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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敦煌】
进入敦煌之前，让我们先将时光倒转，回到1907年，一个对敦煌的近现代历史意义复杂的时刻。
这年初春，一位名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的探险家，穿越荒凉的罗布泊盐碱大漠和戈壁荒漠，沿着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从阳关进入敦煌。那时，从新疆前往敦煌的交通还像古代一般不便利，骆驼、马匹和毛驴仍是主要交通工具，到达此处是一场漫长艰辛的旅程。
那也是一条法显从敦煌出发向西前往印度取经的险路，依旧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

斯坦因与他的探险队
此时，敦煌已被尘封和忘却了几百年。经历了隋唐和元帝国的繁荣之后，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光彩。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上贸易航道，使得陆地交通要道逐渐失去了荣光。到了明朝嘉靖三年，更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到关内，废瓜州、沙州。此后200多年，敦煌旷无建制，逐成“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
斯坦因为什么会长途跋涉来到敦煌，这个对他来说如此遥远，在当时默默无名的沉寂小县城？是何种力量，以及什么线索，牵引和召唤着斯坦因来此处？在他意识的版图中，敦煌位于何处，具有何种含义？
实际上，19世纪末，许多西方探险家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敦煌莫高窟，在斯坦因之前就走访过敦煌。然而，莫高窟广为人知，与后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有关——那时，还无人知道它的存在。
远眺敦煌莫高窟 | 黄宇 摄
斯坦因身处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历史热潮中。1862年，他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青年时求学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图林根等地，学习古印度文字和古代东方语言学等专业，后留学英国。1887年，他博士毕业后到印度工作，曾在旁遮普担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从1876年至1926年，50年间进入中国、密集往来于西北的考察队、探险队、测量队，约有42支。法国旅行家杜特义·德·兰斯在一份报告中提及，他在库车偶然得到了一些古代梵文的桦树皮古卷的残余碎片，与和阗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包含了一种早期印度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某个佛教经文，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纪。它与已知最古老的印度抄本极其相似”。
这个发现引起了专门研究古印度语的斯坦因极大的兴趣。1896年冬，瑞典人斯文·赫定经过和阗所在大漠中两处被掩埋的废墟地带的旅行，让斯坦因确信自己的想法可行。他认为，赫定的报告已足以证明古遗址的存在，值得提前去发掘。
1897年春，他萌发了来新疆和阗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念头。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佛坛唐代释迦涅槃像局部 | 吴健摄 敦煌研究院供图
斯坦因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教义早期如何从印度向中亚、中国及远东传播。根据现有的汉文记载，佛教不是直接从它的诞生地传到中原的，而是向北通过中亚传入。根据中国编年史，斯坦因猜测，佛教传播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是，“这些可能使我们重新编织过去文明时期主要面貌的原始记录和遗物，随着公元10～11世纪伊斯兰教对这一地区的征服，所有证物似乎消失殆尽”。他想象，西部荒漠中，那些为流沙所埋藏的废墟“将为考古研究提供帮助”，“新疆沙漠的气候在保存能力上并不次于埃及”。
1900年7月，斯坦因第一顺利进入新疆，途径和阗、叶城、昆仑山、米兰，访问并确定了于阗古都约特干，对丹丹乌里克和尼雅等文化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大量文献。
回到伦敦后，他陆续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中《沙埋和阗废墟记》与《古代和阗》是对他第一次中亚探索的重要报告。

那次探险，他发现了一种佉卢文木犊。这种木犊的木头来自于中原，封泥印有执盾和雷电的雅典娜形象，源于西方古典艺术。这让他意识到，“印度与中国以及西方古典文化在遥远的中亚地区曾进行过如此频繁的交流，而如今这些历史事实却被我们差不多完全遗忘”，“人们必须重新编写中亚史以至世界史的一些篇章”。那次探险，他用骆驼、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驼着大量珍贵文物离开，这些文物大部分流入了伦敦的博物馆。
上图：220窟的《帝王图》；下图：220窟的翟奉达家族供养像 | 敦煌研究院供图
1907年，他再次来到西域。在敦煌县城时，他无意间听到了一个当地传说：据说几年前，石窟寺中的一个洞中曾偶然发现过一大批埋藏的古代书稿，其中一些不是汉语。他被告知，这些书稿已由官府下令，锁在了已整修好的密室中。他几年前曾猜测过某一历史断点“消失殆尽的证物”，这让他立即非常关注这批书稿是否存在。在他的意识中，一束强光已经打在素未谋面的经卷上。
负责看管佛教石窟的道士叫王圆箓，出去化缘了。待斯坦因结束古长城沿线的考察，再次回到敦煌时，王道士已经回来，不再四处云游，而在此等候他了。
王道士出生于1850年，饥荒年代，他从小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恢心名利”，最终在甘肃西部的肃州巡防军中当兵，退伍后在酒泉出家当道士，云游到敦煌莫高窟，大概在1887至1899年，在那里住了下来。
当时的莫高窟非常萧条，唯有寺院的香火时而接续。清朝正日渐衰落，敦煌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偏居一隅，完全在政府和学者的注意视野之外。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西藏的喇嘛占据，他就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住了下来。
他把莫高窟的佛殿想象成一个道家场所，并努力将它改造成道教宫观；窟前的栈道多已崩毁，他则把一些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着第16窟，是他改建灵宫的主要处所。这个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被封了起来。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忙清扫长年堆积在窟前的沙子。萧索的莫高窟，就这样由一位云游来的王道士看管起来。
1900年6月22日，16窟甬道的沙土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这段发现藏经洞（17窟）的记述，出自1942年至1943年逗留敦煌的画家谢稚柳的记载，来自敦煌民间传说。
这一传说还有一些其他版本。

