部与背部花纹灰白相间,眼神紧张,像一只没有刺的小刺猬,一动不动地盯着我。而一边陪伴的则是它名义上的“母亲”——代孕猫,一只普通狸花猫,“喵喵”叫唤着走来。显然它已经度过了刚生产完“习惯性护娃”的阶段,略显不耐烦,不停地来回走动。“它想要出门”,专门负责照顾这两只猫的保育师李奔驰告诉我,
克隆猫的一大挑战就是挑选合适的代孕猫。
“猫和狗不一样,克隆犬基本都统一用比格犬代孕,它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实验犬,极其稳定,考虑体型和生育能力就行;
猫不稳定,品种猫又极贵,实在不好判断,目前我们的标准是猫的脾气要好,性情稳定最重要,这只代孕猫就是特别亲人。

克隆猫大蒜刚出生1个月,它与代孕妈妈在一起。
在摄像头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守护下,新生大蒜需要在这家名为希诺谷的克隆公司待满两个月。房间内除了猫窝猫粮等固定配置外,还置有一杆体重秤,便于了解大蒜的身体状态。
这是中国第一只克隆猫。它的“前世”大蒜,今年1月9日突然死亡,死时才两岁半大。六个多月后,新大蒜出生了,很多人都盯着它生前的照片和“复活”后的照片比对:这真的是克隆的猫?为什么基因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新大蒜”和“大蒜”长得不一样?
通过希诺谷提供的视频见到“新大蒜”的那一刻,黄雨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依然忍不住有一点失望:大蒜下巴处标志性的黑色“蒜瓣儿”不见了。黄雨是大蒜的主人,也是让它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决策者。在决定克隆大蒜之前,他查了不少有关克隆技术的知识,比如动物克隆意味着克隆体不通过精子和卵子受精,但获得与本体具有相同遗传物质后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长相,毛发的斑块灯由多个花色基因共同控制,即便是相同的基因,也存在多种随机表达的可能。他心里清楚,此大蒜非彼大蒜,但他仍将这一次见面称之为“和大蒜的世纪会面”:“我实在太久没有见到它了。”
《九条命》剧照
大蒜死得很突然。黄雨在前两天晚上刚发现猫有呕吐迹象,第三天大蒜就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医生判断大蒜死于肾衰竭,很可能是尿路堵塞引起的,猫的尿道比较窄,一堵塞就容易产生结石,造成猝死。黄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甚至在第二天以为大蒜已经没事了,“我等它看了我一眼,才放心出的门”。错误的判断导致没有及时就医,以及在大蒜的最后时刻,黄雨不在它身边的遗憾、愧疚、难过,久久不能消散。
黄雨不断回想起大蒜的各种好,之前担心自己工作太忙,怕大蒜孤独,黄雨又陆续给家里添了两只猫咪,分别叫橘子和妹妹。大蒜没有先来后到的地盘意识,反而处处让着别人,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会让橘子和妹妹先吃饱,自己垫后。“它真的特别懂事,我甚至怀疑,因为我摆放的干粮和湿粮的量是固定的,它最后吃一定会营养不够均衡,而尿路堵塞和只吃干粮有点关系”。
然而,大蒜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了黄雨的世界。黄雨把它埋在公园,并在填埋的土堆上仔细地插上了一棵树苗作为记号。
事情并没有至此结束,黄雨突然记起之前“克隆犬”的报道。他开始到处查资料,联系克隆公司希诺谷,在确定“细胞存储越早,细胞的存活率越高”之后,黄雨立马赶回公园,把大蒜的尸体挖了出来,所幸尸体看上去并没有受到破坏。他把大蒜抱回家,按照希诺谷技术人员的指示,先把自家冰箱冷藏室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把装有大蒜的黑色的塑料袋放了进去。第二天凌晨1点多,黄雨和希诺谷的工作人员在机场碰了面,切走了大蒜身上的一块皮肤,完成了组织取样。
