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教育现今的重大变革期，很多教育界人士都在提倡“人文教育”，并认为这是精英阶级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重要教育。
但是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的徐贲先生，却认为“人文教育”其实就是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教育。
他为什么这么“反驳”？这体现了中美教育的什么差异？
徐贲教授这篇对“人文教育”的深度解读之文，告诉了我们答案。
- 正 文 -
大学为普通大学生提供“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着眼于自由人、全人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而不是单纯的专业或技能知识传授，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我是很赞成的。

本人在美国大学从事人文教育（当然还教英语系的专业课程），已经20多年了，始终将此视为我教授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

在我任教的学校里，人文教育课程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在头两年里修毕的，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不可能渊博、精深到那里去。它不以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目标，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或可能。美国其他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这是一门为所有的普通大学生设置的课程，学生们都有自己的专业，人文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增进思考、判断、与他人对话、协作的能力、了解人的价值与自身弱点、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是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教育。
教育的目标不能脱离具体的学生结构、受教育年限、可操作的课程设置、师资条件、知识性质和活动范围，人文教育也是如此。
通识教育不能代替人文教育
  • 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课程的区别
人文教育课上的知识不是专门的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而是普通知识。

我所任教的大学为全体学生提供人文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会从事各自的专门职业，学校不会以成为“无专业精英”来为他们设定人生目标。
学生们的专业有文、理之别，但是，人文教育的6门课程（经典阅读4门和写作2门）是每个学生必修的。

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修满8门“通识教育”的课程。其中：
宗教研究：2门；
数学：1门；
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与天文、环境与地球科学中选1门；
人文学科：艺术史、传媒、英语文学、外语、神学中选2门；
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选2门。
我本人在英语系有时开一门“文学阅读”，就是一门英语专业学生必修和其他专业学生都可以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它的课程有专门的“领域知识”（subject knowledge），由专业老师来传授。例如，数学是数学课的领域知识，必须由数学教授授课，对修这门课的英文专业学生（通识课）和数学专业学生（专业课）的专门知识要求是一样的。
与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不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没有专门的领域知识，而是有自己的三个主要特点：
1、它强调的是以思考（thinking）、理智（reason）、判断（judgment）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不是某种领域知识；
2、它要求于学生进行以“常识”(common sense)和“普通知识”（common knowledge）为本，以亲近智慧为目标的知识活动，不以积累和提高专门知识为目的；
3、它的“知识”产生于“对话”，而不是“传授”，在运用知识时重在说服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真理，因此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

就体现这些特点的人文思想讨论而言，经典阅读比写作更能体现人文教育的特色。
经典阅读的任课教授来自各个系科（都接受过上这门课的统一训练），完全不受各自专业背景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人文教育无知识边界的理念。

我们学校对经典阅读提出的具体人文教育目标是：
为学生提供会面和分享共同经验的论坛，以此培养一种真正的知识群体同伴关系（collegiality）——在来自所有系科教师的引导下对共同的文本进行阅读和讨论。参与者们与影响世界的文本之间形成协作性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
通过这种对话：
1、增进学生精读文本、有理解和思考力地讨论的能力；
2、培养对知识的好奇，健康的怀疑和开放的思想；
3、了解人类知识的多样性和不同运用，以及知识的整体性；
4、重视探索的过程和意义的发现；
5、关注自己人性和人类境况的不同与统一。
  • 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的区别
美国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在《大学之外：人文教育为什么重要》(Beyond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一书里特别强调这一人文教育的理念。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内尔森（Christopher B. Nelson）在评论这本书时指出，“罗斯是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杰出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对高等学校作用新观念的支持：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

这个理念主要是在人文教育课程，而不是在一些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如初级的数学、物理、外语）中被充分体现的。
当然，在一些人文专业课上，如程度较高的哲学、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也会涉及多种人文问题，但因为有专门知识传授的任务，不可能把教学活动完全定位于人文思想讨论。

通识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补充学生专业知识之外的专门知识，人文教育则是基于独立思考、判断、价值认可、尊严意识的，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说理和对话能力的全面培养和提升。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样的高等教育理念有了比从文艺复兴以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重要的意义。
人文教育的知识与智识
人文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 人类的“知识”时期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观念本身在发生变化，“学富五车”在巨大的知识信息面前也早已显得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他们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因此，确实的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往往混杂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能把同一个意思以许多不同的变化方式说出来，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富》就是一部这样的知识渊博之书。书的题目De Copia的意思是“丰饶”、“丰富”。丰富的知识是在阅读中获得的，阅读当然需要思考，但那是一种积累而不是批判意义上的思考。
《论词语的丰富》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如何使用笔记本收集有用的知识材料，这成为文艺复兴时人文教育最广为采用的方法，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阅读看成是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探索，因此，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一生至少得把古典通读一遍，必须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才能开始写作。