右侧为第17窟，藏经洞 | 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藏经洞就这样在纯粹偶然的时间和环境下被王道士发现了。如果不是王道士居住在第16窟，如果不是他长期清理沙土，藏经洞还不知道会在壁画背后沉睡多长时间。并不懂得考古为何物的王道士，完全不会意识到，他在藏经洞的惊人发现，预示着“敦煌学”的诞生。
敦煌藏经洞前的王道士
但这个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激起任何回响。相对于1900年5月正在天津发生的义和团与各国联军的激战，“敦煌”这个地方和它的含义，在清朝末年人们的关注和意识中，不占据任何位置。斯坦因在敦煌接触的知县、军官、有教养的城里人，对他所考察的沙漠遗迹都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人研究和熟知佛教文学，人们对通向西方的古路也知之甚少。
王道士将藏经洞书堆上面叠放着的一些佛经卷子和晚近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们，这些人有些身居高位，但都没有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绘画从哪里来，或者，他们的追问迟迟未抵达敦煌。当地的官府也嫌处理这么多经卷费钱费事，遂交由王道士保管。
在清末乱世中，想象力的光束从未企及过敦煌，也未能照亮这堆旷世发现。

莫高窟第45窟西龛七身彩塑 | 敦煌研究院供图
1907年，斯坦因再次回到藏经洞。王道士此时已在这里过了八年清苦的生活。他按照自己的想象，正把这座废墟重建为道观。在伴随藏经洞度过的七个春秋中，除流散到官员手中的部分经卷外，他把这里看守得很紧。斯坦因很快捕捉到王道士身上的那种矛盾性，既“虔诚热情，坚忠不移”，又“怪癖十足，幼稚无知”，“头脑简单，心性坚一”。
斯坦因讲起自己如何尊敬玄奘，如何从印度出发，跨越深山和荒漠，追寻玄奘曾拜访和描述过的寺庙遗迹时，王道士的眼睛里则出现了神采奕奕又有点腼腆的眼神。斯坦因立即利用了他的无知和充满迷信色彩的虔信，以将玄奘的古代经卷带回佛教发源地为由，获得了他的信任。
当斯坦因被带入藏经洞，看到这堆足足10英尺高，体积大概有500立方英尺的经卷时，他不禁惊呆了。一段漫长的、包含着多个民族文化交融的远古历史就要向他呈现自身。斯坦因做了统计，洞中所有材料原来分包在两种包裹中，一类是“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和80个装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杂包裹”，包着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鹃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
他以四个马蹄银，从王道士那里购得了270个装有汉、藏文写卷的“正规包裹”，以及大量装有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
此后，他又走访了安西榆林窟、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遗址，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焉耆、库车，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喀拉墩，再到和阗，经阿克苏、巴楚出国。

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晚期开凿的洞窟，图为西壁南侧的《普贤变》| 敦煌研究院供图
到了1914年，斯坦因再次返回敦煌时，清王朝已覆灭了两年。他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了570件藏经洞写本。他的行事同样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和先后接踵而至的法国、日本、德国、俄国考察队一样，他们都捆载而归，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进入这些国家的博物馆。陈寅恪先生如是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