一开始,黄雨只是预订了一个“体细胞存储”的服务,一年4000元。但大蒜去世1个多月后,黄雨心里还是放不下。他觉得,过去习惯的一切都被瞬间改变了:每天早晨醒来,下班回家,家里再也没有大蒜的身影;在小区散步时,抬头找自家的厨房窗户,窗边也永远都是空空荡荡的——那里曾经是大蒜的固定位置,“大蒜离开后,我一天比一天更伤心,一点没有好转,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黄雨最终决定花25万元来克隆。他向家人隐瞒了这一决定,“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即便经济条件允许,父母也不会理解的”。黄雨的父母都有各自的生意,属于比较典型的温州商人之家,黄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被家人从深圳喊回老家,给家里帮忙。
黄雨今年24岁,和大蒜相伴的时光只有两年半,但他依然觉得大蒜是有灵性的,无可替代的,无法用25万来衡量的。“如果橘子和妹妹意外去世了,我想我不会选择克隆。那些爱动物的人也都在网上说我,花这么多钱去救其他猫不好吗?我想说的是,我爱的不是猫,我爱的只是大蒜”。
在全球范围内,商业宠物克隆的市场依然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提供服务,分别是韩国的秀岩生命工学研究院、中国的希诺谷和美国的ViaGen Pets三家公司。其中,韩国秀岩最早在2005年完成了狗的克隆,据说至今已经培育了1200条克隆犬,对外报的客单价为10万美元左右。
“从商业角度来看,狗的需求场景更丰富,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开始定位先做狗的克隆的原因。”希诺谷副总经理赵建平告诉我。具体来说,克隆犬可分为三类:宠物犬、工作犬和科研用犬。工作犬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就是警犬,“全国警犬在2.7万只左右,每年的缺口在8000到1万只。我国现在主要渠道是从国外采购,一方面周期长,另一方面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2018年,希诺谷在公安部重点研究计划“功勋昆明犬的克隆”项目支持下,成功培育了全国首只功勋犬“昆勋”。
赵建平说,希诺谷从2018年才开始做宠物狗的克隆市场。“目前交付的50只克隆犬中,宠物占据了60%~70%的比例,剩余的二到三成,有科研用犬,也有一些犬舍,他们需要克隆一些商业价值比较高犬种,比如藏獒等”。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才诞生第一只克隆猫,赵建平笑了,“也许是因为我们刚收到需求?”希诺谷在2015年决定做犬类克隆,但他们对宠物市场的需求一无所知。为此,他们做了700份调查问卷以了解人们对克隆犬的接受程度,直到后期在做商业克隆犬的推广时,陆续有人提出对猫克隆的需求,希诺谷才开始重视宠物猫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希诺谷在2018年8月正式开始做克隆猫的研究,2019年2月就收到了第一例订单。
新大蒜诞生的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为确保它的安全,新大蒜会在希诺谷的保育室里留待观察两个月,黄雨十月一日才能将它接回温州。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想象它来了之后的生活。听说我陆续采访了几位克隆犬的主人,黄雨迫不及待地问我:“他们和克隆狗相处的怎么样?克隆狗有性格问题吗?”
