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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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样板”余秋雨
1991年7月,余秋雨递交了第23次辞呈,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孤身一人从西北高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
5年前,他风光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整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迎来了学术地位上的腾飞。
就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一下雨家里就漏雨。
1992年,他考察归来写成的几篇散文登在《收获》杂志上,后来想结集成书,却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拒稿理由是“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旅游景点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生气,拒绝了。
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把它做成精装本,还在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举办新书首发式,才有了后来的《文化苦旅》。
市场反应非常热烈,首印1万册在3个月内售完。
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很快,这书成了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不少篇目还选入语文教材,一代又一代学生变成了稳定的购买群体。
《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图书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进其他书,才能抢到《文化苦旅》的配额。
当时上海文化圈流行一个段子,说上海有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警方从妓女的手袋里搜出来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段子的真假已不可考,但余秋雨图书之火爆可见一斑。
赞他的人说他“举重若轻”“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骂他的人把他的散文喻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
当很多人骂你的时候,你就成了角儿。
但怎么对待骂你的人,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1999年前后,他积极拥抱电视媒体,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前往了埃及、以色列等国家,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后来担任《秋雨时分》主持人、青歌赛评委,进一步扩大了他文化学者的知名度。
然而好日子也到头了。
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引爆媒体,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说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余秋雨迟迟不愿回应此事。
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位编辑,找出他书里一百多处文史差错,而余秋雨认为自己没错,只是双方理解不同罢了,再次引发舆论声讨。
新书有错出个勘误,加印时修改,这是常规做法,但余秋雨给人一种“我拒绝批评”的态度。
有人开始调查他在文革里做了什么,有人起底他跟两任妻子的私生活……一次他和妻子马兰上街买菜,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赶紧往前走。
他觉得不对劲,在报亭扫了一眼,看到无数惊悚的标题:
《余秋雨是文化杀手》
《艺术的敌人余秋雨》
《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剥余秋雨的皮》
……
他看得脊背发凉。
曾经采访过他的《南方周末》记者张英说: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然而余秋雨真正的“坠落”,不来自外人的中伤(明线),而是自身的气量狭小暴露得越来越彻底(暗线)。
进入21世纪,他继续写书,文章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从2004年的《借我一生》开始,到《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乃至他2017年所谓的“封笔之作”《泥步修行》,他用大量回忆录篇幅“痛说革命家史”,讲述“我家如何如何”“当年我被诬陷之事其实如何如何”。
读者买书是来看文化和知识的,不是来看“你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的”。
及至他2019年的新书《雨夜短文》,他和出版商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赢回市场、取悦读者了,于是在宣传上想出了各种奇葩招式:
但读者并不买账:
就像一位从小读余秋雨的读者说的:
“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
“如果他还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去反击别人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往上走的。”
当他看到图书已经不能为他赢得可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他没有死守着图书,而是积极地拥抱新媒体——知识付费。
在喜马拉雅上开设的《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获得了将近5000万的播放量,但大部分收听都集中在开头的免费试听,开篇词都是大几百万的收听量,而完更的最后几十集,播放量只有2-3万,比过去读完他一本书的人不知要少了多少。
人们为20年前的情怀来凑凑热闹,却很少有人愿意陪一个“过时之人”走到最后。
即便如此,今天的他依然不允许编辑改他的稿子,敢改一个字,他就换出版社。
而在《文化苦旅》的编辑眼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一个73岁的老人,固执地坐在“文化学者”的铁王座上,身边的拥趸却早已渐渐散去。
余秋雨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网红的样板。
他的专业领域是戏剧,而为公众所熟知的是文化散文,并因为泛文化的内容,被人贴上“大师”的称号,他倒也乐意接着,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他每一次都聪明地站在时代传媒的风口——图书、电视、音频,因为一两部著作快速声名鹊起,然后大张旗鼓地撕掉读书人“安贫乐道”的酸腐标签:出镜、赚钱、签售、演讲……
然而他在盛名之下不懂得克制,面对批评和攻击显得独断而蛮横,不知道如何化解“捧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为了“洗白”名声,不惜占用公共舆论资源,在新书里没完没了地替自己辩解。
在他之后,一代代网红知识分子踏着他的足迹,开启新的征程,却不可避免地走入“余秋雨式”的螺旋式坠落。
2
第二代:
于丹,你真的“无辜”吗?
1997年,一个24岁、胖乎乎的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来到北师大教书。
系主任刚一见到他,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看你傻大黑粗的,反正暑假你也没正式入职呢,咱们系有个女老师骨折了,你就每天背她上下班吧。
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嘞。
他的名字叫罗振宇,多年以后成为脱口秀《罗辑思维》的主讲人,得到App创始人、知识付费行业开山者之一。
而他背上的那个女老师,名叫于丹。
2006年4月,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跟北师大传媒学院教授于丹在上海参加全国制片人研讨会,两人聊得很投机。
万卫跟她抱怨,当时正在为解读经典的题材匮乏而发愁,于丹脱口而出:“讲《论语》啊!”
万卫预感由她来讲准能行,但于丹笑言:我不敢讲,讲了那些学者还不得骂死我!
