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  通信领域专家
当时和任正非一起倒交换机的企业大概有200个，后来大部分都倒了，而华为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当华为赚了一点钱后，它下决心要做自己的交换机。如果他们当初只是继续做点小生意，中国是不可能做出来通信产业的。
以下为观学院整理的要点导读
20年前，在世界通信业，有很多像神一样的企业，比如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朗讯、西门子、NEC、萨基姆、飞利浦、摩托罗拉。20年后的今天，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倒掉了。今天通信业最强大的是华为，然后是爱立信、诺基亚、中兴。
30年前，中国在通信行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全世界最强，这是为什么？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七国八制”时代  00'01'54
30年前，中国通信行业有着“七国八制”的说法，就是我们采用的设备来自7个国家，有8种制式。当时我们买人家的设备，有时候还买不到，而且设备价格贵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一根扎带要卖7.5美金。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只要一毛钱一根。
那时候一部手机要2万块，还不一定买不到。用移动打电话，一分钟通话费4毛钱，漫游费6毛钱。我在1995年买了一个手机，那时候一个月工资大概700块钱，要拿350块钱充话费。
因为没有自己的产品，只能高价买外国的，为此，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愿意去努力，立志把我们自己的产业做出来。
“巨大中华”的兴起  00'04'03
中兴1985年，侯为贵带着几个人到深圳创业，开始做中兴。1990年，ZX500数字时分程控交换机面世，这是一台能力很弱的交换机，但是代表着中国企业开始努力了。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兴已经发展成年销售1000亿规模的企业。
去年中兴被美国打击的时候，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很多人尤其那些左派们都在骂中兴。当然了中兴确实应该做的更好，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这些企业通过努力，一点点熬出来，事实上我们是一无所有的。
华为 1987年，任正非还依然年轻，他从军队转业去了南油。在南油，他被人家骗了200万人民币，后来被开掉了。然后，他找了几个朋友借了两万一千块钱创立华为，开始倒销交换机。
当时和任正非一起倒交换机的企业大概有200个，后来大部分都倒了，而华为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当华为赚了一点钱后，它下决心要做自己的交换机。
华为最初的注册地是南油的一个宿舍
当时华为只有几十个人，任正非开会时说，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去了，如果08机开发起来了，也许我们可以上一个台阶，如果失败了，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算了。最后08机开发成功了，华为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卖不掉。因为对通信运营商来说华为不算什么，技术能力也不行。
当时，华为把苏州市的邮政局局长请到了深圳，华为专门租了一辆奔驰，任正非亲自给他开门，邮电局长很感动，觉得我们总得帮华为一把，所以才让华为的交换机在农村开始有所部署，抓住了一个机会。
巨龙 邬江兴是解放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在1991年领导开发了04机，让我们在程控交换机的领域有了一定的作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成立了巨龙。
大唐 到了1998年，终于出来了一个国家队。这个国家队是原来的邮电部，后来是信息产业部下的电信科学研究院，这就是后来的大唐。
从此，“巨大中华”在中国逐渐有了机会，形成了中国通信行业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当初只是继续做点小生意，中国是不可能做出来通信产业的。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这样的，当自己有了一点积累的时候，一定要在科技研发找到突破点。
3G标准的征集——中国的机会来了  00'12'05
1996年，国际电信联盟开始向全世界征集3G移动通信的标准，虽然说我们有“巨大中华”，但是它们跟全世界比没有什么竞争力。当时，中国政府做了一个政策，对这个行业影响深远。政府要求中国电信运营商招标时，必须留10%的市场空间给中国企业，这样才让这些企业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
那么中国要不要做一个自己的3G标准，当时有很多争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叫李世鹤。
李世鹤原来是成电毕业的，在南京大学读了研究生，然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做了博士。他的技术水平非常好，他本来可以到外企工作多挣一点钱。但是回国以后，他还是想通过技术努力改变我们的通信行业。李世鹤当时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个自己的标准。
李世鹤
然后，李世鹤就到处找人去谈，找外国企业去沟通，但是那些人说的都是虚话，想搞合作，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遇到了李万林，李当时在德国西门子通讯工作，负责标准化。他看到中国人想在通信领域有所作为，感到非常高兴的，还邀请李世鹤到德国跟西门子的人共同交流。

李万林
当时，李世鹤有一个技术叫SCDMA，用智能天线让码分多址的能力做得更强大，而且已经试商用化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是TDD（时分双工），另一个是FDD（频分双工）。西门子是做TDD的，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都是做FDD的。
交流后，李世鹤提议能不能把我的SCDMA和你们的TDD结合起来，做成一个全新的技术？西门子说可以。李又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做一个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西门子说不行。因为欧洲选择了FDD，已经决定要做标准WCDMA。要做TDD你们自己去做，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后来，李世鹤带着自己的学生陈卫、徐广涵等人，用了六个月时间，把TDD和SCDMA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写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TD-SCDMA。
到了1998年6月30号，3G标准征集的最后一天。李世鹤他们把标准传给了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信联盟有一个中国人，听说中国也提交了一个标准，特别高兴，赶快拿来看，这个人叫赵厚麟，当时是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局的局长。

