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各种纪念。如果归拢,声音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体制,一个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合流……但在知识分子这一厢,启蒙这个跨越世纪的关键词无以忽略。纪念五四就是纪念启蒙,这是一项知识分子的事业。五四新文化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形成了共识。当年李泽厚贡献出一个著名的表述“救亡压倒启蒙”。直到今天,五四一百年,依然不乏知识人声称,五四启蒙不但没有过时,还是未竟之业。
一场百年的启蒙马拉松,留下许多问题未被解答。

推敲“知识分子”

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泛指,主要指文学知识分子和哲学知识分子。它们的综合称谓是“文人”。当然还可以细分。在大学中文系或文学院,热衷启蒙的一般不会是语言学或古典文学,而是现代文学。原因主要是历史的,因为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五四新文化中的启蒙文学。
文学是最好的启蒙方式,鲁迅就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文学启蒙者。鲁迅后来自己也表白是抱“启蒙主义”从事小说的。研究对象成功地影响了研究者。直到今天,现代文学的学科主流,对启蒙文学和启蒙情有独钟。这个学科应该是刻下坚执五四之旗的启蒙重镇。
现代文学之外,中文系还有一个学科也会出现启蒙的拥趸,那就是文艺学或称作文艺美学。这里的原因更多是“知识的”(在下我们会看到)。在知识学上,文艺学范属美学,美学范属哲学。哲学是人文学科的带头,它面对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发生过18世纪席卷西欧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以哲学和理性的名义出现。
想想那个伟大的场景吧:无论民众,还是君主,整个欧洲都在倾听老伏尔泰的声音。这个声音有巨大的历史穿透,时移世易,仍不时激荡在知识分子的内心。启蒙形象就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启蒙的巨功就是知识分子的巨功;尽管知识分子作为称谓要迟至19世纪末左拉时代才出现。
无论中文系还是哲学系,因其范属人文学科,所以都是人文知识分子。这里定语是重要的。人文即文人,两者互文。文人干得就是人文的活儿。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果“天文”知识是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那么,“人文”知识就不是天文那般认知型态的,而是一种教化。其作用在于哺育人,亦即让天下人接受精神的和价值的熏陶,以成就人本身(这是相对人原本是动物意义上的人而言)。
所以,18世纪法兰西启蒙和20世纪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大体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文人担纲。今天自觉继承这些启蒙遗物的,还是以人文知识分子为首。那些与精神形态较远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不太会有人文知识分子浓得化不开的启蒙情结。无他,后者的专业是实践形态的,没人文那般形而上。它们的专业在于学以致用而非精神倡导。
不妨推敲一下什么是知识分子。不谈有些知识和文化就可以是知识分子的那个时代,因其文化稀缺,只要从事文化教育哪怕是个小学教师,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今天,一个牙科博士或金融学博士,毕业后成了牙医或银行白领:他是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凡从事知识研究、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人大体应该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以知识为业,从事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至于那些只是单纯运用知识亦即从事知识服务的人,也许他们自己都未必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比如上面的牙医。
这里可以用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例子来看什么是知识分子(显然这是用后来的称谓冠以前人)。泰勒斯关心的问题是世界起源于什么。这类似于天问,因而泰勒斯平时走路习惯抬头看天。熟知天象的他甚至能预测出一次日食的具体时间。可是有一次他仰观天象却失足落井。跟随他的是一位漂亮的色雷斯女仆,她幽幽地说:泰勒斯先生只关心天上,不关心身边。泰勒斯很穷,人们嘲笑他,认为哲学家无能。泰勒斯为了证明自己,他提前低价租下了当地用来榨橄榄油的机器,他已预测到当地的橄榄来年丰收。等到橄榄下来时,他高价出租他租下来的榨油机,赚了一笔钱。但他却说:哲学家要想赚钱很容易,只是不想。从这个故事看,同一个泰勒斯,当他功利性地用他的天文知识赚钱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他以“知其所以然”的兴趣仰观天象试图阐释宇宙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在讨论知识分子时引用另一位学者班达的看法:“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快乐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1]
如果艺术不论(它不是知识),从知识发生角度,人类先行产生的知识是哲学知识,而且主要是自然哲学。从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人类知识逐渐从混沌走向清晰,从玄思走向实证。“万物起源于水”的泰勒斯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亦即自然哲学家。
