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特朗普经贸战迈出轻率两步
由于长时间无法“驯服”中国,特朗普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显然更加气急败坏,两个轻率的政策举动暴露了特朗普的狂躁不安。
是在中美上海第十二轮经贸磋商结束48个小时不到,特朗普就宣布将自9月1日起对中国剩余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这一决定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没有得到其技术官僚团队的仔细评估,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在仅仅不到半个月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宣布将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推迟到12月15日,并且又将不少商品从加税清单上剔除。这种朝令夕改、自乱阵脚的决策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在与一个强大而坚韧的对手进行一场战略性的角逐。
中国香港街头的货币兑换点
二是在8月5日人民币离岸、在岸汇率双“破七”当天,美国财政部在特朗普的直接压力下口头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美财政部每年发布两次货币报告,今年5月28日发布的上半年报告认为美主要贸易伙伴均未操纵货币,但把中国、德国、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八国列为“被观察国”,下半年报告何时发布未定)。然而这一决定没有得到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尤其是没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作为专门负责监管全球金融和汇率的权威国际机构,IMF8月9日发布的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专业人士都认为,“汇率操纵”有着基本的技术标准,而特朗普基于报复情绪的宣泄,轻易将这一技术问题政治化,大大削弱了美国评判他国货币汇率的客观公正性。
过度的焦虑会让人失去耐心,丧失耐心则会令人采取非理智的举动,而这往往是通向悲剧的开始。以上两起事件均暴露出特朗普对华经贸决策的混乱无序和非专业性,再次冲击了美国对华贸易极限施压的“正当性”,使其发动的贸易战进一步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将持久伤害美国的政策信誉。
当然,批评不是战斗的全部。中美经贸战拼的是实力、智慧和韧性,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讨伐对方的调门有多高。特朗普一系列“自乱阵脚”的举动实际上给中国扭转“战局”提供了机会。面对特朗普的尚武斗狠、蛮打蛮撞,如果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冷静,不随美国的节拍起舞,而是认真应对、解决经贸战进程中暴露出的各种“真问题”,并辅之以精细的政策操作,就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需仔细评估人民币贬值后果
我们不必过多在意特朗普给中国贴上的“汇率操纵国”标签。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不过是为总统进行关税报复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且通过向市场释放信号,影响市场参与主体的预期,进而给对方营造一种无形压力。但时至今日,中美关税战已经打到快要覆盖全部贸易产品的阶段,美国对中国的任何一项关税加征行为都已不再需要“遮羞布”了。而且,由于“汇率操纵国”认定并没有得到IMF和其它主要发达国家的支持,中国不会在汇率问题上遭遇多大的国际集体压力,这与2003年至2008年人民币所遭遇的市场压力截然不同。因此,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只具有象征意义,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中国需要思考的是另两个“真问题”:第一,人民币贬值是否是中国反制美国对华关税战的一发有力炮弹?第二,如何迎接有可能已箭在弦上的美国对华“金融战”?
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条和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日益复杂,“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有利于中国”这样的粗略判断模式已不是深度思维的体现,所谓“中国利益”其实已经复杂化、多维化了。因贸易环境恶化造成的人民币贬值,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能与积极后果同样多,我们必须独立思考。首先,人民币贬值最立竿见影的后果是,中国以美元计价的经济总量出现缩水。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那么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中国经济总量快速追赶美国的态势有可能发生逆转。这会给市场带来极强的负面预期。其次,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进口大国的背景下,人民币过快贬值也必然全面抬高中国的进口成本,进而约束中国的进口规模。这不仅将影响中国兑现与其它国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机遇的承诺的能力,也会增加国内生产生活的成本,严重的话加剧国内通胀压力,不利于消费型市场的形成,而成长为一个消费大国是中国应对美国长期贸易压力的最佳良方。
因此,我们对人民币贬值的负面后果要有清晰、冷静的考量。既然特朗普本人甚至其团队的经济学素养保证不了各种判断的专业水准,我们也没必要在汇率问题上依循“凡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凡是对手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的思路。但对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发动的“金融战”,我们则需要高度警惕。目前特朗普的汇率指责,还远没有到后果异常严重的“金融战”阶段。这种“金融战”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调查中国资本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向,尤其是利用国家安全等各种借口调查中国的在美上市公司或者切断中国企业的美元收支渠道,严重者对中国部分在美资产实施冻结,等等。当然,在民主制和众多利益集团牵扯下的美国政治,绝非特朗普可以为所欲为。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水平没有超过25%,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到国会的贸易权限约束。同样,特朗普至今没有贸然对华发动“金融战”,很大部分原因也在于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制约,因为一旦“金融战”开打,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中心的地位也会受到冲击,大量金融利益集团也会遭受池鱼之殃。
分化瓦解特朗普“统一战线”
对付特朗普的最好办法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联合欧日对美施加压力;二是从美国内部调动反制特朗普的力量。
对于美国的跨国公司、金融利益集团、大学和科研机构,我们仍要有耐心、有智慧地去做争取工作。特朗普的做法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在美国内部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强大共识,并通过这个共识来为其经贸战提供合法性,进而铺平其总统连任之路,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延缓甚至阻止这个共识的形成。
去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措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在酝酿出台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举措,都表明中国正走在应对经贸战的正确道路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深度开放将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对于跨国公司和其它出口大国的“磁吸效应”,这从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对华投资的逆势增长就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强大的进口能力及中国市场的价值创造能力构成了未来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实力基础。
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贸易机会和发展空间越大,国际社会就越有动力站出来反对经贸战和贸易保护主义。面对美国的制裁压力,中国华为公司一直在努力争取跨国供应商的支持,其有效砝码就是,我能为你带来巨大利润!任何一个美国跨国公司都很难接受失去华为这样一个大客户所带来的损失。企业如此,国家亦是如此。我们每一种加速开放的措施、每一种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努力,都可以削弱特朗普试图在国内外构建的压制中国的共识基础。只有当中国足够开放、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利益足够大,特朗普在发动新的对华攻势方面才会更加投鼠忌器。
中国仍需继续严肃认真地对待中美经贸磋商,不能将希望寄托在2020年美国大选可能出现的总统轮替上。我们需要对谈判框架有更细化的梳理和解释,即哪些是可以适度作出让步的,哪些是我们不可撼动的底线,向美国的谈判者释放更清晰和明确的信息,让对方对我们的意图有更明确的判断。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清晰战略要比模糊战略有效。我们不妨给精于算计的特朗普出一道“算术题”,让他自己去计算,在相互妥协、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达成贸易协议,他能得到多少;而任凭贸易战持续下去,他又会失去多少。
长期的关税战必然加剧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分配,这导致的产业转移对中国这样一个还在成长中的国家而言显然并非福音。经贸摩擦旷日持久,特朗普伤不起,中国同样伤不起,争取达成协议而不是最终崩盘,至少在现阶段仍是最能体现中美双方和国际社会利益公约数的选择。
本期编辑:黄米佳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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