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e Musique采访Lucas Debargue
FM: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自从我们上次会面,那是2015年八月,之后你过的怎么样?
LD:我很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让我感到高兴。我保持了自己的工作状态,我状态很好,对工作和举办音乐会热情高涨。现在我200%地投入工作,这是我现在不得不做的,毫无疑虑。当然,我也不是事事都能掌控。
一方面,这很刺激,它改变了我。在不同的条件下持续地工作要求我每时每刻都尽量集中精力。我很喜欢这样。我已经发现当我需要做得太多时,这有个不好的兆头。这常常意味着我正处在一种不良的状态中。我认为我们越是要努力在乐感上,就越是在失去对音乐作品的感觉。当你重复一个片段太长时间,你就会被塞满了,大脑就(麻木)无法再理解它了。
FM:你现在已经清楚原因了?还是你从你去年的经历中吸取了经验?
LD:我还在学习很多事情。我进展得越快,我学到的越多。这让我能够精简和最大化利用我的时间。当一部作品中的某些片段,你已经弹了很多遍还是觉得有问题,你需要立马去解决这些片段。你必须记起上次在音乐会上你是怎么弹它们的,这就能看出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要进步,这些东西你必须理解。我觉得我们应该给直觉留下足够的余地。
FM:你现在的生活大部分是在满世界跑音乐会,要么就是在飞机或者酒店房间里。你很少有时间在家了。这是你追求的生活吗?你喜欢这样的生活?
LD:不啊,我没有追求这种生活,因为我原来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现在像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还是感到满意的。它给我们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方视野。你知道,到处旅行、睡在酒店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商人或政治家们旅行得比我更多。我多次问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身处于各种旅途中、酒店房间里、无数会面中,这一切就像一场混乱荒唐的舞会,但这也给了我看待周围世界的新视角。
FM:在这种生活之间,你还有时间努力工作、阅读、看电影、看艺术展览,或者就懒着,就我看来,这些生活的瞬间必将滋养一个艺术家的诠释能力或者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LD:我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找到了答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青少年时代的丰富经历,不要忘记在你进入忙碌终日、自己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的时期之前的那些岁月。当然,我过去一直在工作,在努力工作,也会去上课,应付社交,但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些时间为未来创造了一种“储蓄”。这就是“玛德琳娜小蛋糕”的意义,它给你一个机会去创造一种“泡泡”,来包裹记忆,当你来到时间不够的时候,这些就都是你的资本了。这就像人寿保险!比如,我现在在弹舒伯特奏鸣曲中的一个和弦,它包含了我个人生活的各个层次,而这滋养了我的诠释。就像一种香气,它刺激了我的嗅觉,让我想起生活的特殊时刻。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这些原来都是失落的时间。现在我觉得我有了一大笔资产。我很确定的是,哪怕我现在(的工作状态)让我流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目前生活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空虚。空虚,就像真空,这跟时间无关,因为你不可能抓得住它。那是在机场的空虚,跟那些乐坛人士交谈的空虚。如果我不买把所有这些变成某种漫画式的东西,或者什么别致的画面,把它想象成某种抽象的艺术形象和素材,那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可怕的空虚。
所有我之前学到过的东西,无论是从文化、绘画还是电影当中所积累的,现在都是时候对它们作出回应了。我有一种感觉,我在生活的每个地方都运用文学。这就是我喜欢跟蕾娜老师一起工作的原因。她说的是对是错,有用没有,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她相信她所说的。她有一种能力,可以给音乐元素赋予个性,这种时刻就能在我记忆中下好锚。对我来说,一切事情都是基于记忆的,真是的一切事情。
FM:之前的采访中你说过要让自己感到快乐,必须有一个目标。现在还是这样吗?你在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中发现了意义吗?
LD:是的,但是意义并不来自我,它不属于我。我在我所做的音乐会中找到了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情绪常常是痛苦的,但是当我离开舞台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达成了某些东西,这无关于好坏,我能感到在完成一种巨大的责任、一种救赎(moral debt)。当音乐会结束后,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想要这样的生活了,因为它赋予我意义。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达成这样一种状态,能够完完全全地感知音乐,那意味着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为了创造音乐上的某个理念(形象/灵感),到了那个时候,便不需要再工作了,到那时,生活和演奏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
FM:你说“创造一个特殊的音乐理念”是什么意思?详细谈一下吧,你是怎么处理一个音乐作品的?
LD:这里可以有很多事啊:一种身体感觉,一幅画面,一股气味。而理念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包括所有那些存在于你记忆中的东西,联系到某个特殊时刻的音乐上。这就是我诠释音乐的方式。声音一个接着一个,我把这些声音都跟我记忆的某一部分联系起来,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声音。我的目标就是沿着这个道路,从一个声音走向下一个声音。速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你必须有非常清晰的理念,特别是对像莫扎特或者舒伯特那样的作曲家,我自己现在正致力于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是会有遗漏的部分,我还没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完全进入这种世界。我还在探索,这是我一直以来所致力的事。
FM:你自己怎么做这种研究呢?你听CD还是读谱?
