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承美和黄棉袄男孩的合影
文章摘要：摄影师向承美的电脑里有一张照片。穿土黄色棉袄的小男孩坐在木门前，表情懵懂，脸上有些泥巴。为了拍这张照片，她花了一个下午和他爬树、玩游戏，男孩终于从躲躲闪闪到安静坐下，同意拍照。
这是向承美过去四年的日常。在重庆、湖南和贵州农村，她拍老人也拍孩子。老人坐在自家院坝聊天、择菜，皱纹里有岁月磨难，也有现世满足。孩子多是留守儿童，300多张大头照摆在一起，向承美觉得他们像同一个人，“眉目间的焦虑和迷茫很相似”。
这些影像组成她的系列作品《农民志》。向承美如今在澳洲读艺术博士，她希望用这些照片记录城市化大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现实，“这个边缘和透明的群体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本文是她的口述。
文 | 张楠茜
编辑 | 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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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第四个孩子，老家在重庆农村。当年我属于“超生”，没上户口，从小到大总被人叫“黑户”，我羡慕那些有户口的同学。
后来，家里花钱给我上了城市户，为了到城里读大学。在那里，我发现小时候想拥有的农村户口并不受欢迎。2010年，我到澳大利亚留学，又发现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户口这东西老外根本不看重。
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意识到农村群体的“边缘”。
我一直觉得父母在外打工、孩子留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在澳洲学摄影，给他们的农村家庭拍照，我发现他们是完整的，有父母，有几个孩子，还有一条狗。
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关注中国的农村。
有次回重庆万州，我和妈妈在村里散步，遇到一个90多岁的瘦小老太太。她从山上背一捆柴回来，柴木比她的人都高出很多了，我就拍下这张照片。
向承美家乡的农村老太太
当时我在澳洲做另一个艺术展《女娲复苏》，关于女性主义的，我把照片拿给一个中国的艺术批评家看，他说“太形式化了”，表达很刻意。我就跟他聊，聊到国内一则社会新闻，有个在外打工的人，农村的老爹想见他，不得不骗他说自己要死了。后来儿子回村了，怪他，他就真喝农药死了。
讲着这个故事，我突然就哭了，那个批评家说，“你有情怀，但还没找到自己的方法。”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回国期间，我喜欢坐上火车去不同的地方，绿皮火车上有很多农村人。我和妈妈也开始更多交流，她是土生土长的农民，70岁了，经历过那个年代：饥荒、人民公社、知青下乡。
有次带她去上海，上海本地的出租车司机说，退休后一个月有四五千块收入。她跟我去澳洲，知道了当地人不论农村还是城市，60岁以后会有大概七千人民币左右的退休金。
她第一次听到这些，但并没有觉得很不公平，还感觉挺知足的，“我们那里，政府每个月也会发百来块钱”。和村里大多数老人差不多，她能讲得出曾经历的苦难，所以觉得现在生活挺好的。
去年的一则新闻说，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在原来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上增加18元，提高到88元。（编者注：2018年5月，国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关于2018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城里老人有工作，他们有退休金，但农村老人种一辈子田，老了就指着政府发放的收入和儿女赡养。
88元对农村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怎么对待这笔钱？
我产生了好奇，于是我让妈妈帮我找老家镇上的老人，给他们每人88块钱，“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你随便买”，我想给他们拍一组照片：《幸福88》。
我鼓励他们去不同的地方买，也不限定时间，但他们买来的东西大同小异。
8月2日，“幸福88”系列作品在澳大利亚Cool Change当代艺术中心展出。以下红底照片均为此系列。
张大爷88岁，年轻时是生产队队长。我每次回去，他都背一个竹背篓，抽着土烟，由于年老驼背，他的头都快碰到膝盖了，还在田里干活。老伴去世了，他独居。
他家里条件其实还不错，其中一个女婿是包工头，做的项目挺大，女儿给他在老家修了一幢房子。但很多农村老人都是这样，子女会给钱，可他们还是没有安全感，坚持劳作，担心子女什么时候就不管了，自己种出来的“钱”，更硬气，有自尊。
他买了两坨面一共4斤，糯米20公斤，因为这个“能吃很久”。
这是谭家两夫妇，穿着红衣服来拍照的，你看不出苦难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他俩年轻时在外打工，十几岁的女儿在老家，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上年纪后他们回到老家，靠谭大爷跑摩的维生。两个儿子在外工作，其中一个几年前打工时去世，儿媳妇接受不了，喝药跟着走了。
另一个儿子发展还不错，在广东承包鱼塘。今年谭大爷过生日，他难得坐了趟飞机去广东玩，很开心。
买完东西还剩一点点钱，一人买了一个棒棒糖。
这个奶奶姓向，老伴过世，独居。
听说她以前被老伴打，儿媳妇对她不太好。这次她为了拍照还专门打扮，穿了粉色的围裙。她买了小面包零食、面、洗衣粉，说小面包下田地的时候吃，平时舍不得买。
