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信行动：我是那种看见不公就要行动的人| 中国米兔周年记

编者按：

一年前，女生花花举报公益人士雷闯性侵，随即更多的文化、公益名人被揭发有性骚扰/性侵行径。这使得2018年初开始从中国高校领域兴起的反性骚扰声浪得到了持续的增强与延续。随着越来越多名人、普通人身上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被诉说，人们见证到了名为Me Too运动的力量：女性们选择打破沉默，说出黑暗，并借此形成联结，在阴霾中寻找强大的力量。

本文讲述了一位参与米兔运动志愿者的经历和总结：雷闯事件发生后，愤怒与失望曾一度影响了很多曾经相信公益力量的人们。距离事件被曝出，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何才能转化这种消极的影响，“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作者选择了写信寄给雷闯及其所在机构，督促他们承担起应付的责任，并且一做便是一年。就在昨天，雷闯事件一周年的敦促信准时被寄出。

2018年7月23日，周一，我如往常一样打开某软件，随即被刷屏：有受害者举报数年前在益友公益的一次志愿活动中被负责人雷闯性侵。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和雷闯日常并无相交，也不是公益从业者，但我对象很认可他所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的工作，我有点担心TA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我们从未想过这个人竟然如此人面兽心。果不其然，对象心烦意乱之下扭到脖子，我们带着说不出的感觉奔忙于医院、药房之间，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好了。

受害女生举报雷闯性侵的文字（部分截图）

很快，雷闯接连发出了两份“声明”，第一份承认性侵罪行，并承诺会去自首；第二份则话锋一转，说自己当时与受害者是恋人关系等等。用如此下三滥的理由去扰乱公众视野，可见此人格局。我和身心受损的对象长叹之后，开始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

雷闯的第一份声明

紧接着就有志愿者在行动了，大家在网上形成了不同的小组，一起商量对策。我对象去了资料收集整理小组，因为当时出现的关于性骚扰性侵的消息可谓铺天盖地，光是公益圈、学术圈就有多个“名人”被举报。志愿者们觉得要是没有收集整理归档，这些消息很快就会被掩盖、遗忘，于是就把资料收集的重担接了过来。这个组工作量巨大，TA戴着颈箍开会到凌晨，却跟我说身体上的累可以减轻心理上的累和痛。最终，收集上的信息被放在了区块链上，变成了施害者虚拟意义上的“耻辱柱”。

而我，恰好看到有人提议要寄信给雷闯，督促他自首，就想着进小组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进组一看：一些有行动经验的朋友在，一些对寄信行动拍手称快的朋友也在，可是信件还没有人起草，寄信自然也无从说起。我觉得一直拖下去很难推动事情进展，就随即按着自己的想法起草了一封信发给小组的朋友看。经过来来回回的讨论、修改，7月27日凌晨，寄给雷闯和益友公益的两封信终于定稿了。

接下来就是寄的问题了，当时群里并没有哪位伙伴说要去寄信，那……我去吧。28日我跑到邮局买了三十个信封三十张邮票，打印了一大叠信，设计制作好标志牌，在第二天寄出了第一封信。

同时，小组里有位伙伴迅速注册了一个名为“雷闯自首了吗”的微博，我们约定，我每天寄信后都发一张寄信照片到小组里，然后TA就会发到微博上。

很快，有另外一位志愿者说可以帮忙一起寄信，于是我就把排好版的文档都发给TA，跟TA约定两个人轮流寄信。只是TA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发了第一张寄信照片之后就再也不回复我的信息了。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头一天还在小组里面说“明天轮到我寄信啦，好兴奋”，但后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坚持下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负责寄纸质信到益友办公室的人还是只有我一个，而我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

关于寄信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曾经有志愿者出主意：寄信到民政局、到雷闯身份证上的住址等等。但寄信到民政局需要起草信件讲清楚诉求，我没有撰写这类正式信件的经验，只能作罢；至于后者，原来是有志愿者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之所以会坚持是因为我认识益友的人，也自然有办法能找到雷闯身份资料……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行。

讲到任务完成质量，其实还是有错漏的。第九封当时那位志愿者没寄，又不回复，我准备不及时所以漏了；第一百二十九封时我去出差，我对象帮我寄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照片；第三百四十封，是2019年7月1日寄出，结果错写成第三百四十一封了，所以在7月23日一周年当天会寄出两封信。另外还有不明原因的是，2018年7月29日我寄出第一封信，理应到2019年7月29日是第三百六十五封，但现在排下来的进度却是到7月25日就是第三百六十五封了。是哪里记错了还是写错了已经很难再去查究了，就让这件事情在一些小错漏的陪伴下进行下去吧。

现在我打印、装信、写提示板、拍照等等做得很熟悉了，一年的时间也积累了很多琐碎却有意义的经验，我觉得值得记录下来：比如给益友的信和给雷闯的信虽然放在同一个信封内但折叠方法不同，所以一摸就知道是不是已经放好两封信了；比如今年的提示板不再用去年贴纸片的方法，而是贴上封箱纸，直接用彩笔写好日期、第几封之后就拍照，然后擦掉，方便环保；邮票信封就在网上买，能省不少钱；以前是天天带着提示板在路上拍照，现在是在家里把照片拍好然后再去寄信，操作起来会更省时间也比较安全（曾经有过寄信时拍照被电动车刮到脚的经历）……

从第四十八封信开始，我会在每个信封上写一句话，至今超过三百天了，每天都是不同的内容（有时是我对象写的，TA的字比我漂亮且句子内容更有深度）。现在想来，最有印象的是这句话：“受害者没有错，施害者毁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是“TA被性侵，一生都毁了”。但实际上受害者没有丝毫过错，是施害者施行暴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如果说诚心悔过还可以获得一些谅解，那么像雷闯、邓飞之流毫不悔过的，他们的一生不是毁了吗？

其实寄信的照片发到微博后，阅读量并没有多少，只有有时粉丝稍多的网友转发时会多一点阅读量。所以有人会说：你们这个行动是失败的，雷闯没有自首，益友没有公开道歉，信寄出也没有人看，看到照片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但我却并不这么这么认为。首先，犯罪的人犯错的组织不悔过不认错怎么会成为我们这些志愿者的失败呢？明明是他们做得太失败啊。其次，这个行动验证了我和其他几位志愿者的行动力，还促使我不断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让这些公益、学术名人堕落至此？有行动、有反思、有坚持，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成功的。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知道我在寄信，母亲还不止一次跟我提到她的担心：她怕我被报复（可见这些人在她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他们也有疑问：你这样寄信有用吗？报警抓人行不行？我既然选择坚持做这件事，也许就没有办法彻底消除他们的担忧……不过没有关系，我还是像一年前一样，“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那就继续吧。

其次是要感谢我对象，我事情太多顾不上的时候，TA就会帮忙做寄信的一系列事情。没有TA的默默支持，我未必能坚持到现在。

最后就是其他同伴了。承诺发微博的伙伴，就算大考在即，还在坚持着每天发微博，TA也是第一时间给我一百块红包作为寄信资费的人，而且为了不增加我的工作量，TA从未要求过我做支出明细，这样的信任令我至今感到温暖；做联络工作的伙伴，会坚持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建立更多联结，希望更多人看到寄信行动，TA也给了我几十块红包做资费；小组内还有两位伙伴给我发过红包，我还从其他一些地方得到过虽然可能不多但十分可贵的资助，都一一记录好了，这些钱都用在了寄信这件事情上，各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