LD:不是,我试图避免这样。当我听CD的时候,我就像个普通听众。我听得很多,因为这让我很舒服。有时候我需要听听霍洛维茨和里赫特,这些伟大的人让我感到很温暖。积极的聆听并不好玩,因为当你开始听一张CD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去理解其他人是怎么弹的,那意味着这张CD听起来也不是太有趣了。
音乐家的工作有点像外科医生的,要做好每个细节,但最终让人看到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整体。我不是一个被(正规)教育出来的音乐家。这意味着,我跟大多数钢琴演奏家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我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不同的制造音乐的方式,这对我是奏效的。现在我知道了我永远不会偏离这条道路,因为这对我奏效,那也可能对其他人有效。我永远不可能像那些从3岁开始就以准备参加国际钢琴大赛为目标的那些人那样弹琴。况且,即便我试着要赶上他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已经领先我15年了。我还是确信,比起无数小时的练习,人生经历、人生中的责任与挑战以及克服它们的过程,哪怕不是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当然,是有些技术困难,有你必须应付的实际的问题,那你就需要数小时数小时的练习。但是,(对于音乐)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于你过着怎样的人生,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弹琴,而且应该对自己诚实。我们建立理论,测试它们的有效性,再作出修正——搞得像一种科学研究。但另一方面,音乐这件事是完全非理性的,几乎好像是天赐的恩典,当我每次不得不到走上台前,这情况都会发生,我理智上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完全的能力去弹,简直无法去完成演奏,但是每次音乐都战胜了这些。
FM:你最近发行了你的一张录音室专辑,关于巴赫、贝多芬和梅特纳的。这是你第一次在录音室录音,你之前第一张专辑是现场录音。你的经验如何?喜欢这样录音么?
LD:我运气很好,可以有一整周呆在柏林广播中心。能有这么多时间是很相当奢侈的。那地方挺漂亮,有点被废弃了。那里有一些巨大的房间空着,那都是过去广播爱乐进行直播演奏的地方。我决定把我的一周分成三段,每段包括两天,每一段中我们都录整套曲目。第一天我们录音,第二天就听录得如何,做些记号。第二段又重复同一流程,到第三段录的就是我们最后发行的这版。所有东西都一起录进去了。我不想搞那种小片段的拼接,后期合成的那种。这一工期的资源非常丰富。
FM:现在工作成果发行了。这是否意味着它也是一种跟你在舞台上表演类似的工作?
LD:我不晓得。我没这么想过。我得想想……马上回答的话那我会说不是,这不是那种工作。他们付我钱,我就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不能自由行动,必须对我那些我根本不想说一个字的人们说话,还要在机场通过无尽的安检。他们付你钱,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或者干了件好事,这我们都懂!这其实是对骚扰的补偿。但愿有天我能存到足够的钱,然后就可以选择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了。我想离开这座城市,就为能去一个可以正常生活的地方,可以有正常的睡眠,正常的饮食,还有正常的人际关系。
FM:上次在博韦的Pianoscope音乐节上你演了你自己的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在你的生活中,作曲占了怎样的角色?
LD: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我愿意花费最多时间用来作曲。我不是在搞实验。我写的音乐必须配得上我喜爱的音乐,它必须能跟听众说话。我希望我的音乐是鲜活的,多姿多彩的,还有不同的明暗。我需要用调性的语言,有时也会借用无调性音乐的语言。我需要有旋律,有时我会打破它们,但我总想要一种组织健全的音乐形式。在我的三重奏中,我没用太多音乐工具,它在作曲上是相当精简的。我想避免太过庞杂,不要像舒伯特的某些三重奏那样。我选择用三种独立的乐器,在写三重奏时,我寻求避免浪漫的内涵。大提琴在高音区拉独奏,小提琴则在低音区。我想要一种有趣的平衡的概念。这部作品是一套三联曲的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钢琴和小提琴的奏鸣曲,第二部分是钢琴和大提琴的,这个三重奏放最后。
FM:明年你打算有什么走向?现在你在着手什么工作了么?去年你表示想要探索勃拉姆斯和舒曼。
LD:他们还不在我最近的计划中,未来会加入的。现在我致力于舒伯特,我也想弹弹肖邦的某些曲子。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深入研究下他们了。我还有一个计划,要在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中选一套来弹,并不是全部,我发现这不太容易弄出好东西。我的录音公司坚持让我录某个作曲家的全集。我不太确定,我没想在CD上搞这个。我从来不会把CD从头挺到尾,太长了!音乐会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个半小时太长了。我觉得45分钟的音乐会比较理想。我觉得这个时长让不会让观众失去注意力。我想先弹一两首小曲子,在最后几分钟决定,这得看我的心情,然后再上一部大作品。对我来说,这才是理想的音乐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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