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引发的社会热点开始，继而牵出了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媒体、律师、思觉失调症患者等各个群体复杂的处境与心态。剧中，媒体和大众对加害者父母穷追不舍，反复质问并逼其道歉。 （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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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觉得不论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还是我们与善的距离，我们与任何事物的距离都太远了，对大多数事情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评论指责，或许我们都该靠近一点思考，学习不急着把自己的评论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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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沈河西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2014年5月21日，台湾东海大学21岁的大二学生郑捷在龙山寺站搭上人潮涌动的捷运，随即拿出刀具砍向素不相识的乘客。4死，22人轻重伤。全程91秒。
2016年5月11日，郑捷被依法枪决，台北看守所周边下起滂沱大雨。然而，这起震惊台湾的无差别杀人案件造成的心理创伤并未被大雨冲刷干净。从案发到郑捷伏法的两年里，电视新闻天天播，家长不敢让小孩搭捷运，阴影仍笼罩着民众。
正是在2016年，编剧吕莳媛开始酝酿一个关于此类事件的剧本。除了郑捷案，一篇关于台南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随机杀人犯的报道也带给她很大震动。吕莳媛不想拿剧作与真实事件简单对应——她认为，在媒体上看到的人和现实中的人可能并不一样。
2019年3月24日，由吕莳媛编剧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注：以下简称《与恶》）首播，随即引发收视热潮，豆瓣评分高达9.5，腾讯视频自6月24日上线至今已累积1.3亿次播放量。《与恶》的故事从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引发的社会热点开始，继而牵出了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媒体、律师、思觉失调症患者等各个群体复杂的处境与心态。
《与恶》是编剧先行，这在台湾影视界是一个特例。“编剧是被我们摆在最前面的。”《与恶》制片人林昱伶对南方周末说，“现在所谓社群媒体的时代，有时候一个标题就可以让下面的留言非常撕裂了，我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
当林昱伶在手机上将13分钟片花放给发行平台方看时，对方很快被打动。后期审片过程中，许多参与审片的人在看前两集毛片时也哭了。
上线前，《与恶》在一家电影院里做第一集试播，这是电影才有的营销规格。饰演宋乔安的贾静雯问导演林君阳：“导演，你有想过会搞得这么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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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是干练的主管， 晚上是会酗酒的妈妈”
林昱伶找到贾静雯出演女主角宋乔安时，贾静雯反问：你们为什么会找我啊？
宋乔安是剧中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她年幼的儿子被李晓明杀害。身为新闻台主管的宋乔安性情大变，在深埋伤痛之后成了一个铁面冷酷的工作狂。
现实中，贾静雯是一个很难生气的人，看起来也不像凶悍的女强人，更重要的是，她已经15年没在台湾拍戏了。
在林昱伶看来，宋乔安应该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职业女性，有相当的生命历练，才能够传达这个角色背后的那些很深层的痛——“白天是干练的主管，晚上是会酗酒的妈妈”。
贾静雯头两次读剧本时，读到法庭戏的部分，会说“这个我专业的”，甚至会自嘲地说：我在法院跑了那么多遍，我很熟。
她还主动为宋乔安这个角色设计细节，比如在办公室墙上贴一张世界地图。宋乔安头痛时，她提出可以闻一下精油。
《与恶》充满创意的选角，也给影评人、学者郑秉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写评论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年戏剧，我对于很多角色的既定认知在这部剧中被打破了。”郑秉泓说。
郑秉泓认为《与恶》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现实感。在《与恶》之前，受日韩影视的影响，职人剧成为台湾电视剧的热门题材，它们聚焦美容美发、饭店、明星、机师、警察等不同职场人士。在郑秉泓看来，这类职人剧在描画当代台湾城市生活时侧重其时尚流行的那一面，和大部分台湾人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
