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役之路折返
哈耶克与杨小凯
文:沥泉 编:先知书店
从长远看,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从短期着眼,我们只是自己所创造的观念或思想的俘虏。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哈耶克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而有两位学者——哈耶克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们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
哈耶克一生因坚持批判“乌托邦”而饱受痛苦的煎熬,一度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最忠实的走狗”,终在垂暮之年,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覆灭,并且终于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参阅《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
1974年10月4日,一直被骂为“无耻”、“替富人说话”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哈耶克是幸运的,他不仅获得诺奖,还在他92岁那年,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苏联的覆灭。
哈耶克获奖两天后,在中国湖南省的一座监狱里,已经服刑八年的杨曦光,迎来了自己26岁的生日。但是,两年后他才能出狱,而这一天距离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那篇“改变经济学基本定律”的论文,还有14年。
虽然,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世界公认,然而,他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不仅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有生之年,杨小凯没有看到自己后发劣势的预言成为现实。这种遗憾,或许只能用天妒英才来解释——杨小凯在56岁时就英年早逝。
█▌他们都曾是乌托邦主义者
其实,哈耶克和杨小凯在早年时,都曾热情拥抱过乌托邦主义。
与很多名不副实的“左派”不同的是,他们对乌托邦主义的态度都是真诚的。并且,他们都曾经认真的考虑,如何去实现乌托邦。
哈耶克走上经济学道路,就是从对乌托邦主义的迷恋开始的。在少年时,他一度对大学缺乏兴趣。然而这时,一战爆发了,他在战争中接触到了乌托邦主义,并很快迷恋上它。他曾描述过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乌托邦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总是在思考,这个如此诱人的计划,该如何实现呢?”
与哈耶克相比,少年时期的杨小凯更加激进。1968年,他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轰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他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革命、再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便在他重获自由后,文章标题“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追问。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因不堪批斗上吊自杀
但是,哈耶克和杨小凯一旦看清了真相,都勇敢地戳穿谎言,再也不会妥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良知——追求真理。也正因此,他们先于时代看穿了乌托邦的荒诞。
█▌“以真理为生”的两对师徒
哈耶克是幸运的,他早年时就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师,被后世誉为“价值五个诺奖的大脑”。
在读到米塞斯关于乌托邦的作品之后,哈耶克抛弃了乌托邦主义,投身奥地利学派门下。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像哈耶克、米塞斯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但他们毅然坚定地持守着反对派的立场 ——为捍卫自由市场、人的尊严,他们甘愿做孤独的斗士。
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分子品格”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求真的激情,它不仅意味着讲真话,而是意味着‘以真理为生’,不可放纵自己和他人的任何虚伪。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读奥地利学派,枉谈经济学(点击一键收藏奥地利学派大师哈耶克的作品集)
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以真理为生”的。1960年代,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考察农村后,认为社会已经变质,尽管他当时目之所及的解决方案只有巴黎公社,但他的博学、洞见和缜密的逻辑,却使狂热的一代人重新审视学习和思考的重要性——据同龄人回忆,《中国向何处去》所带来的震动,丝毫不亚于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历史巨变。
在狱中,杨小凯遇到一生最重要的启蒙者刘凤祥——一名保守主义思想者,这是激进年代的稀有物种。刘凤祥对他说:“你这代人不能再沉迷苏俄式的革命,必须跳出历史循环,你要了解英美政治、成为经济学家!”这番振聋发聩的警醒,让他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成为杨小凯一生的写照。
▴油画:杨小凯与刘凤祥
他开始饥似渴地阅读,学习英文、电机、绘图、微积分……在与世隔绝的十年里,他独自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等经济学模型。出狱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一流。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一直不被世人认可,终其一生都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然而比米塞斯更悲惨的是,杨小凯的导师刘凤祥在1970年就被处决了。但杨小凯追随他的指引,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开宗立派,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在思想上,他跳出了激进革命的怪圈,从经济学和宗教信仰的层面,诠释现代政治的真义。
█▌哀荣至极的先知:哈耶克
1930年代,凯恩斯曾经在论战中大败哈耶克,世界因此开启了凯恩斯时代。然而在1970年代的“滞涨”危机中,物价飞涨,经济停滞不前,支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
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迎来了再次繁荣。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奖
1988年,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出版,仅仅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柏林墙轰然倒塌。随后,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灰飞烟灭。
在经历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后,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乌托邦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哈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1994年,为纪念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在封面上赫然印着:“近半个世纪前,当哈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
█▌被流放的先知:杨小凯
哈耶克75岁时获得诺奖,93岁时与世长辞。与哈耶克不同的是,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与诺奖擦肩而过,并且,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生前最后两年,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然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
哈耶克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远不如战前,他因此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诅咒,强大的政府将来一定会有计划地减少人口,以减少资源的消耗。
杨小凯也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尤其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预言成真的两大先知——哈耶克在1940年代预言苏联计划体制必然崩溃,半个世纪后苏东剧变,历史证明了他伟大的预见性;而他在上世纪70年代“货币的非国家化”的预言,如今也被一步步验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正在崛起,不断挑战政府垄断的法币体系。
而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在20年前曾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却不幸预言成真。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他意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至此,杨小凯跳出了“唯制度论”,完成了“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伟大思考,这必将成为未来变革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思考和讨论。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而杨小凯用他短暂的一生,用他九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回答了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追问——“中国往何处去”。
2018年,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凝结了杨小凯一生思想精华的《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最全版本——世间已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范式和学术成果,能够造福更多的人。点击下图,您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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