后来,百科全书式的亚里士多德两面开花,既有物理学之类研究各种存在对象的著述,又同时探究存在何以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后人整理亚氏,把哲学著述编辑在物理学之后,其理据是从存在现象走向存在本身。这不仅是目录上的先后,也是逻辑上的深入。拉丁语meta同时有“……之后”或“之上”即“超越于……”之意。于是,哲学从物理学之后摇身一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由此可见,因其知识的先后发生和面向不同,一个哲学知识分子和一个科学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但比较之下,人文型或文人型知识分子,更像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这里,知识分子不是桂冠)。科塞研究的正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启蒙也正是与这种知识分子有关。科塞用他的书名给这类知识分子一个柏拉图式的称谓——“理念人”(Men of Ideas)。

启蒙的原型

五四启蒙中人,陈独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留学东洋但没有获得学位。胡适留美,事从杜威学的是哲学。鲁迅在日本就开始弃医从文。他们是清一色的文人知识分子。至于他们主导的《新青年》,民国学者郑学稼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它是启蒙运动的刊物,反孔,宣传法兰西式民主和科学……”,后期,赛德二先生的理念让位“社会主义”。[2]
五四启蒙对法兰西的兴趣,未必不是对法兰西启蒙运动的兴趣。杂志封面上“新青年”的外文,不是英文而是法文(一直到1919)。创刊号第一期几乎就是法兰西专号,这是《新青年》对法兰西的致敬。如果可以比较,似乎可以把《新青年》视为18世纪狄德罗等人的“百科全书”。只是《新青年》是评论性的,偏于介绍;《百科全书》更注重知识阐发。但两者对各自时代的影响则是一致的。
同样,主导法兰西启蒙运动的也是一批文人。影响最大的启蒙三哲: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孟德斯鸠不单纯是文人,除了著述,他做过律师,还做过波尔多议会的议长。后两位则是靠著述为生的文人。就其对当时尤其是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们三人的顺序正好倒过来。卢梭的影响是无以伦比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是他的信徒。其次是伏尔泰。最弱的是孟德斯鸠,仅仅影响了革命前期从雅各宾分离出来的斐扬派。另外,围绕在《百科全书》周围的作者也多以文人为主。
法兰西启蒙直接影响了邻边的普鲁士。普鲁士虽然未曾形成启蒙运动,但于柏林成立“启蒙之友社”。这是1783年,法国大革命前夕了。由社内秘书俾斯麦参与主办的杂志《柏林月刊》,曾发起“什么是启蒙”的讨论。1784年9月,杂志刊登门德尔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2月号又发表来自康德的约稿《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尽管围绕在“启蒙之友社”的不尽是文人,其中有法律人和政治人。但门德尔松和康德都是典型的文人。尤其康德,受卢梭影响极大,1762年,“康德读到日内瓦哲学家卢梭刚刚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和教育启蒙读物《爱弥儿》,激动得无以言宣。”[3]相传康德家里的墙上没有任何装饰,除了一幅卢梭肖像。
纵观18世纪法兰西启蒙和德意志启蒙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五四启蒙,不难抽象出一个共在的模式:“我启你蒙”。“你”自然是指社会大众,“我”则是知识分子。因为大众是蒙昧的,所以需要知识分子去打破。法兰西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代表是孔多塞(后来死于法国大革命的监狱中),他用他的表述解释了什么是启蒙:“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4]此即,哲学家如果不启蒙,人民将永远处于自己无从知道的错误中。启蒙的预设,就是人民的愚昧
因此,启蒙不是中国传统中的豁蒙,那是教人识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如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普及。当然更不是学问本身。启蒙是思想和理念的传播,用以拯救民众。如果豁蒙的对象是学生,学问的对象是学人,启蒙的对象就是除了知识分子以外的所有的人。
不同在于,18世纪中期法兰西已有一半男子识字,故法兰西启蒙是以各种书籍、报纸、小册子的形式直接面对人民。中国不然,按梁启超说法,清末四万万人,只有一万人识字,亦即一万人里只有一个人识字。故五四启蒙不是直接面对社会而是面对青年学生,由他们再去面向民众。五四前后,受师辈启蒙影响的北大学生不仅成立我们熟知的“新潮社”,还成立政治实践倾向比较强烈的“国民社”。它们分别创办《新潮》和《国民杂志》。尔后两社同学又合作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走向街头、广场和公园,直接向民众宣讲。这是五四启蒙由师而生而民众的涟漪性扩展。
启蒙是一个现代事件,由法兰西首发,短暂地影响了德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但如果把法兰西启蒙运动视为后两者的精神资源;那么,法兰西启蒙也同样存在一个精神资源的问题。因此,需要到更深远的历史中寻找启蒙的源头。这个源头不妨是柏拉图。柏拉图与其老师苏格拉底为西方知识分子形塑了两种不同的传统。苏格拉底以其个人的风范——特别是他的体制外反体制的立场——给后来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批判楷模。柏拉图则试图打造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国度中,他建构了一种有关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叙事模型。