“台湾戏剧无论是乡土剧还是偶像剧，在布置这些角色的生活、布景，交代他们怎么谋生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是没有说服力的。”郑秉泓对南方周末说。
林昱伶认为，与动辄千万乃至上亿的大陆电视剧制作成本相比，台剧难以望其项背。台剧可能并不擅长或没有充足的资金做玄幻、穿越、宫斗等近年很红的题材，因此，关注社会或更具现实感的题材，也许是台湾创作者们可以着手的方向。
郑秉泓发现，《与恶》播出后，身边很多媒体朋友都在追看，大家都觉得里面的媒体细节拍得非常真实。《与恶》之前，台湾的职人剧很难让观者产生代入感。
为了真实呈现剧中的品味新闻台这一重要场景，制作方在一个三百平米的空间里实景搭建了一个新闻台。主创团队还为品味新闻台设置了人事构架，包含各类工作组别，从最高长官到总监到一线记者，都有各自的名字。同时，除了品味新闻台之外，剧中出现的其他新闻台，也有意识地做了区分。林昱伶希望通过这样的细节打造，让演员一走进新闻台，来到自己的工位上时，真的有一种自己是来上班的感觉。她甚至还要求每个演员把自己心爱的物件摆放在办公桌上。
拍了一个多星期的家庭戏后，贾静雯进入剧中的品味新闻台。林昱伶告诉她：“我已经为你铺陈了一个可以让你随时发飙、一点都不会有违和感的办公场域，你就好好发挥和利用吧。”贾静雯每次一走进去，都会有一种“我在上班”的错觉。
《与恶》的真实感源于剧本的扎实。为了写这部剧，吕莳媛耗费一年多时间做田野调查。“我觉得编剧还是一个封闭的职业。如果你不走出去，就很难看到别人的样貌。而且，真实的事件其实比戏剧还要狗血一百倍。外面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戏剧很多。”
“一切都是刚刚好。”谈及《与恶》为什么成为年度爆款时，在剧中饰演辩护律师的吴慷仁说。郑捷案及其他无差别杀人事件酝酿的情绪土壤、一时之选的主创团队、OTT（注：Over The Top的缩写，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平台的兴起，都让吴慷仁觉得：许多剧的成功是意外，但《与恶》不是。
▲ 新闻台主管宋乔安（左）与新闻系毕业生李大芝（右）因为工作关系相识，在两人发现彼此的真实身份后，都陷入了内心的挣扎。宋乔安的儿子在李大芝的哥哥李晓明制造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中罹难。（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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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救这个人，这个戏也没救了
《与恶》的热播向许多观众普及了“思觉失调症”这一概念。此前，相关症状均被笼统称为精神病，但思觉失调症则指向那些影响到思想、感官的早期精神问题。
《与恶》里人物众多，最主要的线索是两条，除了加害者李晓明，另一条就是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写剧本之初，吕莳媛就很明确，应思聪这条线非常重要——他代表着可能成为加害者的那类人。
林君阳认为，李晓明代表的是恶，以及“不知道为什么”的存在。但在讨论这个议题时，主创团队无可避免地会讨论另外一个群体——应思聪们。
做田野调查时，有医生告诉吕莳媛，当一个病患被发现思觉失调症发作或被确诊思觉失调，他们会调查病人的背景，如果他的家庭背景好，或资源比较充足，他们会努力救他。
这样的回答令吕莳媛震惊——为什么会这样呢？
林昱伶想通过这部剧追问这个答案。“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去关心我们并不理解的族群，下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害怕，或者我们多伸出一点援手，不要随便贴上标签。”林昱伶说。
主创团队讨论过，如果观众看到应思聪这个角色时，不想救这个人，那这个戏也没救了。
尽管砍去应思聪这条线，只有李晓明的无差别杀人，《与恶》依然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在吕莳媛看来，没有应思聪这条线，“对于观众，这个戏成了，对于我，没有成”。
吕莳媛向南方周末解释，无差别杀人主要分两类，一种是动机、原因不明的，另一种是加害者患有精神疾病。“我比较希望大家不要抗拒，因为越抗拒越污名。大家不敢讨论，就更无法预防（无差别杀人）。了解思觉失调症跟了解病识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吕莳媛说。
开拍之前，为了更贴近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内心状态，饰演应思聪的林哲熹专门到康复之家、疗养院，与病友一起生活。在此之前，林哲熹的想法和大部分人一样：“生病就去看医生啊，吃药不就可以控制了吗？”
一位患者告诉林哲熹：“我吃药之后跟一个废人一样，吃下去可能会突然昏睡二十几个小时，然后清醒二十几个小时，这样的作息让我不太找得到工作，谁会接受一个人来上一天班，请假一天？”“我吃了药后什么情绪都没有了，就像一盆水，所有外在刺激就像一滴水滴到一盆水里，却激不起任何涟漪。但水还是滴进去了，我是有感觉的，但我什么都表达不出来。”
也有病友告诉他，发病后最难过的不是生病的不适和吃药带来的副作用，而是发现周遭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很多，仿佛只要没有出意外就是很好的表现。这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认为他（应思聪）是我们以为很了解、常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但我们始终没有好好了解过的陷于生命难题中的那类人。”林哲熹对南方周末说。
