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5日，索罗斯大举进攻港元
有时候，战争未必见得到硝烟，21年前的香江之畔，我们的“东方之珠”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
被不少人称为“世纪之战”，也被人称为“香港保卫战”。
作者 | 馒头大师
来源 | 馒头说
 1 
1998年8月5日，星期三。
对于当时很多香港人而言，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天——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也不是任何纪念日，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但对于香港金管局而言，却是严阵以待的一天。
“金管局”是简称，全称是“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缩写是 HKMA），1993年成立。当时“金管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辖下的独立部门，负责香港的金融政策及银行、货币管理，担当类似中央银行的角色，直接向财政司司长负责。
就在这一天，金管局接到了通报：
国际炒家集团开始大规模抛售港元，金额超过了200亿。
作为回应，金管局将这200多亿抛售的港元照单全收。
这一天，美元与港元的汇率稳定在1:7.75，纹丝不动。
而这一天的这场“抛收之战”，也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
国际炒家集团开始对香港发动“总攻”了。
由此，惨烈的“19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也算是拉开战幕。
 2 
关于这场被后人称为“世纪之战”的战争，要先从1997年的7月2日说起。
在这一天，泰国政府忽然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苦苦支撑了4个多月的“泰铢保卫战”宣告失败。
泰国政府这个声明一出台，当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就狂泻17%，整个泰国的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泰铢
当时很多周边亚洲国家、地区和相关机构可能都还没意识到，泰国这只“蝴蝶”扇动的翅膀，将引起一场席卷全亚洲的金融大风暴：
1997年8月，马来西亚宣布针对本国货币的“林吉特保卫战”失败，步泰国后尘，整个国内金融市场崩盘。在此之前，菲律宾比索已经一泻千里；
9月，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开始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的卢比在8月宣布自由浮动汇率后，开始加速崩塌；
10月，台湾在尚有83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忽然宣布弃守“新台币”汇率，“新台币”一天之内贬值3.46%；
11月，韩国的韩元对美元汇率在17日跌倒历史低点1008:1，以至于韩国政府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12月，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数量继续持续上升……
这场始于泰国的金融崩盘，终于蔓延到了东南亚，最终席卷了全亚洲，以至于有了一个让后人触目惊心的正式称谓：“亚洲金融危机”。
而在这场危机的背后，始终站着一个拿着指挥棒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7岁随全家移民英国，1953年开始涉足金融业。
在国际金融界，提起“索罗斯”和他麾下的“量子基金”，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92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豪赌英镑下跌，直接击垮英格兰银行，震动业界。索罗斯仅凭这一战，获利10亿美元以上；1994年，索罗斯再度出手，阻击墨西哥比索，造成墨西哥金融市场崩溃，整个国家金融体系倒退数年。
对于各国政府而言，“索罗斯”的名字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因为他的手段快速残暴，冷酷无情：
索罗斯通过抵押等各种方式借贷该国货币，再兑换成美元，随后通过个各种方式不断抛售该国货币造成该国民众恐慌导致该货币一路贬值，最终逼迫政府宣布浮动汇率，使该国货币一泻千里。最后，索罗斯再用美元兑换回已经非常廉价的该国货币，使自己赚到了惊人的差价，实现一本万利。
在世界各地的股指期货交易所里流传着一个段子：
如果传来消息说日本的央行要干预市场，所有交易员都只会哈哈大笑，但一旦有消息说“Soros in！（索罗斯入场了）”所有的交易员都会立刻跳起来。
对于自己的做法，索罗斯有自己的理论：
“在金融市场，不存在道德的问题，只有对错。金融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因为在这里道德根本不存在。”
也正是基于此，1997年，索罗斯率领国际炒家集团瞄上了经济发展迅猛但金融体系陈旧且不完善的亚洲各国，从泰国到马来西亚，从印尼到韩国，索罗斯所到之处，血雨腥风，而他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索罗斯并没有满足，因为他还有最后一块“大肥肉”没有吞下。
那就是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香港。
 3 
1997年前后的香港，平静，繁荣。
泰铢崩溃的前一天，正是香港正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整个回归过程平稳有序，让各界对香港增添了信心，也为香港经济又助推了一把——1997年8月14日，香港恒指冲高到了16497点。
据当时驻香港的《经济参考报》记者叶元奇回忆：
“香港股票交易所有个有趣的规定：恒生指数每上涨一千点，大家就要在交易大厅里开一瓶香槟以示庆祝。在‘九七回归’前短短七八个月里，我就赶上了三回开香槟的场面。”
在那段时间，香港楼市也开始加速飞涨，香港股票交易所里排队买新股的香港市民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整个经济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香港的一些遗留的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受整个亚洲金融风暴的大环境影响，这些问题正在渐渐暴露出来。
