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革命史：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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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入北国寻找莫斯科红星

记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留学运动

本文原载于2019年第16期（总第133期）

记者_张影

编辑_李丹

设计_李阳

近现代的中国，在追寻治国之道的路上跌跌撞撞。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年迈帝国紧闭的国门，裹挟着西方的制度和两次工业革命的文明成果，以无可阻挡之势如潮水般涌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面对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试图找出救国之法的有识之士们，借鉴西方各国的经验，力图重建一个崭新的国家。

引进技术、开办工厂，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是苟延残喘之计；启民智、兴议会，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止步瀛台；组织起义、建立共和，革命派推翻了清政府，果实却被北洋军阀窃取。为探寻救国真理不惜生命，耗尽心血的爱国者们，尝试过种种方法却仍旧失败后，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

1917年11月7日，遥远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惊醒了尚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那一刻，他们看到了新世界的第一缕曙光。为学习俄国革命的先进经验，从1921年至1930年，大批中国学子远赴俄国，万千风霜未能阻碍他们坚定的脚步，重重冰雪不能熄灭他们报国的热血。

这场声势浩大的留学苏联运动，历史背景复杂，涉及到众多事件，共产国际发展史、苏联内部斗争、国共两党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矛盾，都能从中找到痕迹。这次留学运动与国内形势联系最为紧密，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回首来时路，无论人生如何分叉，那个年代，他们都曾是满腔热血的有志青年。莫斯科的那颗红星，仍然闪闪发亮。

为救家国

赴俄求新知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国革命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然而，不到一百天，临时政府便被袁世凯军阀篡夺，首都迁至北京。在袁世凯及其后继的北洋军阀统治下，民国政府极端腐败，每况愈下，人民怨声载道，知识界更是大为不满。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孙中山曾气愤地说“共和政治至今六年，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到1919年10月，他甚至说出“满清的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今日）所呈现象比满清尤坏”这样的话。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又一次面临着“该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圣彼得堡传来的胜利消息，让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可能。

1920年3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在中国发表，它宣布，苏俄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政府侵略取得的中国领土，废除帝俄在中国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并建议正式恢复两国人民的友谊。此宣言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赞扬，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研究苏俄的热情。

俄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却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信心。众多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摩拳擦掌准备远赴北国，学习革命的经验。

这年8月下旬，毛泽东与湖南知识界代表人物姜济寰、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召开“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正式开始研究苏俄国情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同时，鉴于苏俄国内局势渐趋稳定，北洋政府已派员前往俄国考察，俄罗斯研究会发起了“留俄勤工俭学团”倡议，开始组织赴俄留学。此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教授俄语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为选派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湖南方面便派出任弼时等六人往上海集中。

1921年4月，第一批留学小组30人由刘少奇、罗觉、吴芳带队，出发前往莫斯科。

这一路困难重重。留学生们本欲自哈尔滨出境，但当时张作霖部队对中俄边境封锁极严，众人只得从上海乘船，先往日本长崎，自长崎折返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经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黑河、赤塔等地才得以前往莫斯科。当时海参崴局势复杂，有红军、白自卫军和日本领事机构及张作霖军阀的哨卡，留学生们只得乔装改扮成手艺人、剃头师傅之类，经过白区时也不敢成群结队，只能三三两两分散前进。在途中，刘少奇还被张作霖部队抓走，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最后得以脱身。

三个多月后，突破重重阻碍的留学生们终于抵达莫斯科，开启了中国人赴苏留学之路。

此后的1922年，由于法国工厂停工，留法学生无处工作，加之法郎大幅贬值，法国物价大幅上涨，留法学生已很难维持日常生活。陈独秀通过留学生萧三了解到留法学生的情况，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后，开始安排留欧生改赴苏联留学。1923年至1924年间，中共旅欧支部共派遣3批留欧生共50余人赴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继续从国内派遣进步青年进入东方大学，前后共派出百余人。