打开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有一个经典性的场境。这是马克斯·韦伯对这个场境的转述:一个长长的洞穴,“那些被锁着手脚的洞穴人,脸朝着他们前面的石壁,他们身后就是光源,可是他们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源投射在壁上的人影,琢磨它们之间的关系。终于有一个人挣开了锁链,他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他眼花缭乱地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讲出看到的东西。其他人说:他疯了。他渐渐学会了看光明,以后他的任务是:下来,回到洞穴人身边,把他们带上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他就是哲学家,太阳就是科学真理。”[5]至于人民,正沉沦于铁链束缚的黑暗洞穴中。
以上“洞穴叙事”可以说是启蒙的原型叙事。它是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成,也是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初始发生。在这拟喻性的叙事里,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觉”的形象出现在人民面前。他的存在,就是走在前面,以其理想(如“走向太阳”、“追逐光明”等)引导人民。由此可见,启蒙虽是一种现代性,但自身蕴含着根深蒂固的古典资源。
现代以来的一次次启蒙,其实都是由这个“洞穴叙事”的场景导出。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启蒙

柏拉图的《国家篇》既可以叫《理想国》,也可以称“理念国”。理想、理念都是意译,“想”与“念”原本可以合成一词。但它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与念那个共同的所指“理”, 此即上述“理念人”中的那个“Ideas”。
“理念”或“理念国”来自于柏拉图的哲学建构。柏拉图哲学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形而下的现象世界,一个是形而上的实在世界。前者即我们所生活着的世界,后者则是超验的“理念”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前者不仅是后者的比附、分有、反映;而且是恍惚的、混乱的,充满各种缺陷。理念的世界则相反,它是明晰的、秩序的、不变的、完美的、当然也是至善的。简言之,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作为本源性的“Ideas”的世界。它之作为复数是因为生活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在那个理念世界里都有对应的理念。床有床的理念,美有美的理念,人有人的理念,国家有国家的理念。理念世界为生活的世界提供了模型,生活的世界则是以不完美的形式对理念世界所作的不充分的模仿。
当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时,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以及是否拥有这些知识的人也都一分为二了。当别人问柏拉图,什么样的人才是哲学家,他指出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那么,什么是真理,即是那些关于“理念”的知识。
假如有一个人喜欢听音乐、看图画,亦即爱好一切美的事物,他是否就拥有美的知识呢,不。他不拥有。因为他只是喜欢美的事物,而不是爱好美的理念。假如另外有一人爱好美的理念,亦即美本身,那么,这个人就获得了有关美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在柏拉图那里也是两分的,只有针对理念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那些不是针对理念的,比如有关具体音乐和图画的知识,柏拉图称之为“意见”。它们的区别,就客体言,意见所反映的是现象的世界(因而是不真实的),知识则对应理念的世界(因而是真理的)。
就主体言,意见只是根据现象作出判断的能力,即感觉的能力。知识的能力则是超感觉的,它是对永恒实体的把握。“知识”无疑属于真理,“意见”仅仅是看法。知识的两分进而导致了人的两分。民众只是喜欢听悦耳的声音、看悦目的图画,他们被柏拉图称为“爱意见者”。相反,那些能够掌握理念知识的人则是“爱智者”。爱智者即哲学家,或称“理念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
在柏拉图建构的理想国中,公民分为三个阶级:民众、士兵和护国者。民众从事物质生产,士兵保家卫国,护国者则由哲学家充当。它人数不多,但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列奥·施特劳斯用一句话为柏拉图点睛,他说《理想国》的主题是“推崇哲学家的统治。”[6]换作柏拉图自己的表述:“除非哲学家就是王,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王和君主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否则城邦就绝不会免于灾难而得到安宁。”[7]
但,理想国终究是理想国,现实城邦并非如此。放眼当时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希腊各邦没有一个王是哲学家。既然哲学家做不了王,那就让王成为哲学家。雄心勃勃的柏拉图不辞劳苦,“乘桴浮于海”,三顾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试图教诲那位叫作小迪奥尼修斯的僭主,使之成为“哲王”。但朽木不可雕,柏拉图如果不是乘兴而往,但每次都是败兴而归(最后一次甚至是逃亡)。柏拉图的遭遇,寓言似地昭示知识分子“帝王师”的梦就此破灭。