赵厚麟
结果一看这个标准不行，因为标准署名不符合国际电信联盟规定。赵厚麟立马打电话过来说，你们赶快拿去请部长签字，重新传过来。好在我们和瑞士有7个小时的时差，为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最后国际电信联盟接纳了这个标准。
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当时我们要做一个标准，要想在国际舞台上面有话语权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也看到有一群中国人，他们到国外读了书参加了工作，但是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候都站出来了，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在极为困难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有了一点点突破。
3G标准的通过——中美联合对抗欧洲  00'24'10
TD-SCDMA标准提交为国际标准了，但是全世界围绕着选用哪个标准还在PK。PK靠的是什么？最核心的可能还不是技术水平，而是靠的拳头和国家实力。
1999年5月，伦敦有一个会议，要为未来移动通信标准是搞一个标准还是搞多个标准做一个定论。第一天开完会，中国代表团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悄悄地跟上来了，他说中国代表团你们去吃饭吗？我们美国的代表团团长想请你们代表团团长吃个饭。
在饭桌上，美国人说，我们提出的CDMA2000正在跟欧洲的WCDMA竞争，现在我们要被欧洲人打败了，这样一来，你们中国也就被打败了，未来3G的标准就是欧洲人的天下了，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
到第二天开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曹淑敏发言。她说现在我们提出的每一个标准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又都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现在只用一个标准，从远景来说，这些问题可能就没办法很好地解决，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保留2到3个标准，到4G时我们再遵循Long Term Evolution把它融合成一个标准。

曹淑敏
曹淑敏一讲完，美国代表团团长就鼓掌了，参会的很多人是看美国脸色的，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定论，3G标准要搞三个标准:美国的CDMA2000，欧洲的WCDMA，中国的TD-SCDMA。
中国人搞了一个标准，全世界哪个国家最不高兴？日本和韩国。曹淑敏之前跟我说，日本人给她发了一个邮件，说的是我听说一个谣言中国也搞了一个标准？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也能搞出标准来。
然后，我们有一次要在韩国开一个国际会议，全世界的代表团的人都去了，但我们中国代表团的签证都过不了。美国一看中国人没来，就说不行，不能代表所有的声音，拉一条国际专线把电话接到会场，让中国人也能发言。
从这些也能看到，当时美国还是给了我们支持。今天美国人为什么要打压我们？因为我们真是强大了。如果我们还依然弱小，估计美国也不至于这样打压我们。
2000年5月，中国的TD-SCDMA标准终于通过了，成为了国际标准。我们通信业第一次在国际上面拥有了话语权，同时也为中国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提供了一个机会。

