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波在呼兰县杨林乡松花江畔修建的别墅，已被作为违建拆除。（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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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黑龙江期间，中央督导组“十分罕见”地先后4次下沉到哈尔滨市呼兰区。督导组第一次下沉到呼兰的当天，副区长等4人就被宣告因涉黑落马。
  • 呼兰个别政府部门甚至和黑恶势力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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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欣炜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2019年7月12日，哈尔滨市呼兰区住建局5楼会议室内，一排“扫黑除恶”宣传展板依次排列。
其中一幅摄于2018年10月10日的照片，成了当地扫黑除恶的反面教材。当天，时任呼兰区副区长刘东带领相关部门接管了过去由黑恶势力把持的换热站，但8个月后，2019年5月11日，刘东本人因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落马。
这揭开了呼兰区一批官员因涉黑而落马的序幕。23天时间里，包括刘东在内，呼兰区共有14名领导干部涉黑落马，其中包括区委原书记、原区长、区政协原主席三个“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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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下沉 已赋闲一年者被查
2019年6月5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黑龙江，组长姚增科是江西省政协主席，他长期在中纪委任职，曾任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
进驻黑龙江当天，督导组在哈尔滨召开了工作动员会，姚增科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特别突出紧盯‘打伞’这个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五天后，督导组第一小组下沉哈尔滨市开展督导工作，次日，又下沉到呼兰区。呼兰区扫黑办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在黑龙江期间，中央督导组“十分罕见”地先后4次下沉呼兰区。
督导组第一次下沉到呼兰的当天，也即5月11日，呼兰区副区长刘东、腰堡街办事处主任胡树河、区国土局副局长王洪军、区住建局调研员朱涛等4人被宣告因涉黑落马，之后一周内，人数就增加到了11人。
因涉黑落马的14人中，有4人在接受调查时已经退休，有的则已调离呼兰，如呼兰区国土局原局长侯玉，已于2010年调往哈尔滨市国土局。
落马的区级“老领导”中，除了区委原书记朱辉和原区长于传勇，还有区政协原主席孙绍文、原副区长高岩等人。
落马之前，朱辉和于传勇都已赋闲在家一年半，2017年12月，他们同时被免职，成为“呼兰区正局级干部”。
生于1962年1月的朱辉，是呼兰本地人，2011年从木兰县县委书记岗位上转任呼兰区长，2015年1月升任区委书记。生于1972年11月的于传勇是哈尔滨人，历任哈尔滨团市委副书记、市城管局局长，2015年1月接替朱辉担任呼兰区长。
呼兰区委一常委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两人被免职是因为呼兰区扶贫材料造假，呼兰因此被省委领导在全省大会上点名批评。
两人卸任后，2018年5月，黑龙江省纪委通报了5个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件，排在第一的就是呼兰区上报贫困人口数据不精准，5个案例中，呼兰是唯一被通报的单位，其余4例皆指向个人。通报指出，2017年7至9月，呼兰区扶贫办两次上报的未脱贫人口数相差2579户5615人，波动率达177%。
朱辉、于传勇二人对此负重要领导责任，2018年2月，已被免职的朱辉、于传勇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去职后，两人既没有被安排具体工作，也不再出席公开活动。他们被免职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还未开展，上述局级干部表示，“当时大家都明白他们的仕途应该就到此为止了，但没想到是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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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设公堂 殴打局长
14人中，于传勇落马的消息发布最晚。2019年7月2日，距督导组结束在黑龙江的工作还剩两天时，纪检部门宣布于传勇接受组织调查。
同一天，黑龙江召开会议通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公布了与落马呼兰官员相关的案例。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郝伟夫在会上介绍，自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以后，黑龙江共打掉了48个“黑社会犯罪集团”，其中最先提到的就是哈尔滨呼兰区的于文波团伙。