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它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钟书的《管锥篇》和他做学问的方法），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
记忆力好的人在知识上处于优势地位，就如同冷兵器时代气力大的人在战斗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一样。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随着知识观的巨大变化，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信息。21世纪，便捷的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

  • 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着学生更有知识呢？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人，有72%认为网上可以获得客观公正的知识。我班上的情况也是，大多数学生认为，来自网上的信息，如果加以必要的真实性评估（这是他们论证写作课上的学习内容之一），可以成为可靠的知识。
但是，网上的信息确实很多，信息是否就等于知识呢？
爱因斯坦说：
“信息不是知识”，但他并不崇拜知识，他说，“关于 ‘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

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今天学校里传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识的知识”（仅仅是“信息”），与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点的“智识”相去甚远。
例如，《独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现过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诵几首诗、记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问题的标准答案、会演算怎样的数学题、记住了多少英语单词或语法规则等等，这样的知识只不过是信息，算不上是有智识意义的知识。
  • 知识与智识
英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写过好几本讨论大学知识的书，他提出，大学需要以提升“智慧”来代替单纯的“知识”积累。
智慧又可以叫做“智识”，是一种特别需要由价值和意义来导向的求知过程，其目的是认识处于物质宇宙中的“人类世界”，帮助学生探究并认识人类世界的丰富性、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智识的导向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技能性的知识与体现人类价值的真正知识（智识）。例如，电脑传媒技术知识必须在道义价值的指引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智识。
是有智识和智慧的人创造发明了让人类能普遍受惠的互联网，而仅仅有技术知识的人却可能是在破坏它，他们从事的是在互联网上挖坑筑墙，或者欺诈、贩毒、卖淫的犯罪活动。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智慧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能力”。这就是说，智慧是人类在生存世界里有价值导向，有问题意识的知识。
违背良善和光明的能力再强，人们也不把它称为智慧。无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能力很强的人可能因为错误的价值观而变得非常邪恶。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一种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
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专业教育可以告诉学生“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唯有如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
过去和现在的智识观
人文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智识为主要目标，智识又称“智性”（Nous），是从希腊语的νοῦς来的，经常被作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是同义词。它被认为是人类心智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能力，所以特别与价值判断有关。

在柏拉图那里，智识常指“见识”或“明智”，是人的“心智”的特殊能力，也是智慧的一种体现。
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篇里，柏拉图说：
智慧女神的名字(Atheonóa)指的是“神”（theos）的心灵（nous）。
亚里士多德把智识看成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与“理智”（reason）相联系的能力。他在《伦理学》第四部分里把智识视为一种把握基本原则和事物本质定义的能力，智识是人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加强的能力，这与年龄、阅历能增长智慧是一致的。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智识虽然与这类古老的智识观不无关联，但强调的却是另外一些与一般学习或知识学习有关的人的普遍能力，其中最为基础的便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智识”的丧失

在线的“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拉里•桑格在《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一文中说：
好的搜索引擎就像是（占卜）的神谕，不管你询问什么，都会有回答。
有的回答正是你所寻找的。但是，有的回答，对不起，只不过是神谕——它很难理解，而且可能是错的。……知识与信息是不同的。你很容易从网上获取信息，但知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个“学者”可以有博士的学衔，出版过几十本著作，拥有许多学术荣誉的头衔，却在那里论证大饥荒时代饿死人其实是“营养性死亡”，或者用主张子虚乌有的“人民社会”来否定现有“公民社会”的民主意义。

分辨知识的真伪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是智识，智识是更不容易获得的知识。
就专业知识的积累而言，年轻学人超过以前那些皓首穷经的积学之士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们的智识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增长。
桑格指出，信息的“超级丰富其实让获得知识变得更困难了”，当然，他所指的经过思考和判断而可靠的真正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一种“信念”，它必须是经过检验的。在知识的纸媒传播时代，读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经验，有眼光的编辑们的帮助和他们对知识的检验。
今天，这样的检验任务往往落在了读者自己身上，关键在于要能辨认出真实，并将它与虚假区别开来。我们运用理智或证据来作出决定。