《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民、君、师这三角关系中,上天护佑下民,为它作君,为它作师。君用以治民,师用以教民。儒家文化没有超验,也就没有柏拉图式的纠结。君师两分,君是立法者,师是阐释者。孔子自云“述而不作”,“作”是指周公制礼;“述”则孔子对礼的阐释。柏拉图不然,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是他一手建构,必然地,只有掌握超验的理念才能成为此岸的立法者。无奈现实不如意,君师不一,成了柏拉图的憾恨。退而求其次,结果又梦破“帝王师”。这时知识分子之为师只能是“民之师”了。
柏拉图时代是元前,那是文明之初的“理性的时代”,基督教还没有紫气东来。从希腊罗马进入“信仰的时代”后,经由耶稣之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君与师的二元分工。有类于传统儒家的“作之君,作之师”。18世纪法兰西启蒙运动,把欧洲带入了现代以来的“理性的时代”。它把上帝请下了神坛,送上去的是启蒙知识分子推崇的理性,而且是“理念主义理性”(可以对比英伦的“经验主义理性”)。
不妨可以这样说,启蒙时代是柏拉图时代的复盘,理念主义理性重新占据时代上风。民众是信仰的因而也是迷信的,它需要作为“民之师”的知识分子用理念照亮,否则走不出洞穴。这就是启蒙。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启蒙,首先是出于对理念的坚执。只有理念的世界才是完善的,现实则充满缺陷。指引民众克服缺陷,走向完美,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民众因其自身理念的短板,无以凭自己走向光明。这里,指引人们的理念,可以有不同的所指。18世纪启蒙运动把本来属于经验层面的“自由、平等、博爱”给理念化了。19世纪的卡尔马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产儿,他用以指导全人类的理念则是“共产主义”。20世纪中国五四,先是和法国启蒙运动一样,也是把“科学”“民主”等世俗概念给理念化。后来又转而接受卡尔马的共产理念。理念知识和其他知识不同,具有普世性。所以,由法兰西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更准确地说,乃是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理念的时代”。人们为作为理想目标的理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然而那些高高的理念离我们今天还很远(它永远在明天,正如永远在彼岸)。所以今天依然有知识分子声张,启蒙正未有穷期。
当然,知识分子启蒙,也无以回避其中的权力因素。当培根说知识就是power时,这个power既是力量,也是权力。在民众面前,知识分子就是权力的化身。因为民众拥有的只是“意见”,知识分子拥有的却是“理念”。形而上支配形而下,超验支配经验,彼岸支配此岸:说到底,便是形而上的、超验的、彼岸的理念支配形而下的、经验的、此岸的人民。完成这个支配的,是且只能是掌握了“月印万川”似的普遍知识的“理念人”。
视知识为权力,从知识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例外过。柏拉图理想的统治者是“哲王”。这是政教合一的统治一元论。儒家的“作之君,作之师”是为政教相分的统治二元论。因为师不是君王,却是“素王”。素王者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者也。在传统儒家那里,孔子就是一个万世师表的素王。无论“哲王”还是“素王”都是王,也都是谁知识分子。所以“知识/权力”从来就是缠夹不清的二位一体。这也是知识分子一再要启蒙的隐秘之因。
PS:
启蒙时代是理性时代,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的中心。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消费化。与之相应,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边缘化。它风光不再,丧失了往日的荣耀和优越,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存在。相比之下,社科知识分子的知识是实用性的,还可以和社会需要勾兑。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偏重形上,对消费时代来说,庶几百无一用。
因此,呼唤启蒙,首先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自己的需要。只有启蒙,才能刷新它的存在。也只有启蒙,才能重构过去的光荣与梦想。所以知识分子岂止要启蒙而是爱启蒙。

[1]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1页。
[2] 郑学稼《陈独秀传》(上),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民78(1989),第144页。
[3] 曼弗雷德·盖尔《启蒙:一个欧洲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55-156页。
[4]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9页。
[5] 马克斯·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8-29页。
[6]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法律出版社,2009,28页。
[7]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2,160-161页。
原标题:《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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