而这也正是索罗斯看中的地方。
如同一条亚马逊雨林中的巨大鳄鱼，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携大量国际游资，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了香港市场。
据称，当时索罗斯手里募集的准备进攻香港的国际游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
事实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1997年10月就开始打响了。
10月21日，香港金管局接到驻美国办事处来电，称有大约1000亿的港元在纽约外汇期货市场被炒家抛售。
金管局立刻做出反应，总裁任志刚下令全盘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币，同时收紧向香港各银行发放的贷款，提高整个市场的利率，进而增加炒家的借到港币的成本。面对高昂的拆借成本，国际炒家知难而退。
1998年1月，国际炒家发动第二波对港元的攻势，任志刚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化解。
由此，任志刚获得了一个称号：任一招。
任志刚
但是，“任一招”并非是没有副作用的——作为金融市场的规律之一，就是银行一旦提高利息，势必会影响到进入股市的资金。
市场确实很快给出了答案，就在1997年10月23日，香港股市抛盘如潮，当天恒指大跌1211点，跌幅达到10.4%。
而这正是索罗斯这次的真正计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击港元逼迫香港政府提高利率，趁此沽空香港的股市获利。
1997年10月28日，恒生指数暴跌1438.31点，日跌幅深达13.7%，报收9059.89点。
也就是在这个点位，索罗斯麾下的国际炒家集团开始大规模建仓看跌恒生指数的期货合约，积攒起大量“淡仓”——做空港股的仓位。
“指数期货”，是以指数作为基础资产的期货合约。投资者可以买未来某个时候恒生指数是涨还是跌。只要买对方向，都可以赚钱，反之则赔钱。
“淡仓”是港股指数期货的专业术语，与之相对应的是看好后市的“好仓”。
按照香港结算中心规定，恒生指数每跌一个点，持有淡仓的投资者就将从每张合约中获得50港元的收益。
到了1998年8月，香港股市还未平仓的“淡仓”，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索罗斯的国际炒家集团，已经准备好了不计其数的“空麻袋”，准备从香港股市“背米”了。
正如本文开头所写，1998年8月5日，潜伏多时的巨鳄终于露出了尖利的牙齿。
索罗斯正式打响了第一枪：大举攻击港元。
 4 
这场保卫战，一开始就打得艰苦异常。
自8月5日大举抛售200亿港元之后，国际炒家集团又在8月6日再度抛售了200亿港元，香港金管局同样照单全收，而且将收到的港元存入了香港银行体系———金管局已经考虑到了股市因素，所以希望借此稳定银行同业拆借利息提高，避免波及股市。
但是，索罗斯毕竟是沙场老将，他上来玩的就是“立体攻击”，在金融战场内外同时发动多维攻击。
在香港和内地，一种声音忽然在坊间流传起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也顶不住了，人民币即将大幅度贬值。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上海、广州等地的人民币黑市交易一度跌到1美元能兑换9.5元人民币的水平。此外，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将脱钩的传言也开始流传开来，有一家海外基金甚至开出了脱钩的具体日期：1998年8月12日。
“联系汇率”，是通过将货币汇率固定于与另一个国家相同的汇率而稳定货币(Pegged exchange rate)。
以香港为例，香港有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它们每发行7.8港币必须向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交纳1美元，以此来保证港币背后有美元作为支撑，维持汇率稳定。
在诸多传言的包围下，再加上香港经济本身就有下调势头，恒生指数开始一路狂跌：
8月6日，恒生指数一开市就下跌近100点，随后一路走低，最终以全日最低位7254点收市，下挫212点，跌幅近3%；
8月7日，因已公布中期业绩的一些蓝筹股业绩不佳，恒生指数在前一日的基础上再度下跌212点，跌幅再度达到3%。
在之后的7天里，尽管金管局在“港元汇率”这块战场上坚守住了阵地，但在“香港股市”这块索罗斯想主要突破的阵地上却节节败退，一切都按照国际炒家集团的预想发展着：
8月10日，恒指跌破7000点心理大关，一时间再度引发大量抛盘；
8月11日，恒生指数下探突破6800点；
8月13日，恒生指数跌破6500点。
此时，传言又起：恒生指数肯定会跌破6000点。更有传言称：跌破4000点指日可待。
如果真是如此，整个香港经济将面临致命一击，全香港人的信心将被摧垮。
早在1997年10月28日，索罗斯的国际炒家集团就已经开始试探性进攻香港股市。当天恒生指数暴跌1438.31点，日跌幅达13.7%，报收9059.89点。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经过艰难的抉择，向特别行政长官董建华申请：
调用外汇储备，政府入市干预。
董建华随即批复：同意。
曾有一种说法，说信奉“自由市场”的曾荫权在得到批准后，泪流满面。但不管是否有流泪，曾荫权自己在之后的表态是：
“我希望你明白，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系汇率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更只会遥遥无期。”
而此时曾荫权面临的最大压力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的纠葛，而是在于：这是拿全香港人的财富去和国际炒家们进行一场生死大战，一旦失利，他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是928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即便如此，面对可以调动千亿美元以上资源的国际炒家集团，曾荫权是没有把握必赢的。
但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1998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态：