当克隆宠物进入生活
雪纳瑞“兜兜”的主人王轶做克隆有些特殊——克隆本体兜兜还健在,今年14岁,是只高龄的狗狗。与黄雨不同的是,王轶已经与两只狗共同生活了快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陪伴对王轶个人的改变巨大。
我见到王轶的时候,只有克隆犬“转转”在他身边,1岁不到的年纪,极其活跃。他说要去老人家里接兜兜,我疑惑:“两只狗狗不在一起生活?”王轶苦笑:“说来话长,它俩不是太合,转转来了不久,兜兜就生病了。”
转转刚来时,王轶内心深处对它的认知一直是个“复制品”或者“活的基因库”——王轶总想着,如果哪天兜兜某个器官坏了,可以取转转的做器官移植,克隆体之间应该不会产生排异。他甚至在克隆前就对希诺谷的人说,“如果花同样的钱,在克隆一只狗和让自己的狗多活十几年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根本不在意克隆的那个小兜兜是不是比以前的更有活力,我只有一个需求,就是让兜兜一直活下去”。

王轶本为取名苦恼。一般克隆宠物的主人没有这个烦扰,因为克隆通常在宠物去世之后进行,克隆体出生后就会沿用之前的名字。王轶也想让克隆犬和本体之间有个统一性,干脆叫它“小兜兜”。
把小兜兜接回家的第三天,它就丢了。当王轶发现狗可能找不回来的时候,他意识到小兜兜对自己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复制品那么简单。所幸最后小兜兜找回来了,它后来也有了一个新名字——“转转”,兜兜转转地一个轮回。王轶略显严肃地说:“转转是独立的生命,它不为兜兜续命。”
与两条狗相处的一年时间里,王轶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性格是否一样?”他依然觉得“不好说”,他坦诚,“所谓尽量保证环境一样是很困难的。比如说,转转刚接回来的时候,家里一下变成两只狗,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巨大改变。它出生后有100天是待在希诺谷,但没人给它养好习惯,它一来就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死活改不了,我就只能把它圈在笼子里,这样方便我打扫。但兜兜来的时候根本不存在这个过程,它以前的主人把它的厕所送给我,我摆哪儿它就知道去哪儿尿。也是在关了转转几天,出门遛它的时候,它就丢了”。
草坪长椅边,王轶松开了兜兜的绳子,让兜兜四处转悠。而转转却被绳牵着,远处一有陌生的狗经过,转转就一阵呼啸狂吠,兜兜溜达远了之后它也会使劲叫唤,“他可能是羡慕吧,兜兜到处转悠,它不能”。对待两只狗方式上的差异,与丢狗有关,也与兜兜与王轶之间长久建立以来的信任有关。

兜兜和它的克隆体转转(左)
时不时地,王轶又发现了转转和兜兜之间的某些相似点,比如叼浪花。王轶记得带着兜兜去海边,它就会把浪花当成一个东西,浪花吹过来,他就去咬。有次他带着转转去798那边吃饭,他就发现转转着了魔似的爱玩水,无论是水龙头还是园丁给花草浇水的片刻,转转都会冲过去试图“咬住”溅出来的水花。
说到这,王轶轻叹了口气,“但兜兜最近病了之后,转转倒是越来越像兜兜,兜兜则越来越不像自己了”。兜兜被确诊为脑脊髓炎,刚病的时候都差点瘫痪了,后肢基本无法走路,类似小儿麻痹症的症状。而转转则像生病前的兜兜,“咋咋呼呼的,哪都好奇。一辆普通的SUV,能一下蹿上副驾驶,而兜兜现在就只能扒在车门边等你抱它上去了”。

这一年里,王轶不再追求转转与兜兜完全一致,但仍期待转转带来对生命的全新理解:“我是在为‘未知’买单。比如在生理上,如果基因真的那么神奇,那也许转转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就该掉第一颗牙了,因为兜兜是在那个时候掉的牙。换句话说,在他未来伴随你的十几年里,你在兜兜身上经历过的事,也许转转可以让你重新再经历一遍。”
像王轶这样的克隆主是特殊的:他的爱犬尚在,他能拥有与两只狗共同生活的经历,能够体会对克隆犬期待和心态的变化。王轶也给其他失去宠物的朋友推荐过克隆服务,其中不乏有经济实力的人,但只要一细问关于宠物的性格问题,尤其了解到之后还需要重新陪伴,大多就没兴趣了。他认为,纯粹为了情感买单的宠物主人的消费动机还不够充分。王轶又补充,“生活毕竟不是科学实验,我不会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让转转跟兜兜变得一样。对我来说,克隆作为一种技术已经结束,而作为生活,才刚刚开始。
