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要把村子里那些娃都送到这儿来,我不同意。因为这些孩子素质太低。” 这是西安中铁尚都城幼儿园的幼儿园园长崔某,在面对镜头时说出的话。
说是幼儿园,实际上只是幼儿园的一个“看护点”,因为相关的资质还不齐全,所以这个大放厥词的“园长”,头衔上还需要加个引号。不管是不是园长,但崔某的口气绝对比著名幼儿园的园长还要大得多。
说这番话的起因,是有家长质疑该幼儿园收费标准不统一,且与街道备案价格有明显出入。为此,区教育局派人到看护点进行实地查访,却发现该园资质不足,只能按照普惠型幼儿园的标准进行收费,最高1200元/月。这一价格与之前该看护点设定的1900左右的价格降低了近1/3,为此,崔某才做出了“养天鹅不养猪”的辩护。在崔某看来,通过价格门槛,可以有效阻挡卖鱼、卖菜村民的孩子进入该幼儿园。

披着“营销大师”外衣的“幼儿教师”
将村里的孩子比作“猪”,把城里的孩子比作“天鹅”,这固然是打一个比方,但能打出这样比方的老师,显然已经不配当一个老师。相比老师应该有的言谈举止规范,崔某更像是一个销售经理。事实上,作为一个民办幼儿园看护点的负责人,她的确是把开幼儿园当成做生意了。若仅仅从商业角度切入,就可以发现这位崔经理的说法非常能够打动人心。
崔某主管的幼儿园享受着卖方市场的种种利好。按照崔某给出的逻辑,入园价格更高,服务也就更好,园方可以提供更多的特色教育。这里的特色教育,想必是邀请一些知名度更高的老师,开设更丰富的课程。听起来,这一点都没错。这年头,谁不给自己孩子报个班,学个琴,如果幼儿园本身就有一些特色课程,家长何乐而不为。
抬高价格是为了你好,崔某的做法可以说是站着把钱给挣了。就像崔某在视频中说的,她和卖菜卖鱼的家长“沟通不了”。所谓沟通不了,其实是在说:“他们不是我的客户群,我服务的是拥有更强支付能力的家长。
和崔某持类似观点学校或老师其实不在少数,比如广州番禺的一所私立学校,曾要求父母本科学历以上,孩子才能报名该校。又比如在四川成都,一所小学在招生时提醒家长:“对不起,我们只招父母毕业于211院校的孩子!
按理说,公立学校不能挑生源,而私立学校则拥有一定的权限,这有问题吗?我的答案是,就这件事来看,非常有。因为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底线不在于公立还是私立,而在于学校。后者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场所。
凡教育者,都应该遵循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教育、医疗和宗教,都不能简单套用商业的方式,而必须秉持必要的职业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崔某公开歧视村里的孩子,卖菜卖鱼者的孩子,不要说为人师表,简直是误人子弟。

迷失在“孟母三迁”典故中的家长
值得注意的,崔某之所以敢口出狂言,就在于她背后实际上站着众多的支持者。不客气地说,那些对幼儿园价格有异议并选择举报的家长,也许比崔某还要恐惧附近村民孩子入园。只不过他们未曾料到,当教育部门介入之后,带来的后果不是降价,而是改变生源。
所以,几乎可以预测,当崔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法广为流传之后,反而会激起更多的家长在暗中对她表达支持。与此同时,在择校途中被折腾得够呛的大量外围家长,也认为崔某说的其实是大实话。毕竟,去年深圳某学校联名驱赶一位自闭症孩子的19位家长,他们其实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家长。
一方面是花高价就读优质学校,另一方面则是摒除一切“不利因素”。相当多的家长都认为,自己是在传承2000多年前“孟母三迁”的精神。且不说孟母择的是居住环境,而不是择学校。更何况,孟母的行为是对自己提要求,而不是向外释放恶意。
对于家长来说,他们的焦虑直接来自孩子之间的竞争,包括学习成绩和各类才艺能力。由于许多父母更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取得具体的成绩、奖杯、证书,所以从幼儿园、学校到市场化的培训班,教育的最终目的变成了一项又一项的KPI考核。当一部分家长拿着令人满意的KPI数据,这些教育服务机构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
然而,翻开任何一本现代教育专著,里边对“教育的目的”的定义,都绕不开独立、正直、批判性思维等几点。一个孩子要获得这些核心素养,吸收知识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形成健全的人格。而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必须依赖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环境。如果老师和家长都更鼓励孩子独立思考,鼓励孩子承担责任,鼓励孩子批判标准答案,这样的孩子,也许成绩才艺不够出众,但依然可以获得独立、正直、批判性思维等素养。
孟子母亲搬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孟子良好的人格。但在今天,符合这个时代的人格教育被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很难想象,当父母和老师都对卖菜卖鱼家庭的孩子采取歧视态度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会以后会形成怎样的人格。

歧视弱者的人,必定也是弱者
如果说崔某公然鄙视村里的孩子,不愿把幼儿园变成人们口中说的“菜园”(菜场幼儿园),只是为了销售的需要;那么很多父母持有相同观念,则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因为竞争不力,导致将来混得还不如自己。
混得不如自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阶层滑落”。对于大部分城市中产家庭来说,他们上一辈不是农民,就是小贩。也就是说,这一代父母抓住了时代机遇,成功实现了阶层上升,但事实上,也只是比现在的小贩领先一代人而已。
今天,大量所谓的城市中产人士,其社会身份地位并不稳固。稍有不慎,比如来场大病大灾,或者投资失利,或者是其他不可抗力,都可能会重返贫困阶层。这就使得他们对子女的未来充斥了焦虑和不安。这一代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金投入,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以后避免阶层滑落,不如说是为了抚慰自己不安的心。
不管是西安支持崔某的父母,还是深圳驱赶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是极为脆弱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看似混得不错,与身边的小商小贩看似拉开了距离,但在本质上,他们依然是一个弱者。
检测一个人是不是弱者的标志,就是看他对待更弱群体的姿态。如果一个人能够对弱者予以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这个人即便看起来混的一般,心理上也是一个强者。反之,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位高权重,但对弱者盛气凌人,那说明他的心理底色还是弱者。
所以,究其根本,崔某的言论拥有市场,就在于大量城市中产人士在心理预设上还是弱者心态。在商业模式精准的刺激之下,这种集体性的弱者心态会被瞬间放大,在对更加弱势群体的鄙视情绪中,这些弱者获得了慰藉。
当然了,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中,绝大部分并不是什么天鹅,卖鱼卖菜家庭的孩子,也不是什么猪。之所以要给两个群体贴上天鹅与猪的标签,完全是教育产业化进程中,一些市场化教育机构设计的一个阴谋。其目的在于,给羸弱的中产阶层父母持之以恒的希望与安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方便他们不断的割韭菜,不断的发焦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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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鹅与猪:一个教育营销界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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