桑格说，“为知识信念提供检验是非常不易的。这要求我们有好的信息来源、批判性思考，有时还需要知晓统计和数学，并且在理解文本时要非常关注细节。这些都是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但这些是你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人文教育重视阅读和写作
人文教育高度重视经典阅读与写作这两门课的紧密结合。这两门课都不属于“专题知识课程”，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
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思考和厘清问题的过程，有效的写作有赖于清楚有效的思考。
学习写作，从根本上说是学习以理性文明的，有教养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也就是民主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共说理。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培养有效的成员。
人文教育“大学讨论班”的主要内容是经典阅读，从古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理性主义、18世纪启蒙思想，到19、20世纪的现代经典，一路下来，学生们从阅读材料中汲取历史上前人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而不是某种专门知识（尽管它也可以形成这样的知识）。

整个学习过程倚重的是常识和普通知识，这使得学生们可以自然地去亲近一种既不玄奥也不炫耀的普通智慧。普通智慧的中肯、贴近、亲切和可贵为他们带来思考愉悦和心得收获，这是人文教育课对学生有吸引力和思想启迪的地方。

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愚蠢。
许多有知识的人士因没有智慧而愚蠢。人文教育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不容易上当受骗。
人文教育所阅读的思想家可以说就是人类家庭中的年长者。年青的学子通过阅读他们的传世之作来亲近智慧，并远离愚蠢。远离愚蠢对年轻人尤其不易，因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青年时期都是人生中愚蠢的高发期。

2013年10月凤凰台“冷暖人间”节目播出了一个题为《难忘朝鲜》的视频，开头是两位朝鲜战场上的敌人60年后在去平壤的火车上相见的镜头。一位是84岁的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名叫申才清，当年是12军军部参谋。另一位是前联合国军的战士，79岁的澳大利亚人彼得。当年是皇家步兵团一名才17岁的机枪手。

两位老人手拉手地唏嘘感叹，彼得说了一句，“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愚蠢”。彼得说的“我们”是交战的双方，愚蠢的其实不是那些身不由己，被挟裹到战争中的年轻战士和那些那些流血送命、甚至死后尸骨无存的冤魂，而是那场战争本身。看到战争的愚蠢，而不是为之感到自豪或光荣，这便是上了年纪的彼得的智慧。

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重视智慧与年长的共生关系，人要活到一定的岁数才有能有足够的经验阅历，于是才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愚蠢。智慧不只是来自个人的经验阅历，而且更是来自集体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人文教育的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们接触到许多在人类历史上积累的东西。

人类在不同群体生活中形成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记忆、经验、教训，积累成为一种共同的被称为是“智慧”的普适性知识。这是所有人类都可以共同分享的普通知识。
不仅如此，智慧还是一种体现人类共同认可的善和美德的知识，因此，洛克说，奸诈狡猾不能算是智慧，你死我活的残杀也不算是智慧。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讲过这样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
科学家观察生活在地球极北地区的一些已经进入停经期的红尾鹿。老年的红尾鹿中很少有雄鹿，它们差不多都已经在争夺领地的互相恶斗中死去了，母鹿成为鹿群中最年长的领头鹿。
在干旱的时候，只有那些老年的母鹿记得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时该到哪里去找水。春天来得比往年迟的时候，它们知道到哪里去找雪融化得较早的向阳坡。有风暴的时候，它们知道到哪里去找可以有庇护的地方。
虽然这些母鹿已经不能为种群繁殖后代，但它们仍能为种群贡献群体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记忆和经验。
人类的女性也常常起到这种作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些文化中的智慧化身或象征也都是女的。
在希伯来的Proverbs和Wisdom书里，叫做Hokmah（智慧、经验、精明）的智慧女士（Lady Wisdom）是和耶和华一起创造世界的女性。智慧的话也常常出自她之口。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她向世人发出呼喊(箴言1:22)。她在闹市，“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因为智能是无需也不能隐藏的，妖娆众人都能听到，都可以接触。可是，她所发出的却是无奈的呼喊, 任凭她发多大的声， 多次的发声，却没有人理睬，“无人理会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
结果“你们”遭灾难, 惊恐和急难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
人无视智慧的呼唤, 因为他们是愚顽之人。
人文教育帮助青年学生们亲近智慧，摆脱愚蠢的限制，不仅有个人智识成长的意义，而且还能起到重要的社会教化和优化作用。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大多数年轻人（如“文革”中的红卫兵）愚蠢的基础上的。
人类的生存与生命延续需要智慧，亲近智慧是为了避免因人类的愚蠢而遭受不幸和苦难，也是为了尽可能地将好生活的理念与经验、以及古人对此的思考传承下去。