“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朱镕基。民间一直有个传说：索罗斯当时通过电视看到朱镕基这个讲话，手里的水杯掉在了地上。这个说法当然真实性不可考，但当时朱镕基的这个讲话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这是中国大陆中央政府公开表态要支持香港。
1998年7月1日，时任国家ZHU席的江泽民在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
“香港的命运从来就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当亚洲金融风波袭来之时，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大局的稳定。
这有力地证明，伟大的祖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彼时，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为1300亿美元左右，居世界第二。
 5 
1998年8月14日，香港政府正式向索罗斯“宣战”。
当天下午5点，曾荫权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站在当中，左手边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右手边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曾荫权正式向媒体宣布：
香港政府将同时进入股市和期市。
当天，恒生指数大涨564点，终盘收复7000点大关，报收7224点，升幅8%，创下6年来单日升幅之最。
8月14日是星期五，周末休市。这是曾荫权特地选的一个日子：利用两天假期，用以缓冲各种反作用力。
各种反对意见果然如期而来：有高校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认为政府入市是“病急乱投医”，也有大学经济教授认为这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市场”形象，而更多的意见认为：在东南亚已经整体沦陷的情况下，香港孤军奋战，是在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外汇储备送给国际炒家集团。
当然，也有支持的意见：国际炒家的行为本身已经是超出“自由贸易”的恶意行为了，政府入市抵抗是理所应当的。
曾荫权
但无论外界意见如何，这场关系到整个香港金融市场命运的战争已经正式打响。
在8月17日到8月27日的9个交易日里，香港政府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集团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又悲壮惨烈的攻防大战：
香港政府依托以中银国际证券为首的几大券商，全面托盘恒生指数的蓝筹股。之后又有多家中型券商加入了政府阵营。这些券商被香港媒体称为“御猫”，而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国际金融巨鳄，所以这场战争又被称为“猫鳄大战”。
面对国际炒家集团的疯狂抛盘，由香港政府输血的“御猫”集团每天都照单全收，整个香港股票交易所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奇景：
卖方集团的单子漫山遍野地飞过来，有时候几分钟就能抛出数千万股；而买方集团的代码在交易屏上也是层层叠叠，仿佛筑起一堵铜墙铁壁，死死守住价位。
在这9个交易日里，恒生指数始终在7500点左右上下摆动，双方已经进入了殊死搏斗。
“金融风暴”中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时，8月22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香港企业家时再一次做出表态——当然，话不只是说给香港企业家和香港政府听的：
“只要香港政府提出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全力支持”。
场外发声，场内肉搏。
8月27日，围绕股票“香港电讯”，香港政府和索罗斯集团双方投入重兵：买方摆出1亿单买盘，相当于投入了15.7亿港元的资金，而卖方在收盘前的数分钟内急速抛出4000万股，令买方措手不及。
而这一场战斗，被视为第二天“大决战”的预演。
那一天，“量子基金”驻港基金经理斯坦利在接受著名财经媒体CNBC采访时表示：
“当下周一港府官员醒来时，当局会对所做的一切感到沮丧！”
他所暗指的是，索罗斯集团将在8月28日的大决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为何8月28日是“大决战”？
因为8月28日是周五，也是整个8月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这一天恒生指数的高低，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场惨烈战争的胜负。
在进行了长时间的全力相搏后，双方都在期待一场能决定生死的大决战。
 6 
1998年8月28日，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大决战拉开帷幕。
当天早上，香港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
坏消息和阴霾的天气同步而来：
俄罗斯中央政府宣布放弃“浮动汇率”，“卢布保卫战”宣布失败，卢布一泻千里。而美国股市在上一个交易日重挫500点。受一系列负面消息影响，全球股市抛盘的阵营一下子壮大了许多。
但也就是在这一天，香港坊间都在传一个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两位副行长已从大陆来到香港坐镇，要求在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必须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
这还不包括坊间一直有传闻说，香港政府调动的资金得到了中资银行的大力配合。
上午10点，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厅开市的钟声响起——这已等同于冲锋号。
很多交易员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奇景：
