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科夫斯基及其《第四交响曲》（一）

柴科夫斯基论音乐（二）

柴科夫斯基论音乐（一）

译者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我在一个古典音乐网站发布下载源时写的说明，耗费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搜集资料、整理感受。觉得应予保存，文章（含图片）篇幅太长，单一博文已无法容纳，分数篇放到博客里。柴科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之一，他的《第四交响曲》也是我最喜欢、听得最多的交响曲之一。曾经，我的一个网名就叫做“第四交响曲”。

“十九世纪的世界，

对思考的人来说是个喜剧，

对感受的人来说则是悲剧。”

——柴科夫斯基

卡拉扬指挥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

柴科夫斯基及其《第四交响曲》（一）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1840.05.07-1893.11.06），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柴科夫斯基是一位涉及范围广泛的作曲大师，在交响曲、歌剧、舞剧、协奏曲、音乐会序曲、室内乐以及声乐浪漫曲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名作。

柴科夫斯基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四十岁之前作品在国外公演从未获得成功；《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题献给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大师认为它粗俗鄙陋而拒绝演奏；《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本是应小提琴大师奥尔约请所写并题献给对方，但奥尔认为“不适合小提琴演奏”也予以拒绝——历史证明，这两首协奏曲属同体裁最伟大作品之列；他稀里糊涂地同自己的学生结了婚，为此深受折磨甚至一度精神失常；五十三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距他亲自指挥《第六（悲怆）交响曲》的第二次公演仅九天，距首次公演不足一月。在他死后，莫斯科和彼得堡争夺他遗体的安放权，最后由沙皇裁决，皇室支付全部安葬费用。沙俄时代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中，只有他和普希金获此礼遇。柴科夫斯基安葬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公墓，与鲍罗丁和穆索尔斯基相伴。

柴科夫斯基出生于乌拉尔的伏特金斯克的一个富裕贵族家庭，父亲是冶金工厂厂长、工程师。幼年在母亲教导下学习钢琴，后依父亲意愿进入法学院，毕业后在司法部担任秘书。22岁时柴科夫斯基辞职，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随安东·鲁宾斯坦学习作曲，成绩优异。毕业后，应尼古拉·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邀请，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

柴科夫斯基身体羸弱，性格内向脆弱，感情丰富。与疯狂崇拜自己的女学生的蜜月未完，他就试图在冰冷的莫斯科河里自杀并因此染上严重的肺炎。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倾向现在基本已成定论（据说其同性恋的证据在苏俄时代被消灭殆尽），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婚姻破裂的原因。其间，他开始和热爱音乐的梅克夫人通信，后者成为他的资助人。他们近十四年的交往因梅克夫人宣布破产而终止。

柴科夫斯基因梅克夫人同其断交受到很大打击，独自度过忧郁的三年于莫斯科去世。他的死疑点重重，正式说法是他喝了带有霍乱病毒的水而染病身亡。据后来学者考证，有可能是为保全名誉迫于外界压力而服砒霜自杀。真实原因恐怕永远是一个谜。英国作曲家麦克尔·芬尼希（Michael Finnissy）甚至以柴科夫斯基生前的最后几天与死亡为题，作了一部名为《羞耻罪衍》（Shameful Vice）的歌剧。柴的同性恋倾向在中国音乐界一直少有提起，也从未影响对他艺术上的高度评价。

柴科夫斯基生活于沙皇专制腐朽没落的时期。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命运，但看不到社会的出路。生活中他感到俄国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政治上却是保守的沙皇拥护者。无法克服的矛盾促使柴科夫斯基对国家前途、社会出路、人生意义进行思考，并把生活感受融入创作中去。这可以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柴科夫斯基虽不直接选取现实的政治生活、社会冲突等为创作题材，却通过自己对于时代悲剧性的感受，深刻揭示了对光明理想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柴科夫斯基在60年代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涨时期走上创作道路，进步社会思潮给他以积极的影响。尽管在政治观点上比较保守，但他一生在思想和美学上保持了60年代的进步传统。从创作基本面貌上看，柴可夫斯基的前期创作比较倾向于表现对光明欢乐的追求和信心，而后期则更倾向于表现深到的悲剧性。他在70年代末所写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则属于他在前后两个时期交界时的作品。