吕莳媛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病例，患者就像不断在通过一个周而复始的旋转门：不停吃药、停药，然后发病，进医院又不想吃药。
林昱伶告诉南方周末，当思觉失调症患者被确认之后，他的人生已经往另外一条道路去了，他的家庭可能需要给予非常大的支持才能让他回到社会或者回到人群。
直到现在，吕莳媛还是觉得，她可能这辈子都无法进入应思聪们的世界。吕莳媛在法庭听过一个思觉失调症患者持刀杀害一名女孩的案例。庭审时，吕莳媛再一次被震撼。法官要判刑时，当事人却坚称自己没有病，并提到被害的女孩曾跟他说，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那个真实有多真。你怎么想这件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女孩，当有一把刀逼着她的时候，她会这样回头跟你讲话。”吕莳媛说。
因此，面对应思聪这个角色时，吕莳媛依然还是只能旁观。
▲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左）在李晓明的死刑定案后仍锲而不舍地探寻李晓明的犯罪动机，并与已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李晓明家人（右）保持着联系。（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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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
剧中，加害者李晓明基本处于囚禁状态，造型师需要将饰演者王可元的头发剃掉。整个过程就在真实的监狱外。林君阳觉得通过这些准备，王可元变成了李晓明。但他仍有隐约的担忧：“因为我有一点不确定，不是他演不演得出来，而是他撑不撑得住。”
在拍与辩护律师见面的那场戏时，王可元崩溃了。听到对方说“妈妈”两个字时，王可元忍不住失声痛哭。
导演林君阳对王可元说：不行，不行。他要求王可元始终不带情绪地饰演李晓明。“李晓明其实在我们这个片里应该是有问号的，他是一个谜或者大家不想看到的东西。”林君阳告诉南方周末。
吴慷仁也疑惑，到底应该让李晓明哭，还是不哭。在他看来，郑捷、李晓明这类人的精神状态是无从假设的。
刚拿到两集剧本和大纲时，林昱伶就知道，这部剧的市场营销需要特别小心立场的问题，不能过多挑衅观众，尤其是还没有完全从郑捷杀人事件中痊愈的台湾观众。
开拍前，吕莳媛问林昱伶和林君阳，需不需要知道李晓明为什么杀人——“不需要”，二人异口同声说。
这也是吕莳媛的初衷。她认为：“其实我们应该不是真的知道，或甚至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
剧中，李晓明在舆论压力之下被提前枪决，他的杀人动机因此也成了谜。郑秉泓认为，《与恶》没有交代李晓明的杀人动机，是一个大胆的高招。《与恶》之前，台湾已出过好几本分析加害者动机的书籍，而《与恶》触及的却是人性、伦理命题中更为深远的“灰色地带”。
李晓明的妹妹李大芝回忆与哥哥的最后一次谈话时，她在房间里拿起的正是哥哥案头一本尼采的书。林君阳对李晓明的的想象是——一个很爱读书也很聪明的好学生，或是一个文艺青年，很想探寻终极问题，但在读哲学时，很可能把书读歪了，曲解了存在主义的本意。
在加害者的动机之外，《与恶》主创团队更想再现的是双方当事者的家人、媒体以及大众如何面对此类杀人事件。
“她（李大芝）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女生，人生才正要开始，去实现她的梦想，但是看起来是不能如愿的，我觉得她的心里是有愤怒的。”林昱伶对南方周末说。
和《与恶》剧情一样，当年郑捷案发生后，媒体和大众也对其父母穷追不舍，一再逼其道歉。最终，郑捷父母在神隐多日后，现身车站，对大众说出“希望儿子早日判处死刑，下辈子重新做人”。
对吴慷仁来说，每一次进律鉴司以及去见李晓明时，都是相当难的表演。他也曾经提出，要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杀死那么多人的凶手。
林昱伶认为，虽然《与恶》是一个看起来硬调的题材，但主创团队都希望最后能做出疗愈的效果。“所以我需要一个更擅长处理人的情感、人性的为难的导演。”
林君阳希望呈现社会的大多数人在看待这类事情时发生的转变。《与恶》最后一集里，曾经的围观者再次出现。这一次，他对李晓明父母说：“你们辛苦了”。
在郑秉泓看来，《与恶》以辩证的视角来看待受害者和加害者，这在台湾是绝无仅有的——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围观、声讨加害者家属的同时，也成了另一重加害者，而加害者家属也成了受害者。
参与《与恶》拍摄的一些演员也因此对无差别杀人、废除死刑这样的议题有了不同的理解。在接演之前，吴慷仁也坚定地赞同死刑。接拍之后，他的想法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也许死刑还是可以执行，只是在执行死刑前，你要怎样去处理后续，找到原因。”吴慷仁说。
演完这部戏后，林哲熹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我觉得不论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还是我们与善的距离，我们与任何事物的距离都太远了，对大多数事情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评论指责，或许我们都该靠近一点思考，学习不急着把自己的评论丢出去。”林哲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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