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它与Kaigorodskoie的银盘(图84c)纹饰接近,后者明显是前者的来源,无需赘言。长茎上交替开放和闭合的花朵纹饰在唐代瓷器上的出现有时是作为封闭开窗纹饰,有时是装饰带。半花瓣本身反复作为装饰纹饰出现,有时是单独占据画面,有时是重复延伸。

图84a-e
另外一组几何纹饰是基于葡萄藤蔓发展而来。这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的纹饰,古希腊将其作写实表现。Oxus宝藏的银瓶(图69a)上,这种纹饰也保持了一定的写实色彩,这种纹样又随后出现在唐代的扁壶上。后者的纹饰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葡萄藤。从萨珊时代往后,这种纹饰在西方经历了数个风格化时期和蜕变时期,正如唐代的情况一样。在Mschatta的建筑表面,这种纹饰变成了单根茎加上有规律的环形围绕写实葡萄纹以及根茎花叶,有时候又表现为双藤缠圈或者椭圆圈,叶子花茎都变成高度几何化纹饰。正是这种东方化的纹饰在此出现在8世纪的欧洲艺术中。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快就变成了几何化纹饰,变成了一些断续元素的一体,如“葡萄镜”上的纹饰那样。而其他情况中,它完全退化,变成了装饰性的缠枝纹(图71d),其真正的性质完全被圈外的根茎弄得面目全非。
图69a
图71d
其他从西方传来的几何纹饰主题并不来自真实的世界存在的东西。这其中有某些执壶和瓶以及净瓶的玄纹(图36c)。其原型毫无疑问是叙利亚的玻璃器。这种装饰对于玻璃器来说特别适合,这种纹饰并没有在叙利亚发展壮大,而是在北欧的玻璃工厂达到巅峰技艺。在欧洲,这种工艺如同陶瓷中的化妆土工艺一样。在西方,玄纹出现在玻璃器的颈部,有时是连续向上的螺旋纹(图85),有时是一组平行玄纹。后者是唐代瓷器的装饰所采取的纹饰,有时出现在颈部用泥线表示,有时是刻线凹槽。
图36c
图85
有些唐代半球形碗的口沿特征之一,特别是邢窑上多见,有时候也出现在巴洛克风格式样的佛教舍利瓶上,那就是扇贝形边缘。这种纹饰毫无疑问,是用手指上下压边缘产生的。这或许也是一种西方起源的做法。帕提亚的蓝釉陶罐上也出现过手指按压边缘的装饰,大英博物馆的两件净瓶上也有类似的位置的装饰,就像唐代瓶口的波浪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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