斯坦因从藏经洞搬出经卷时的情形 | 敦煌研究院供图
100多年前，有着截然不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斯坦因与中国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藏经洞的相遇，也是两人背后两个世界的迎头相撞。那一刻，是20世纪逐渐成为显学的“敦煌学”的戏剧性开始。
两年前，当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对“斯坦因爵士”的介绍和从敦煌运至这里的珍贵馆藏时，我的情感很复杂。作为具有身份认同感的人类，与古代祖先相连的屈辱和自豪感，从集体潜意识里浮现，触动了我的情感；而作为那些保存得很好、安详陈列于此的物，它们通过被不断深入的研究，一直在述说着远古的故事。在大英博物馆里，它们的述说和其他展厅里来自其他地区藏品的述说对话着、交流着、呼应着，寻找着彼此身上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话语。
不得不说，19、20世纪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历史的民族国家，以及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和殖民地网络收集而来的藏品，却并未在这里仅仅讲述关于民族国家的故事。

敦煌遭遇那场劫难百余年后，历史硝烟已渐渐散去。
对敦煌的重新发现，以及随着考古学发展在西域、中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复苏的新知，逐渐改变了我们的地理观念——它不断突破过去的界限和障碍，让我们将自己的位置放于越来越广的世界地图中，不再以脚下的土地为中心。

近代的胜利者欧洲人也认识到，世界的中心并非一直在地中海，里海、八剌沙衮、大马士革、喀布尔、巴格达、伊斯法罕、撒马尔罕、敦煌……都曾是“世界的中心”。而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与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亚欧大陆，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许多帝国曾在这里兴盛和衰亡；这里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宗教的发祥地，印欧语、闪族语、汉藏语、阿尔泰语、突厥语、高加索语混杂在一起。
它如此复杂地交织，贸易、宗教、文化的交流，也伴随着财富、暴力、疾病和灾难的蔓延。

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个陆地交通如中枢神经系统般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称为“丝绸之路”。而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一颗绿洲明珠。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再没有第二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联珠纹对鸭纹童衣，吐蕃时期（608~ 866）
百余年来，这些流散到欧美的敦煌、吐鲁番和高昌一带的文物和文献，诞生了一支新的学问——“敦煌学”。各国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这门学问也日新月异，它深刻改变了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亚、亚欧大陆乃至世界史的认识。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者或远渡重洋，调查和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和保护敦煌石窟，把毕生奉献于此，创造过许多灿烂的学术成就。西方学者所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和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中国学者所擅长的汉学研究相互交流，交相辉映。
敦煌学，已是世界的敦煌学。


“世界的敦煌学”枝繁叶茂，根则植在莫高窟。
这一期封面报道，我们的记者兵分三路，在莫高窟选了六个洞窟，再加上榆林窟和麦积山，通过对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的大量采访，对每个窟的核心艺术价值进行了细致呈现和解读，各有侧重。

比如，张星云所写的45窟盛唐彩塑，由于塑像与壁画浑然整体，观看彩塑的角度非常重要，“高低各不同”；有着《五台山图》的61窟，则不仅是介于地图与绘画之间的“圣迹图”，也是实际上的导游图；而对有着十四幅经变画的85窟，是否能够“通过窟内的方位布局，为这组种类全面的经变画寻找一套准确的观看顺序”，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再比如，薛芃跟采常沙娜，通过她的敦煌记忆，来讲述她临摹的后期，独有偏爱的北魏、西魏、隋代壁画，“那些浑厚粗犷的笔触和略带稚嫩的表现手法，比唐代之后那些成熟的技法更令她着迷”；宋诗婷则在榆林窟寻找西夏，走进党项族领导的政权统治河西走廊期间，瓜州作为权力所在地留下的西夏洞窟。丘濂走访了麦积山，它名气虽小，但“在极少人为扰动的状况下，保存有绵延10个朝代、持续1600多年不间断的雕塑作品”，价值极大。
麦积山的中七佛阁 | 蔡小川 摄
在敦煌那段时间里，许多问题向我们涌现，仍然没有确切答案。莫高窟为何会建在距敦煌市20多公里的鸣沙山崖壁上？是谁修建的这些洞窟？这些洞窟又是为谁而建？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是什么？多少尘封的历史沉默如谜，这也是敦煌引人入胜的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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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象敦煌（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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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窟：如何观看盛唐彩塑？（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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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2窟：常沙娜的敦煌记忆（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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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榆林窟寻找西夏（宋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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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最早来敦煌，是在1962年。那时，她作为一名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来实习，接触到了大量石窟资料和优美壁画，被深深地吸引了。毕业之后，她来到这西北戈壁工作，在敦煌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她一生致力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与之相守了半个多世纪，也让敦煌成为了无数人向往的艺术殿堂。
点击上图，听樊锦诗聊聊她眼中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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