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国内局势尚未稳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缺衣少食，情况十分艰难。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巡逻站岗，周日还要去工厂做工。在当时，享受最高待遇的是红军，列宁本人也不过是红军待遇，中国留学生们也得以享受此等优待。但即便如此，据肖劲光回忆，学生们每天的分配也只有手掌大小的黑面包，几个土豆，穿的是各国工人阶级捐赠的衣服，晚上大家在烧木柴取暖的房间里挤在一起睡觉。不过，艰苦的条件并未吓退留学生们，大家仍然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经济状况逐步好转，留学生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亲眼目睹苏联人民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国家，中国学生更有信心继续学业，同时，想到自己的祖国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学生们的报国之心也燃烧得更加热烈。不少留学生，如刘少奇等人，进行一年学习后马上便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

在这批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作为中国班被纳入到苏联红军编制系统，完全按照红军标准生活，聂荣臻、叶挺等人都毕业于此。他们在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从事武装斗争，不少人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寥寥几人。

国共合作留学生共同派出

留苏运动迎来高潮

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25年10月，为纪念孙中山，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形势，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莫斯科联合创办了“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此后，中国留学生大多进入该学校学习。主要课程除俄语外，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相关内容。

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成立选拔委员会，发出招生公告，青年们纷纷踊跃报名。南方各省尤以广州地区最为积极，一千余人报名考试，共选出140余人，淘汰率高达90%。各军校也都派出学生，左权、陈启科都由军校派遣。此外，还有国民党高级顾问鲍罗廷推荐的20名国民党要人子弟，蒋介石长子蒋经国、李宗仁弟弟李宗义等人均在此列。

北方诸省由于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无法公开招考，便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推荐选调留学生，乌兰夫、潘自力等40余人获准前往苏联留学。时隔不久，1926年1月，傅钟、邓小平等20多名留学欧洲的学生从巴黎、柏林、比利时等地出发，前往莫斯科学习。这些人组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批留学生，共计268人。

此后，国共两党不断派出留学生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其他军事院校，至1926年底，已有500余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国民党成员占比一半以上，包括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儿子冯洪国及李宗仁的妻子魏淑英、内弟魏元成等人。

当时，前往苏联最便捷的道路仍是由上海乘船取道海参崴，留学生们大多来自内陆，为躲避军阀检查，还要一直躲在船舱，一个月的船上生活让大家饱受晕船折磨，苦不堪言。加之第一批留学生出发时西伯利亚正值隆冬，自海参崴至莫斯科要一周时间，火车上甚至连保暖的煤炭、日常的饮食也无法保证供应，带队的俞秀松安排学生们在大车站打热水，买饭食，才让学生们不至“饥寒交迫”。

但身体上的磨难并未击垮学生们的精神，乌兰夫就曾在途中写下“远渡寻真理，归来报国家。愿洒长弘血，赤遍我中华”的豪迈诗句，激励同辈和后来者为理想战胜风雪，不畏波涛。

这一时期，苏联的国内经济已大大好转，留学生们虽然生活朴素，但物质生活已比早期东方大学留学生们好了太多，每天可享受白面包、牛奶，鸡和鱼也能经常吃到，四季衣物由学校发放，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学校还补贴生活费和零花钱，暑假可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所休养两个月。

较好的物质生活，更促使留学生们努力学习。如帅孟奇为了把俄文学好，星期天不出校门，不看电影，清晨早早起床，晚上学到深夜。张闻天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深入学习各门课程，早出晚归，常常在深夜的走廊里读书，4 个月后，他成为了学校的教员助手。

同时，苏联也积极组织学生们进行实地考察，到苏联工厂、农庄去访问，展示苏联工业、农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让留学生们对苏联的工农业建设心生向往。

除学习之外，留学生们也有了更多时间思考国内革命形势和世界变化。虽身在异国他乡，留学生们的心仍与命运多舛的祖国紧密相连。在国民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留苏学生来自不同党派，持不同政见，自然时常出现争论，但总体而言，学生们的辩论都还处在正常讨论范围之内。

一个留苏学生曾回忆，“（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我们同国民党学生虽然在学习中也常有争论，例如就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国共合作等问题，各自引经据典，但是总的来说（除少数国民党右派以外）相处基本上是融洽的”。有些国民党左派学生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杨放之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经国后来也加入了共青团。

在此期间，众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李大钊、蔡和森、李立三等人都曾来苏联看望留苏学生，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如于右任、邓演达等人也曾前往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参观，这时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正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政策的体现，也遵循了他“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遗训。