禁不住万卫“三顾茅庐”式的邀请,于丹8月到《百家讲坛》试录了一期《论语》,大获成功。
那年“十一”黄金假期,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女老师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品三国》的易中天。
她熟练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名言警句,从儒释道佛到尼采雪莱泰戈尔,出口成章,句句经典。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同年,《于丹<论语>心得》的签售会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排队的人从5楼顶层一直排到了1楼外的大街上,当天签售超过1万册,首印60万册,刷新了出版社和北京所有书店的记录。
据罗振宇的说法,《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
然而到了《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的时候,不知怎的,风向开始发生了变化。
十几个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冲进会场,振臂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
在场外,清华、北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子组成著名的“十博士”,高调发文《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全国电视观众道歉。还联合起来写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讲述《论语》《庄子》当中的诸多硬伤,还有她对经典的严重误读。
有学者统计过,《论语》全书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只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于丹全面放大了这一部分,让没读过《论语》的人误以为《论语》主要在讲怎样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而且,就在于丹所讲的这1/10里,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    
子贡问政,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的回答是三点:足食、足兵、民信。
孔子补充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于“民无信不立,于丹的解释是: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事实上,民信不是指百姓的信仰,而是国家取信于民”,主体是“国家”,不是“百姓”
民无信不立的含义是: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中华书局版《论语》释义)
取信于民是治国理政的基础之一,而信仰显然是更高的要求。

再比如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于丹说:“义”就是“宜”——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
但这句话的正解是:“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私利。”于丹用其他典籍中的释义,过度解读了这里“义”的含义。
类似的“曲解”和误读,被十博士和其他专业学者挑出来几十上百处。
这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一板斧”。
对于“十博士”要求她下课的说法,于丹表示:“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吃法式大餐,但麦当劳、肯德基里的人也不少。”
但是于丹没想到的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很快就有吃腻的那一天。
2008年,当她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论语>感悟》的时候,无论是图书还是讲座,激起的水花已大不如前。
2009年,于丹到伦敦进行儒家文化讲学,一个自称是于丹翻译的人突然发了一篇《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说她大闹酒店,三天换了三个房间,骂哭了女翻译,不堪忍辱辞职离去后,她又骂走了第二个。
帖子一出,众多网友纷纷讨伐于丹:在国内讲坛上儒雅的学者,走出国门竟是这幅“嘴脸”?
后来于丹方面澄清,是女翻译能力难以胜任,主动辞职;确实换了房间,但只换了一次,而且并未撒泼。
大多数人只记得“撒泼”,不记得“澄清”,这便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二板斧”。
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昆曲专场,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刚刚登台就遭到起哄,她说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就被在场观众高声呛到:“不用你代表”“下去吧”“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
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还不忘加上“很于丹”的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
北大昆曲事件是于丹坠落的“第三板斧”。
对于当晚现场真正发生的事,活动主办方解释说:当时只是有人喊了一声“下去”,没有任何人说“滚”。而且,喊话的也并非北大学生,而是自行购票观演的社会人士。
同样,人们只记住了“于丹被呛:滚下去!”
2018年,网上热议“于丹被北师大免职”的消息,无数媒体纷纷举起大旗:“于丹跌落神坛!”然而记者从北师大官方了解到,于丹从2013年上任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任期5年,2018年纯属正常换届。不想却成了于丹坠落的最后一板斧,人们对于丹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一代“国学名师”再也扶不起来了。
在知识付费时代,于丹像余秋雨一样,开起了音频课程,然而她的课170集,总播放量只有628万,还不到郭德纲“侃山”课程《郭论》的1/10。
平心而论,所谓“于丹坠落神坛”的“四板斧”事件,其中一些可能是媒体的曲解、放大和穿凿附会,但它们强有力地迎合了人们已经彻底“腻烦”于丹的情绪,给老百姓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个让我讨厌的于丹,“果然”不行了。
但和余秋雨一样,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网红的坠落,不是外界扔给她的“四板斧”(明线),而是她的精神内核(暗线),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很多知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于丹解读《论语》最大的弊病,比如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曾尖锐地批评:
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她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于丹教人们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记不可抱怨,“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
一切烦恼都可以自动地在内心化解,化解不了的也要尽力克制,于丹的《〈论语〉心得》看似不涉政治,恰恰是遮蔽了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这恰如鲁迅先生说的——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
面对社会矛盾,一味地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倡导人们安于现状、支持现状。
你不爽都是你的错,跟社会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是孔子的原意吗?这是一个掌握话语权的文化学者应有的担当吗?
表面上看,于丹似乎把《论语》“去政治化”了,但她的演讲恰恰在最深的层次上,是为政治服务的。
钱理群教授认为,于丹是在公开“叫卖精神安慰剂”。
当你“服用”太久,发现屁用没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卖药”之人心生厌恶——这是于丹“失灵”的真正原因。
然而“文化网红”的滚滚潮流,随着技术的变革,让于丹的“后人们”再一次声名鹊起。
试问这样的“公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
康德认为,所谓知识分子, 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
可是今天,不是知识分子在塑造舆论, 而是市场化的舆论在塑造知识分子。
一部分文化人成了媒体集团的应召女郎,在聚光灯下忸怩作态,他们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是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经济学家哈耶克语)。
在市场的诱惑下,他们趋附于金钱和权力,迎合媚俗的大众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变成兑换权力和资本的手段。
他们从书房走向社会、走向媒体以后, 便再也回不了书房。
“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历史学家葛兆光语)
结果是最肤浅的学术, 满足最急功近利的媒体, 引导恶俗化的大众文化。
学者布尔迪厄讽刺他那个年代,有一群“电视知识分子”。
而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正活跃着一帮“音频知识分子”和“票圈知识分子”?
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男男女女,正享受着“公共”带来的丰厚酬赏,却泯灭了“知识”应有的尊严。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娱乐化、幼稚化、鸡汤化、愚民化——难怪《公共知识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说出这样的话:
“公共越多,智识越少。”
它让我想起多年以前,一句颇为讽刺的预言。
作家、主持人梁文道在电视上放话:“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今的鲁迅。”
中国人如今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看到第二个鲁迅。
我们呼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呼唤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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