智慧者有贤德的口碑、行为遵循一贯的道德原则、有自知之明、对他人诚恳率直，因此别人乐意向他咨询、听取他的看法和见解。总而言之，智慧不只是不愚蠢，而且更是一种能贡献于群体福祉的卓越能力和有表率作用的德行品格。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全部活动，使得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虽不一定就是智慧、但却随时都在亲近智慧和摆脱愚蠢的智识。
人文教育是人的理性教育，人的理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人与他人交谈、对话、说理的意愿与能力。
两种可称为“对话”的思想交流
人文教育经典阅读要求两种可称为“对话”的思想交流。
  • 第一种是读者与经典文本作者之间的对话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论及人文教育的《什么是人文教育》一文中说，阅读经典就是把经典作家当做特殊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往往是学生“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到的，而是只能在伟大的著作中遇上”。因此，“人文教育就是仔细阅读伟大心灵留下的伟大著作”。

向经典著作老师学习，不是老师独语，更不是老师向学生灌输现成的想法。学生们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倾听老师的，他们一面向老师请教，一面不断形成和提出自己的想法。
例如，我班上学生们对霍布斯讨论的四种恢复天赋自由的情况很感兴趣，尤其是他说的“如果一个君主为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放弃主权时，臣民就恢复了绝对的天赋自由”。
学生们会由此讨论到“血统继承”的问题，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君主拒绝为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放弃主权，那么，臣民就不能恢复绝对的天赋自由吗？” 他们联系到朝鲜的“白头山血统”的统治合法性问题。

这种讨论便是学生们在与霍布斯对话，这种对话是协作而非对抗的，因为学生们是在与霍布斯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证明霍布斯在某个观点或问题上是“正确”还是“错误”。
  •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另一种对话是在同学们之间进行的
今天我们理解的“对话”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话是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存在和联系他人的有效方式。
人需要与现实生活中的国民同伴进行关于意义、价值问题的交流。经典阅读不只是读古书，而且更是把阅读与人们共同关心的当下问题思考联系起来。

人文教育的课堂对话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共同思考的场所和对话平台。这种对话（dialogue）的“dia”是“通过”（through）和“越过”（across）的意思，也就是克服障碍的交流。
我任教学校的人文教育讨论班，每个讨论班规定是18到20名学生，这既保证每个人有参与的机会，又有足够多的人贡献不同的观点。对话者们都遵守一些基本的共同约定和规则，即席就各自的体会和认识来发言，不使用以迫使对方认输为目的的辩论驳斥手法。
学生们在人文课堂上学习对话和交谈，可以成为一种他们日后进入社会与他人进行多种有效沟通的重要交际能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关乎说话技能，而且关乎人的文明和价值规范。
杜威在《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 1912-1913)一文中说：人文教育是“共同体每个成员都应该接受的教育：这是一种能够释放每个人能力的教育，使他能够幸福，也对社会有用”。
这是一个伟大的教育理想。但同时在课堂里不可能同样程度地实现在每个具体学生的身上。
人文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提供的普通课程，由于是必修课，不能期待所有的学生对它抱有同样的热忱。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对经典阅读会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兴致盎然，有的敷衍了事。不同的阅读自然就有不同的讨论，有的思想活跃、滔滔不绝，有的头脑空空、沉默寡言，而大多数学生则是介于二者之间。
这就像民主社会的理想一样，虽然要让每个公民有知情的权利，但实际上每个公民运用权利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

迈克尔•舒德森在《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中写道：“以不伤害民主为前提，人们可以选择不去了解情况，忽视一些情况，但忽视多少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越过，民主便不复存在”。

在人文教育课上也是一样，每个学生可以在阅读文本时自己决定哪个读得细一些，哪个读得粗一些，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越过，经典阅读便不复存在。

教师必须把握好这个限度，方法就是认真、公正地评判学生的学业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当然会被要求重修课程。
对再优秀的学生，也不期待他们成为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对再懒惰的学生，也不能让他们白混学分。

有了这样的基本概念，务实而认真的人文课也就能成为每个学生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END——
文章转载自棕榈大道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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