柴科夫斯基音乐和性格上的不平衡，使他在音乐史上成为著名作曲家中少见的争议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在各国有不同看法，甚至极端相反。Paul Landormy的《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译本）中仅有寥寥数行提及他，且口气颇为不屑，“……在五人团的同时代人中，还必须提及二位较为平凡的人，鲁宾斯坦和柴科夫斯基，他们生前可能声望很高，因为当时都很受欢迎。他们的作品冗长罗嗦，音乐往往有一种令人生厌之感，而且表现出的特点与其说是俄罗斯的，还不如说是德意志的……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可能强一些，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个性来打破日耳曼艺术的束缚，很早就受到这种艺术的影响；而且以后又热衷追求平庸浅薄的成功”。而另一位法国权威则认为，“……他真诚恳挚的内心深深感动了别人。……哀婉凄凉的感情他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巨大的器乐作品虽然过于冗长拖重了些，但在感情起伏上，其惊人力度可与瓦格纳相比”。

美籍匈牙利音乐学者Paul Henry Lang在其《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对柴科夫斯基的评价也不甚可可，“……新的俄国音乐追随文学所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同样也分为两派，一派是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一派则向西方靠拢。……安东·鲁宾斯坦和柴科夫斯基则是西方派的首要人物。……柴科夫斯基初期的交响乐还完全不能找到交响乐的声音——从风格上，他的气质较轻一些的作品更为成功，但他用来结束其事业的两部交响曲却极为流行，简直可与贝多芬的交响乐抗衡。在他一生的后期，艺术才能发展很突出，不能不令人赞羡。第四交响曲大体上还是非交响乐的，虽然有些主题素材很美，呈示得很好，整体配器也很有趣，但毫无交响发展的痕迹，只不过是一连串的重复和一系列的高潮进行，常常几近歇斯底里。慢乐章是柴科夫斯基典型的歌曲式旋律，既尊严又朴素；谐谑曲的配器机智而迷人，但这一切优点都在末乐章粗鲁的军乐中消失了。这一乐章，一首天真的俄罗斯舞曲膨胀成了萨尔玛莎的疯人院。但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使其作为一个作曲家进步显得惊人。奏鸣曲式的主题更加精炼了，原始的俄国式的重复和变奏的技巧被更为有机的组织所代替。……每一个主题和动机都很少变化，再三地重复，而作曲家却能给人以真正的变奏的印象，这主要通过他巧妙的配器做到。的确，他在掌握管弦乐队方面从赏心悦目的精雕细琢乃至狂吼怒号的巨响效果，一般是很突出的。不可否认的这后一因素，是近代指挥家夸张手法的最好工具，所以这也是柴科夫斯基在西方听众中受到欢迎的最重要因素。……柴科夫斯基不属于音乐大师的行列，称之为“近代的俄国贝多芬”是无稽的。俄国从来没有一个大作曲家象他一样具有国际性。……但在一些民族主义的不太具体的表现方面，柴科夫斯基确实彻底的俄罗斯式的。他那悲哀是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却能出乎意料地转变为最粗野陋俗的艳丽。……柴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性不在于他在作品中采用了许多俄国主题和动机，而在于他的艺术性格的不坚定性，在于他的精神状态与努力目标之间的犹豫不决，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也具有这种特点。这种艺术性格上的弱点最好的例子就是《悲怆交响曲》著名的第三乐章，谐谑曲和进行曲令人奇异的结合，可说是一篇技巧很高的激动人性的作品。但技术虽高，但并不足以掩盖其基本思想的不坚定不明确，既不是悲壮的也不是英雄的。虽然如此，该乐章却令人震动。这一乐章就是他全部艺术的缩影。”

任何艺术杰作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而独立存在。关于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列宁在其《托尔斯泰及其时代》中说的最为透彻，悲观、不抵抗和诉诸“精神”，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意识形态。在面对生活的苦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生和艺术理想的追求，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柴科夫斯基，各有各的方式，但都留下了千古佳作。

柴科夫斯基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与同性恋天性的矛盾、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的矛盾，使其一生充满了痛苦挣扎。这亦反映在他的音乐里，尤其是晚期的交响乐作品中。爱德华·唐斯在其《管弦乐名曲解说》中说，“象柴科夫斯基这样艺术气质的人，个人痛苦必然会潜入其写作的乐曲”。在柴科夫斯基的大部分音乐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他将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西方交响乐传统成功融合在一起。尽管柴科夫斯基接近“强力集团”，但始终未加入任何民族主义团体。他曾写道：“至于我对音乐里俄罗斯元素的关注，是由于我常年生活在异国。我年幼的时候，俄罗斯民族音乐无法描述的美丽就已经充满了我的生命”。

对旋律的大量使用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曲与德奥经典作品相比的一个明显特点。对于喜爱旋律、耳朵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听不出和弦和调性的普通爱好者来说，也许会感慨柴科夫斯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美无比无穷无尽的乐思旋律。由此也许可以说，柴的交响乐相对德奥作品由此更具生活气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