1926年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广大留学生表示强烈不满，国民党右派学生为之辩解，引发了一些争论。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态度明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留学生群体虽政治立场各异，但争论只是自由抒发自我观点，还未出现激烈的对抗。

同年5月，冯玉祥与随从来到苏联参观考察，中国留学生不仅在火车站迎候，还为他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开了欢迎会，国共两党的左、右派学生都曾与他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这也大大促进了冯玉祥支持国民革命的决心。在随同他回国的刘伯坚和邓小平等人以及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他在五原县举行“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誓师典礼，表明自己支持北伐战争的坚决态度。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第三次起义成功，消息传到莫斯科，留学生们无不欢欣鼓舞，大家热烈庆祝，互相握手拥抱，心情万分激动。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这件事，即使是国民党学生也感到震惊和愤怒。

引人注目的是，蒋经国此时也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声明，谴责父亲的背叛革命行为，并在声明中指出“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一时间赢得了留学生和苏联人民的信任。此后他一直留在苏联学习工作，直到1937年5月才携妻子儿女返回国内。

国共两党留学生互相学习、为国民命运共同奋斗的大好局面，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失败画上了句号，20年代的留学苏联运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国内外形势剧变

留苏运动归于沉寂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中央宣布禁止党员继续留苏学习，并称中山大学“假国民党之名，行出卖本党之实”，绝大部分国民党学生返回国内，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自己的学业。

此时国内已经笼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为转移、疏散革命干部，同时也为继续培养未来的事业中坚，继续向苏联选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封锁，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后，再分批次乘船前往海参崴。

1927至1930年间派出的留学生除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外，为适应国内军事斗争需要，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其他政治军事院校。如刘仁静和蔡和森被选派进入列宁学院，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被保送到红色教授学院，伍修权、梁振鸿等11人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理论和技能。

此时，留学生除了要应对国内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外，还要面对党内派系斗争和苏联国内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

1927年，围绕如何对待国共两党这一问题，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共党内反对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一小部分中国留学生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随后，由于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本人支持托洛茨基，不时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托派内容，有相当一批人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至1928年，校内托派约有一百四五十人，活跃分子有綦树功、蒋经国等人。

由于留学生中的托派和苏联托派互相联结，不断进行活动，引起了联共（布）中央的注意，加之中山大学内不间断的派系斗争，1929年11月，一场严酷的“清党”运动拉开帷幕。

在调查过程中，苏联方面对被调查人员并未加以仔细甄别，便大规模出动“格别乌（克格勃机构前身）”进行逮捕。而此前由于“江浙同乡会”“十天会议”等事件，党内派系矛盾积累已深，陈绍禹（王明）派系趁机将派系斗争与清查托派联系起来，打击对自己有意见的党员学生。托派成员主要被判处劳改或监禁，一些无辜的学生也受到牵连。

这次清党持续到1930年夏天，有60余人被逮捕，70多人遭受监禁，大部分党员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团员几乎全部被开除团籍。中山大学的管理工作基本瘫痪，留学生们也无心学习，最终，苏联方面宣布停办中山大学，将学生全部转入列宁学院中国部。1930年后，中国停止向苏联选派留学生，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留苏运动，彻底宣告结束。

20世纪20年代的留学苏联运动，处于当时中国新旧势力交替、各方利益极端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留学生们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国家赴苏学习，肩负着报效祖国的重任。同时，学生们来自不同党派和派系，政见不一，也使得这场留学运动内涵复杂，带有鲜明的党派特征。

尽管留苏运动中出现的失误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留学苏联在当时是进步的选择，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大部分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回国后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利用自己在苏联学习的革命理论、军事技能帮助中国革命，传播先进的思想和技术，苏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社会制度也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继续发挥自己的学识和才干。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革命先辈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毅然迈出国门，凭着一颗赤诚之心跨越万里，刻苦学习，学成后报效祖国，为中国的未来燃烧青春与生命。同时，在历史的风暴和复杂斗争的旋涡中，他们也能坚守自我，保持理想。

如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新一代留学生要学习先辈的可贵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运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回报祖国。这是我们能从这段留学史的河流中，打捞到的闪闪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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