于文波于2018年5月被公安机关抓获，与其相关的案件被称为“4·17”专案，由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齐齐哈尔警方异地办理。2019年6月10日，于文波为首的1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由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官方定性为“黑社会”之前，于文波的身份是“企业家”，他曾连任多届哈尔滨市人大代表，2007年，时年37岁的于文波曾被授予“黑龙江省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
于文波的发家史要追溯到1986年，当年9月，16岁的于文波进入呼兰燃料公司，7年后被调入呼兰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从商三十余年，其公职身份一直被保留，直到2018年5月才被辞退。
1996年11月，于文波开始在呼兰经营客运生意，为争抢客源，于文波曾指使他人将一人刺成重伤，案发后“潜逃”。两年后，于文波投案，被取保候审，2000年8月，于文波获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而在取保候审和缓刑期内，于文波又多次殴打他人，但均未受到处理。
于文波真正经营成规模的企业始于1999年。当年，原呼兰建委决定将下属国企呼兰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空挂，以20名职工的名义成立了呼兰建设公司，于文波曾为该公司承建了一个小区。2000年底，呼兰建设局开会决定，由于文波任呼兰建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于文波入股公司，成为法定代表人。
2004年，呼兰建设公司变更为亿兴房地产公司，并成立哈尔滨亿兴集团。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于文波陆续成立或实际控制的公司达到至少10家，他开始网罗社会闲散人员充当跟班、打手。
在组织内部，于文波制定了一系列“规矩”。他不准组织成员吸毒、赌博、打着公司旗号办私事。
于文波的住所位于呼兰区电力花园小区，他家住在5楼，同单元1楼的房间，被于文波设为“于家食堂”，他曾多次在此地私设公堂，对组织内成员进行殴打、体罚。
2007年10月，因怀疑企业员工刘玉、裴永林冒领工资，于文波将两人带到“于家食堂”进行殴打、体罚，还要求公司其他员工现场观看。
2013年8月，组织成员刘伟因挥霍公司钱款而躲避于文波。于文波找到刘伟后，将其带回“于家食堂”进行殴打，逼问刘伟侵占公司资金情况及持有的枪支、炸药下落。刘伟交代后，枪支、炸药被取回，随后于文波叫人报警。
检方指控，于文波等人还涉嫌敲诈勒索，当地人陈某之子与于文波之女是朋友关系，2015年，陈某之子用于文波之女在北京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获贷款650万元，但贷款到期后有160余万元没能归还。于文波获知后，将陈某带到“于家食堂”进行殴打，陈某筹款还清银行本息后，于文波继续扣留陈某两辆汽车，要求其偿还利息，陈某无奈，又筹款30万元赎回被扣的宝马车，并将另一辆价值150万元的路虎车过户给于文波（于偿还剩余贷款97万元）。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于文波“欺压”的对象不限于团伙成员或平民百姓。2009年12月，因怀疑呼兰区建设局时任局长王明杰在背后说其坏话，于文波就伙同他人对王明杰进行辱骂、殴打。讽刺的是，王明杰也是落马的14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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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黑”冲突 政府出资调停
督导组进驻以后，黑龙江打掉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组织者名单中，和于文波一同被提及的还有一个名叫杨光的人，他也是呼兰的一名商人。二人都被认定有“长期为非作恶、以暴力软暴力手段垄断当地行业经营”的行为。
56岁的杨光是在督导组进驻期间被抓获的。2019年6月29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抓获了杨光、杨荣等为首的涉嫌黑恶犯罪团伙成员22人。
就得到的“政治荣誉”来说，杨光比于文波要高，他曾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于、杨两家的声名在呼兰几乎是人尽皆知。呼兰民间对当地“黑社会”有着“四大家族”之说，具体是哪四家，存在多个版本。不过共识是，“于家”和“杨家”是呼兰最有势力的两个家族。
呼兰区扫黑办向社会征集涉黑涉恶线索时就用了“四大家族”的提法，但也仅提到了以于文波和杨光为首的两大“涉嫌黑恶犯罪团伙”。
工商信息显示，于文波涉足的行业主要为供暖、环卫和房地产开发。相较而言，“杨家”的生意做得比“于家”更大，不仅涉及供暖、房地产业，还涉及菜市场、农业和殡葬行业。
两大家族也会发生冲突。
呼兰老城区的供暖行业本由“杨家”把持，2008年8月，“杨家”创办的双来热力公司与哈尔滨第三发电厂签订协议，双方共同建设呼兰老城区的供热管网，电厂采用独家趸售方式只对双来热力公司供热,其它热力公司并入共建管网后需按市场价向双来热力公司购买热源。
但于文波却想从中分一杯羹，向“杨家”提出也要以趸售价格并入供热管网。遭到拒绝后，于文波指使公司员工在2008年10月先后三次对3个小区近6000户居民停止供热，引起部分居民上访。
后来在呼兰区政府协调下，于文波的公司并入双来热力公司管网，并以趸售价购热。趸售价和市场价的差额，则由呼兰区政府垫付给双来热力公司，此后连续两届区政府都延续了这一做法。据统计，从2009至2015年7年间，呼兰区政府为于文波垫付了供热费差价达28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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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关照”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于文波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呼兰当地政府部门像出资垫付供热费那样，为其提供“关照”的案例经常出现。
