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福祉的“数字革命”

正如所有技术革命一样，数字化革命也是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艰巨的挑战

文 | 迈克尔·斯宾塞

近年来，西方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已经转向负面，因为那些曾广受赞誉的创新都逐渐开始展露出缺陷。但正如所有技术革命一样，数字化革命也是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艰巨的挑战。

例如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包容性贡献良多。许多原本无法触及传统信贷来源的超小型企业如今都可以获得融资，它们还能通过各种在线平台去挖掘业已扩展的市场。

总体而言，电子商务平台如果是开放式，并且致力于扩大面向数字市场的访问渠道，而不是与自身用户的产品线做竞争，那么它们就可以增强金融和经济包容性。相比之下，鉴于种种对劳动力市场的严重扰乱作用，数字驱动的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则具有许多必须予以抵制的非包容性效应。

进入数字时代，各类商品、服务和资产的相对价格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就业方面，那些与创造或使用新技术相关的技能将增值，而数字技术可以取代的技能将会减值。这种向新均衡的过渡需要时间，并会给个体劳动者和行业施加一定成本。而政府则需要用新的或扩大的社会服务和法规来应对。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整个过程也不容易。

虽然自动化只是数字革命的一个方面，但它代表了一项重大挑战，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但过渡进程拖延得越久，实现新技术对生产力和增长的贡献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为何数字革命中期，生产力却呈下降趋势？部分原因就在于跨部门且在商业模式和供应链内嵌入新技术所需的技能有所滞后。

数字革命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则是数据，这来自于其在归集、汇总和使用正确的工具进行分析时所展现的价值。那些旨在提取此类价值的商业模式的兴起，引发了隐私问题。在此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例是健康数据，它们对生物医学科学具备重要的潜在价值，可一旦落入作恶者手中也会造成严重破坏。因此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设计一个既能确保个人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又能支持依赖其收集和使用的商业模式的监管框架。

更宏观地说，当今的技术进步已经产生了一个宏观经济难题，因为增长和生产率趋势似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除了技能滞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数字“革命”并非完全是革命性的。另一种解释是，数字技术往往具备不寻常的成本结构，在此高昂的固定成本会让位于可能低到零的边际成本。因此，当积累了大量应用程序和地理位置后，某些关键技术的平均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样，我们也能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数字产品功率和效用的指数级改进。今天的智能手机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超级计算机更强大，而价格只相当于后者的极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这些收益都没有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得到体现。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废除或修改GDP；但我们确实需要认识其局限性。GDP的问题不在于它并非衡量物质福利的一个准确指标，而在于它的覆盖范围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以负增量成本来实现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增长，也未涵盖非物质方面的个人福利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展望未来，同样的成本结构动态有望在许多福祉领域产生大幅增长。大多数医疗专业人员很快就会拥有数字助理来提供诊断，进行非侵入性手术或检索已发表的相关研究。其中许多服务将远程提供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样，边际成本可能低到零的技术改进可能会对可持续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关系长期福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有理由预期数字技术带来的大部分好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超出可量化物质福利的范围。这并非要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减少该领域必须面对的挑战——尤其在不平等方面；相反，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明智手段将反映数字时代利益、成本、风险和脆弱性的稳定再平衡。

（本文首刊于2019年7月2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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