3G的商业化——TD八老  00'31'12
TD成为国际标准了，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做成产品，实现产业化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当时的我们的技术实力，大家认为我们也没有能力做出来。
这个过程中间，政府和一些官员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导作用，包括闻库，当时信息产业部科技司长司长，许勤，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张新生，信息产业部科技司的副司长，还有我们的老部长吴基传。
第一个大问题是没芯片，我们只能自己做。在此期间，成立了很多芯片公司，比如说展讯、联星、凯明，后来还有华为的海思。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终于把TD-SCDMA的芯片做出来了。
第二个大问题是，3G商用选择什么样的电信运营商做。当时所有的运营商都特别怕把TD的标准交到他的手里，都在抵制，都在说TD的坏话。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TD八老”。
李世鹤，TD标准的研发人。周寰，原来邮电部的科技司司长，大唐集团的董事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中国通讯领域的著名专家。李默芳，中国移动的总工程师。曲维枝，原来电子部的副部长。李进良，原来七所的一个老专家，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仍然在写文章支持我们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周宏仁，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郎志正，注明的质量和标准化专家，当时是国务院的参事。
2008年，信息产业部部长李毅中邀请这些专家座谈，在决策过程中，这些人的意见起了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力主把TD-SCDMA交给实力最强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最后这个意见得到了总理的支持。
中国移动上TD的时候，我估计很多人都抵制过，在座的如果有电信运营商，估计那时候都骂过TD。当时社会上的主导思想是我们应该和世界融为一体，我们应该用人家的标准，我们凭什么自己做一个标准。
说实话中国移动当时肯定也是很不愿意来接纳TD标准的，它也付出了代价这不是假的。
我曾经采访李默芳，提到TD时，老太太泪流满面，这种感觉真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
在我们要搞自己的标准时，社会上没有一点点正面的支持，所有人都是非议攻击，说他们是骗国家经费，但他们还是坚持着。今天回头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时候给这些做科技的人，给我们这个行业有过一点点宽容之心吗？我们可以记住明星，记住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们记不住这些踏踏实实为这个行业，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人。
后来，中国移动开始用TD-SCDMA的这么几年，它的用户没有减少，能力也得到了支持，我们中国通信业也渐渐地走向了产业化，这个产业化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改变了全世界手机芯片格局；第二，改变了全世界通信制造业的格局，培养了中国面向5G的可能和机会。
4G时代——中欧联对抗美国   00'47'45
如果说3G时，中美联手对抗欧洲。到了4G，欧洲人找了中国，干掉了美国。于是4G标准就剩下了中国的TD-LTE和美国的FDD-LTE。
3G时，TDD的技术只有我们一家在做。4G时，还是以中国移动为主，全世界用TDD的比较多了，大概有二三十家。到了5G，全世界标准的主导已经变成TDD了。现在，对TDD理解最深刻的是哪个国家？当然是中国。
5G时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强   00'50'38
第一个提出5G标准立项的是中国移动，提了10项，华为提了8项，美国全部加起来提了9项，欧洲提了14项。可见，中国在5G标准方面，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
全世界都说要最先实现5G商用，美国人急了非要抢先，而韩国人在美国人宣布商用之前两个小时也宣布要商用。美国人商用先不说系统设备了，商用完了大家都吐槽网络不好。除此之外，你知道美国人商用有多少手机吗？只有一款手机，是摩托罗拉的一款手机。韩国人宣布商用，是一款三星的S10。中国才发5G牌照，前段时间中国移动在5G+的发布会，就发了40部5G手机。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就是5G手机，华为Mate20X，非常好用。它的下载速度可以达到775Mbps，上传速度32.5Mbps。
美国人想一拳把华为打倒，实际情况是打不倒的，至少有三个迹象可以表明。
第一，华为在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招标，以及在全世界的招标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中国移动核心网的招标，华为还拿到了绝大部分的份额。
第二，美国人制裁之后，华为还发布了荣耀V20，nova5，同时又发了新的芯片。华为整个业务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受影响。不仅如此，这次事件终于让华为有了一个机会，使出自己的大杀器。
鸿蒙系统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操作系统，会比IOS、安卓都强。
第一，我们比它晚十年，构架思路要先进多了。第二，华为有2000人在做操作系统，完全可以把安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翻出来，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第三，安卓系统因为它要适配很多手机，它就不能从底层进行汇编语言去写，为此安卓做了个虚拟机在上面跑，所以就很慢。华为是直接在芯片上面去写，所以效率非常高。

华为如果用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安卓的世界市场就丢掉了30%~40%，所以现在难受的是Google。
其实，最有可能把华为打倒的企业不是高通，是台积电。如果台积电不给华为流片，那华为确实有比较大的困难。不过，如果台积电要封杀华为，中国政府一定不会对台积电客气的，中国政府一定要支持中芯国际，那么很快的就会把台积电踢掉。
最近最傻的人，我觉得头脑最有问题的人是郭台铭，郭台铭还要去选台湾“总统”是吧？他还说要是让我从大陆搬走工厂，我就搬，我不怕。说实话，台积电很难被替代，替代富士康不像玩一样的么。
中国通信业为什么能有今天   01'13'35
最后，总结一下。首先，一个稳定的政治才是我们发展的基础。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群有信念的人。我觉得我们60年代的人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精神是被打垮了。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我们的产品不行，技术不行，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甚至我们的人种也是不行的。
我本来是学文学的，我是有可能要去做公知的，但是我到了通信行业，我看到他们没有那么高深的思想，也没有那种很玄妙的哲学，他们有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一点点的去磨，一点点去熬。
今天我们看中国通信行业，多多少少有点自豪感的。我们不是靠有些东西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企业，但我们不怕它，我们可以把它打掉。
这个感觉在中国很多产业是不行的，比如说汽车行业。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那些汽车企业把持了汽车政策的制定，不让中国其他企业进来，然后他们自己是怎么干的？他们和外国人合资，最后结果是什么？到今天我们的发动机、变速箱等等都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不干，他们把自己的脊梁给打垮了，就只是和外国人合作来换一点市场，弄点钱。
吹牛非常容易，抨击政府非常容易，骂那些科学家，骂那些努力的人也非常容易，真正做事情是非常难的。这个世界所有的回报，靠吹牛靠骂别人是找不到的。我希望我们不说尊敬，至少要理解那些正在做事情的企业，我们要给他们一点点宽容之心，我们要记住那些为我们这个世界真正做了事情的人。
本文来源：观学院
责编|于杨
审核|邱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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