2005-2006年，经利民开发区管委会、呼兰区国土局相关领导决定，于文波多次未走“招拍挂”程序，违规获取多块土地，开发了裕发新城、岸北桃园等小区。近期涉黑落马的侯玉当时就是区国土局局长，已退休的区政协主席孙绍文时任利民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为于文波提供便利的不只国土局。2006年12月，于文波获得了“呼兰一百”商城两层楼的使用权之后，呼兰区财政局相关领导为其出具了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虚假证明，区国土局据此直接为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
呼兰区城管局副局长王雪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了2007年6月,于文波又开始进军环卫行业，当时，呼兰区政府启动环卫工作市场化运作，区长办公会直接决定由于文波的公司负责呼兰老城区的部分环卫工作。后来，经呼兰区和城管局相关领导决定，区政府又无偿为其提供了10台清雪车辆。
2012年前后,哈尔滨市政府下文，由财政拨款为事业单位人员缴纳工伤保险和提高环卫工人工资标准，但政策不惠及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呼兰区城管局随后提出申请，由区财政为于文波公司的员工缴纳保险，并拨款给公司用以提高员工工资，区财政为此先后支出近150万元。
呼兰近期打掉的“保护伞”中，有3人曾在区城管局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包括时任城管局长、后升任副区长的刘东。
司法文书还显示，于文波经营过程中，给国家工作人员送礼金、购物卡等合计超过234万元，而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于文波实际控制的8家企业尚有超过1.2亿元的税款未缴纳。
于文波的拉拢腐蚀，使呼兰区城管局成了腐败“重灾区”，而因受到杨光等人的牵连，呼兰区环保局也受到了“重创”。
成为“保护伞”的14人中，包括连续两任环保局局长和一位副局长，他们的落马与“杨家”的热电产业相关。2019年7月15日，呼兰环保局副局长温国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期专案组曾到环保局调取了“鑫玛热电”的相关材料。鑫玛热电集团董事长杨宏系杨光的兄弟，在杨光被抓获之前，因涉其他案件已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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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今天在工作， 明天处分就到了”
在呼兰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于波看来，因于、杨两起案件影响很大，督导组多次下沉呼兰“就不足为奇了”。
呼兰区一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省、市相关部门对于、杨两家涉黑及保护伞的摸排工作，在更早之前就已展开。2018年9月，呼兰区扫黑办曾发出通告，表示将用一个月时间，对区住建局、城管局、规划局、国土局扫黑除恶的情况开展督导检查，而近期因涉黑落马的官员，除了区领导，其他人都集中在这4个单位，无一人在政法系统任职。
除了于、杨两大家族，呼兰近期还打掉了其他一批涉黑涉恶组织。呼兰区委政法委书记王利功介绍，督导组下沉后，该区打掉了两个和于、杨家族相关的组织，他们听从于、杨的指挥，但也独立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王利功分析，呼兰没有煤矿、石油等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仅限于交通较为发达，所以更容易在市场垄断上出现涉黑涉恶问题。
而呼兰个别政府部门甚至和黑恶势力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呼兰区一处级干部举例称，过去呼兰收不上暖气费的情况很严重，区里甚至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划片上门收取暖气费，但供热行业被黑恶团伙垄断后，收不上暖气费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在房地产项目开发拆迁时也是如此，“他们确实给区里的相关工作提供过帮助”。
一位长期在呼兰任职的干部表示，上一届区领导和于、杨两家都是“哥们儿”，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下面的干部如果想要进步可能还得攀附于、杨家族，这种情况下，“保护伞”的数量必然会增多。
王利功表示，针对于、杨两起案件，区扫黑办正在组织进行剖析，“要弄清楚他们如何成势、如何做大的，这也是中央督导组的要求”。
据于波介绍，截至目前，呼兰区纪委立案的涉黑涉恶“保护伞”案件共44件，涉及118人，立案数在哈尔滨18个区县中排名第一。于波说，在中央督导组下沉后，区扫黑办对供热、交通、住建、殡葬等行业进行了拉网式摸排，全区有关涉黑涉恶问题线索一个月内新增了120件。
朱辉被免职后，刘军接任呼兰区委书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段时间是呼兰的特殊时期，各专案组都在呼兰开展工作，不少干部被叫去谈话或配合调查，“有的干部可能今天还在工作，明天处分就到了”。
到呼兰履职已一年半的刘军说，过去呼兰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但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工作没有做好，“目前要在发展的同时把遗留问题也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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