还有一位老人没有拍。她不跟人聊天和来往，儿子媳妇挺有钱的，但是她一个人住在破房子里，房子还漏水，厨房是整个屋子唯一比较干燥的地方，所以放了一口棺材，她老早就给自己打好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鸡屎，当时我没忍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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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街上现在是一排排整齐的小楼房，两三层高，墙壁贴着干净洁白的瓷砖，房间宽敞明亮。
这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修的，可里面就住着两个老人、一个小孩。打工的人其实一年就回来住几天。
右边的男人在钢铁厂工作。孩子现在上大学了，从八岁开始成了留守孩子。
他说现在跟妈妈爸爸关系非常不好，觉得自己从小是孤儿，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小孩爸爸妈妈每年能回来一次，“你怎么有时候一年一次都不回来？”
很多人在外打工久了，不愿回去，但是孩子没法到城里读书：要交借读费，打工没时间，也不能照顾好孩子。也有妻子回去，老公还在外面打工的，但孩子普遍感觉在孤独当中长大，以后做了父母，他们的孩子又变成留守儿童。
我本来放的是原图，发到高中班群里，但是后来作品链接被人举报了。
高中班群里的同学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在城里过着优渥的生活，我以为他们更关注社会，能够理解这些问题，没想到他们说我“揭露丑陋”，“打着艺术的旗号诋毁国家”，有个为我发声的同学还被踢出群了。
我就看着这些照片，远看能看到他们的家，但近看，家是模糊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是碎片的，孩子跟父母的交流也是，每年相聚又分开，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
干脆我就用编织的方法处理了一下，把人的身份去掉了，也更符合想表达的家庭的破碎感。
讲每一个人的故事，感觉都很撕裂。
右边的女人是我小学同学。她和老公都在工地上打工，住工棚。女儿一岁时，夫妻俩就出去打工了。回万州要坐27个小时的火车，5年他们和女儿才见4面。
这组照片都是这样，左边是老家的孩子和老人，右边是在外打工者，后面是他们的房子。中间一张张的车票将整个家庭连接起来。
这个孩子只有奶奶了，右边是空白。他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时死了，妈妈离开再没有回来。我问他几年级，几岁，任何问题他都不回答，后来他奶奶说，站起来给阿姨拍个照，他才终于拍了这个照片。
向承美镜头记录的留守儿童
我拍了300多个留守孩子，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二十几岁。他们的神情就像同一个人，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境遇、经历的很多事都一样吧。
不止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是孤儿，老人管他们吃饱穿暖，但深层次的教育达不到。在我看来，他们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被牺牲、被遗弃的一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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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打算拍视频，做一些采访。刚开始孩子们还比较开心和调皮，但只要问“你多久没见爸爸妈妈了”，“最想跟他们一起做什么事情”，他们说着说着，眼泪就打转，我就没再问了。
有一次，我看四五个孩子聚在一起，想给他们拍张肖像照，但怎么喊都不过来。天气很冷，他们坐在小板凳上，一人端一个手机，打联机游戏。我跟着他们站了50分钟，手都冻木了，我走了他们还在玩。
在农村，孩子玩手机比老人用手机的时间多得多，大人买手机也是给孩子一个慰藉，人不在身边。
后来我想到带他们去野外画画，一起玩，他们积极性很高。
留守儿童的绘画作品：和爸爸妈妈手机视频聊天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画。
孩子10岁左右，和爷爷奶奶住在镇上，父母在万州县城打工，开车过去大概四五十分钟。面前是电视，电视里放着武侠片还是枪战片，爸爸妈妈在手机屏幕里，他和爸妈视频聊天。
他说他的梦想是做出可以让人飞起来的药水。
这个女孩是唯一一个主动来要我电话的，她可能觉得我是个博士，想和我多学习。她读六年级，以后想当歌手，让爸爸妈妈看到她在舞台上唱歌。
我想用图片表现农民群体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希望更多人看到微小个体被尊重。
但高中同学说这个课题没有意义，有人说我在消费苦难。我的观点是，如果我拍了就走了，拿去谋取利益，也许是消费苦难。但是他们来过这个世界，有必要被尊重、被记录，我如果花上一生的时间去记录这些苦难，还是不是在消费？
也有同学私聊我，说没想到当年那个老实本分的女同学，能引起他的思考——“我们不曾关注到的农村正在逐渐边缘和透明化”。同学群里的集体发难也让他反思：好极了还是糟透了？
向承美在农村的废墟上办的留守儿童画展
但是，村里的人不觉得自己边缘，不觉得自己是失语的，他们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周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在生活。
孩子画的最多的要素是什么？家。有一个孩子的梦想是，造个专门给残疾人住的房子，给家人住。
（文中所有图片为向承美女士向《极昼》提供，版权归其个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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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茜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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