绕不开的伦理争议
身为克隆犬的主人,王轶并不认为宠物市场是未来商业克隆的主要市场,相比之下,工作犬克隆或许在商业上更有潜力。他算过一笔账,“军队用犬从国外进口的话,需要100多万元。一般3岁后才交付,军犬也就工作到10岁,实际工龄就7年,算下来一年也得花费十几万元。而如果克隆军犬,生下来简单训练就可以工作,关键要训练成为合格的军犬,很可能因为基因优秀出众而不费事儿”。
从全球商业克隆市场来看,工作犬克隆的确有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商业公司的确也更有动力去探索。2005年,世界第一例克隆犬在韩国秀岩生命工学研究院诞生。从那时开始,韩国秀岩在全球范围内已交付超过1200只克隆犬,对外报价为10万美元一只,其中不少为工作犬,比如在“9·11事件”中立下功勋的搜救犬Trakr,已经有了5个克隆体。在希诺谷目前可公开的克隆案例中,有一只叫“昆勋”的工作犬,其克隆本体是一头雌性昆明犬化煌马,今年7岁。“化煌马是一级功勋犬,据说破了很多起命案。”赵建平补充道。由于雌性警犬一般不能配种繁育,怀孕与带幼犬等会耽误工作时间,生殖期间也会降低其工作性能,对警犬基地来说,克隆是一个选择。
《贝鲁娜的尾巴》剧照
赵建平告诉我,“克隆优良基因的工作犬的市场需求不小,与宠物克隆不同,工作犬一定要批量克隆,否则应用价值不够。所谓批量,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只选取一种供体细胞,直接克隆几十只;另外一种是挑选优质的多种供体细胞,分开批量生产,但至今无法确保哪一种的成功率更高。在选择代孕的问题上,对于宠物主来说,如果为了提升成功率而选择过多的代孕猫狗,多生一只都可能是某种负担。工作犬则不同,优秀基因的警犬肯定是多多益善,而对我们来说,成本也更低”。目前工作犬克隆的实际情况进展缓慢,也和合作单位审批立项等过程过于复杂有关。
克隆优良基因的需求还体现在多个物种身上。比如纯种马,马术俱乐部对纯种马的需求历来存在,对马主来说,一匹品质良好的温血马往往价值不菲,若能克隆出同样优秀的马匹再好不过。目前希诺谷实验室针对马的克隆的研究已进行一年有余,暂时处于胚胎移植的阶段,由于马的孕期较长,还未有成功的案例。

克隆公司希诺谷的实验室
另外,既然是人工干预,为何不干预更有社会价值的生命,比如熊猫?这也是不少人质疑猫狗克隆意义的底层逻辑。研究大熊猫克隆十几年的专家陈大元也出席了克隆猫大蒜的发布会,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异种克隆”的概念,这和大熊猫数量稀缺,代孕体不好找,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有关,但大熊猫异种克隆一直没有进展。换句话说,濒危物种的克隆很可能暂时只是个美好的愿景,无论是技术、成本还是成功率等问题都没有解决。

另一方面,更是同种基因的濒危动物是否依然会被自然选择淘汰的问题。大熊猫专家潘文石曾专门分析,保护大熊猫的目标是要维持一个足够大的种群,保持足够大的基因多样性,使它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实验室和动物园都无法实现上述目标,一场瘟疫席卷,再多数量的熊猫也可能一夜灭绝。
某种程度上,克隆宠物满足了宠物主的情感需求,但让我意外的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承认选择克隆是一种“冲动消费”。王轶告诉我,如果兜兜有生育的能力,他应该不会选择克隆。黄雨也说,“现在我的情绪已经趋于平缓了,你要是问现在的我是否会做一样的克隆决定,真的很难说”。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38期,有删减,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中王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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