在“香港电讯”的买家位置上，“御猫”集团的经纪瞬间就将999个买家的位置全部挂满——守方摆出死战不退的架势。
与此同时，国际炒家集团控制的外资经纪开始疯狂抛盘，尤其针对香港电讯、汇丰控股等香港政府力保的蓝筹股，数千万股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抛出——攻方也亮出了拼死一搏的底牌。
TVB电视剧里常见的“红马甲”
开市仅仅5分钟，香港股市的成交金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在8月14日香港政府介入之前，全天的成交额也不过如此。
半小时后，成交金额突破100亿港元大关。
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金额已经突破400亿港元。
那一天，所有关心香港股市，关心香港命运的市民，都守在电视机或各种屏幕前，看着股市指数的每一次波动。
在那一刻，个人的财富得失自然也是关注的焦点，但整个香港经济的存亡更是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恒生指数围绕7800点，时而上窜几个点，时而下跌几个点。
而在这背后，每分钟都是数千万乃至上亿港元的投入和搏杀。
中银国际证券总经理的冯志坚后来回忆，那一天，只是为了防止汇丰控股下跌5毛钱，他们就动用了300亿港币——因为汇丰控股只要下跌5毛，恒生指数就要下跌几十点。
彼时彼刻，香港交易所里每一个“守方”的交易员，都能感受到大陆人民在那一年抗洪时的那种心情：攻击方的抛盘像洪水一般不断袭来，而他们就像堤坝上的沙袋，抵御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但最终，他们守住了。
当收盘时刻到来时，恒生指数停留在了7829点，期货指数停留在了7851点。
这一天的股市成交金额达到了790亿港元——平均每分钟的交易金额超过3亿港元。
这是香港股市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纪录。
当时交易所有一台5号机，每次收盘后都要打出当天的成交金额。那天打出的单据，是一连串的星号。
因为一台机器的成交金额打印上限是99亿9999元，而这台机器的成交金额超过了100亿元。
这张满是星号的单据，被5号机的交易员带回了家，说是历史性的纪念。
收盘后一个小时，香港天文台宣布雷暴警告解除。
 7 
索罗斯撤退了。
截止到8月28日，香港政府在入市后的10个交易日内，动用了大约150亿美元，将恒生指数从6660点推高到7829点，这也使得国际炒家集团必须要在高价位结算交割8月份的股指期货，已经是血本无归。如果要硬着头皮再赌，就必须再投入筹码，血战9月。
到了9月初，香港金管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当日恒生指数大涨588点，报收8076点，市场信心全面恢复。而炒家集团的投机行为因为受到了很大限制，再加上在俄罗斯金融市场遭遇惨败，而整个亚洲金融环境趋向稳定，最终，他们选择全面撤退。
1999年，恒生指数重新站回1万点大关，香港政府在大大获利之后，全面撤离股市。
这场看不到硝烟的“世纪大战”，正式落下帷幕。
 结语 
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网友一直津津乐道一个话题：
当时的大陆中央政府究竟有没有出钱资助？
翻翻网上的文章，似乎什么说法都有：有说资助了几万亿的，有说拉去了几百车皮黄金的，也有说投进去几百亿的。
但就我能看到的相对权威的资料来看，并没有。
不过，即便是没投钱，是不是就代表没作为？
昨天和一个金融圈的专业人士聊起这个话题，他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金融交易都是讲预期的，不投入战场的兵力，不能不算是兵力。”
在8月28日的“大决战”之后，索罗斯手里还有弹药吗？我相信肯定是有的。但索罗斯不是傻子，他是会算账的：
就算打得香港政府弹尽粮绝，他还必须要面对一个资金更充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而从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几次三番的坚决表态来看，他们在最关键时刻是肯定会毫不犹豫出手的。
中央政府的态度，是香港政府的重要信心来源。信心这个东西，在金融市场有时候确实是无价之宝。
而这种态度，同时也是对国际炒家集团的一种威慑，逼迫索罗斯要算一笔经济账，当他算出收益肯定抵不过支出的时候，肯定也就知难而退了。
所以，在整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表现是评价颇高的，其中不仅包括“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样的担当，也包括在处理“香港金融保卫战”中的态度和手法。
就像母亲和自己的孩子，孩子终归是自己的孩子。只是，过于保护或放任不管，都不是最佳的养育方式。
有时候，不到关键时刻，不必出手。
有些事，不是不管不问，时候未到。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98香港金融风暴20年，短短十个交易日，今日看来依旧惊心动魄》（侯健美，《北京日报》，2018年9月11日。）
2、《复盘17年前的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融保卫战中如何打垮股市操纵者》（刘奥南，《证券时报》，2015年8月28日）
3、《亲历者鄂志寰 香港金融保卫战:港府对决索罗斯》（张燕，《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2月10日）
4、《香港金融保卫战周年回眸》（《中国商界》，1999年9月15日）
5、《香港金融保卫战的三大关键》（沈建光，《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月29日）
6、《1997年成功抗击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展现大国风范》（史丽萍，李成，新华网，2009年9月8日）
7、《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任志刚，1998年3月3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官方网站）
8、《回顾1997：香港金融保卫战 》（吴茜，“第一财经”，201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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