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报告会上发表演讲。
目前预计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会在6.3%左右,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加大了对基建的投资。因为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两个翻番,今年经济增长应该不会低于6.3%。另外,中国经济确实有韧性,它最终体现在中国庞大的市场上,中国有潜在的消费能力,刺激中国贸易的能力。现在都在讨论外部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那么什么是外部冲击?冲击的是什么东西?应该如何应对,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针对这几个问题,我具体谈一谈。
首先,外部冲击是经济全球化的退化,而经济全球化有三个含义: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各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全球贸易程度大大提高。从9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贸易增长速度是其一倍以上,如果说经济和贸易基础是皮,那么金融是毛,它的发展更快。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增长要快于贸易增长,全球化也是全球金融一体化。
第二,贸易程度提高并不仅仅是传统理解的商品贸易程度的提高,而是要素贸易的提高,是全球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劳动力流动相对困难,土地受到限制没有流动,而全球资本流动加快,并与最有利的生产要素结合。中国经济崛起,是中国把自己廉价劳动力跟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中国发展的战略是典型的两头在外,一个产业制造在中国境内,销售和原料来源是海外,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不仅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更重要是全世界人投资的世界工厂,中美贸易顺差中有将近50%是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全球产业链。
第三,全球化不仅反映在金融,反映在实业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管理和制度上。由于全球产业链形成,全球的管理发生变化,服务外包大量形成,管理扁平化。各个企业只是在一个链条中存在的某个环节,构成上下游的关系,每个企业并不从头到尾生产。现在最重要的管理中心是全球供应链管理,由于服务外包需要全球标准一致化。事实上,中兴、华为受到的冲击并不在于技术进步,而是在于供应链受到挑战,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全球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持续为逆差,全球投资储蓄不平衡。以中国为例,基本是投资驱动型的,消费相对于储蓄比较少,而美国正好相反,储蓄率比较低,消费过多,制造业在萎缩之中,这就出现了全球储蓄缺口,而它是靠国际治理体系维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发达国家在进口储蓄,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储蓄,这就变成全球金融上的一个联动。中国是很大的顺差国,这些顺差基本上都是用资本市场反流回美国,好多投资了美国国债市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者,意味着中国的在出口储蓄,美国在进口储蓄。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商品所获得收益基本返回了美国。
金融危机带来最大的挑战就是维持断了,那时候全球存在脱钩不脱钩的问题,二十国峰会一直强调要有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增长,2009年到现在十年了,世界经济出现了新常态,我们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持续下降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全要素生产持续下降,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可能我们正处在技术革命的前沿,而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可以看到全球所有的从原创来讲,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创新,这也是美国挑战中国技术的原因,它已经没有制高点了,美国301条款都是针对这些产业。全球技术进步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意味着长期低迷,总需求不能持续提高的情况下,市场不能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贸易摩擦是必然的,这也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二是大家知道金融危机是代表衰退,杠杆率过高导致快速衰退,这区别于传统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对于这种危机很简单的办法避免杠杆过快衰退,就加杠杆,到目前杠杆率依然处在高位,全球的杠杆率都在高位。如果经济不能增长,杠杆在高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总需求的政策是走到了极限,不能再提高,而供给问题是技术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发生。所以这些都是高难度的挑战。特朗普也是供给侧的政策,这是全球经济出现的状况。对于宏观经济可能绝对停滞,我没有那么悲观,可能长期低迷,这是未来必须要应对的。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下半年面临的挑战,可能挑战在金融方面,回顾过去一年,中美贸易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中国韧性都有,唯有金融脆弱性表现的明显。中国的股权基本质押了,质押不足追缴,如果追缴不上来银行变卖,去杠杆变成快速去杠杆,就增大了金融风险。现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放松,具有常态,央行为了金融稳定的责任,在去杠杆情况下将流动性补贴放在第一位,避免了债权债务动荡,所以今年一季度有所下行,但是没有明显的下行。长端利率维持在高位,意味着企业还对流动性有严重苛求,短端利率下行,意味着宏观经济的放松使流动性得到满足,中国经济开始起来。但如果中美贸易冲突继续发展下去,这个金融危机还会再出现,短期来说防范风险是更加重要的。
其次,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最大的问题是供应链在全球的重新布局。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中兴通讯、华为的事件都是供应链被切断了。因此,每个产业、每个行业都至少应该做一个备胎。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产业都要重新考虑至少有一个备胎,这对投融资等各个方面都有影响,至少供应链变得不安全。从另外一个侧面讲,我们需要全球化,要有制度规则来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否则经济可能倒退到一百年前。过去全球化是以规则治理为中心的多边治理体系,千万不能退到以实力原则为基础的体系,这是一个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要捍卫全球化。
最后,要建设有韧性机制的中国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的扩大,换言之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韧性的全部所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不仅仅中国经济GDP增长很快,更重要的是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以扶贫为例,中国扶贫标准以2010年不变价来确定,贫困线是2300人民币,如果按这样一个贫困标准,中国40年前97.5%的人口达不到这个水平。40年以后,去年中国的人均GDP是9700美元,如果按统计汇率来说,GDP的90%是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将近9000美元。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扩大,支持了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并把日益扩大的市场来分享,中国拥抱全球化,就在捍卫全球化。与此同时,从收入的角度来测算中国有个特点,就是4亿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有10亿人口还在中低收入阶段,有4亿人口年收入在人均2万美元,还有10亿人均还不到年收入4000美元。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所在。
回顾中国经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不断提高。中国城市人口城市化率60%,农民工的城市化是新的核心问题,4、5月份发改委公布一个文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要对三百万以下户籍的城市放开户籍,五百万户籍的城市部分放开重要人口户籍,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进行积分制,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会释放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知道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只有持续的改革才能巩固和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段,才有更大的韧性,才能应对挑战。在外部冲击下应对的最好方法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而办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所以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文本内容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
微信编辑:黄米佳
文本整理:陈志超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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