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报告会上发表演讲。
对于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冲击，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美贸易方面，外部冲击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开打到现在，已经从中美争端转变成全球性经济衰退，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美争端已经不是两国争端，现在面临全球衰退的问题，从全球PMI可以看出，主要经济体中65%，除了美国，德国、欧洲都在下行。全球的金融体系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从过去的美国加息，变成停止加息，而且按照加息概率来算，肯定有一次，98%的概率要做一次减息，今年最少一次减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外部冲击已经不限于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了，而是要考虑全球衰退对我们的冲击，原来美国没有市场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国家，如果全球性衰退，对中国的影响比中美贸易冲击还要严峻，这是我个人提出的关于6月份二季度形势的一些变化。
第二，宏观调控政策方面。二季度中国还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在4月19日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发生了一些调整，5月底也有调整，清理了包商银行，这点非常好。使得我们通货-存款率下降很快，使得利率市场化有了很大的进展，同时直接会引起金融的信用进一步收缩。关于目前的收缩，一方面，从趋势来讲结构性减速，中国结构性减速从2012年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开始，超过了第二产业开始，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超过8%。2015年，服务业占到50%以后，增长速度再也没有超过7%。2019年，城市化率现在突破60%，服务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最好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受制于宏观经济的下滑，数据也在下降。目前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阶段结束以后，适合城市化与工业化双向发展的新的宏观调控体制还没有确立，中间的冲突会非常多。
从信用整体上来讲，现在都是处于收缩阶段。中国的外汇占款已经释放出来，以此为基准，2015年以后，如何释放货币、释放信用就成了问题。目前我们用两个方法：一是靠6倍的乘数，这个必然引起金融机构之间的大幅度的交易，包括杠杆，拉高乘数。二是通过银行债券做抵押进行再贷款，现在不叫再贷款，叫MLF。这是现在释放货币的两种方法，理论上讲，这是中国高杠杆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消减乘数，要调整货币发行方式，才能够较为根本的解决总体的信用收缩，或者扩张中隐含的问题。
包商事件对利率市场化起到巨大的作用，也可以看到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坚定不移，再加上央行不遗余力稳定市场，但是这会引起信用连锁收缩的反映。包商银行是中国重要的银行间通-存的交易节点，它被清理了，是打破通-存信仰。一方面，五千万以下连本带息还，五千万到一亿只还本不还息，一亿到五亿存款打9折，5亿以上，存款打7折，这一下就把大量的金融同业存款破了，引起了利率的飙升，所以起码对两件事起到了非常强的作用：一是中小银行以后怎么发理财，储蓄下降没有任何的理财，所以中小银行会被大规模的托管；二是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融资发债，由于这次回购大量违约出现，地方城投债压力很大。
中国现在的冲突来自于什么？有两个讨论：一是在2009年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基于城市化需求的金融体制，包括财政。以金融为例，出现了所谓的信托为城市化融资，出现了信政合作、银信合作、信托与房地产合作等，信托基于城市化形成巨大的发展。到了2017年，规模已经达到26万亿，银行为了满足城市化需求，通过信托和各种其他的非银金融机构绕开监管，进入到金融城市化需求。这次整顿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要求消减非银金融机构，那城市化怎么做？一种就是让工业化部门去做。如何去满足城市化？这些是我认为的包商事件引起的短期的收缩事件和长期的讨论。
目前中国的宏观政策与监管制度太过于单向化。一旦宏观政策转向，监管马上就上，监管的中性和制度稳定性非常弱，这可能是转型过程中，特别要重视的问题。1994年，朱镕基基于中国出口导向建立的整套宏观体系，财政以增值税为主，货币发行以外汇占款为主，产业政策以提高国产化率为主，现在说强制性技术转移，其实是指国产化率和保护幼稚企业、幼稚产业，这是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另外，在税收方面，我们降了增值税，没有降企业所得税，大家都知道降税政策是降所得税，中国当务之急是降增值税，未来逐步要以直接税为主，或者双轮驱动的模式。区域这块的支出也是需要一整套新的措施，现在的社保缺口越来越大，国家如果不能统筹、统一发债进行弥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第三，地方债务问题。地方债务是长期以来，地方支出责任远高于收入能力，是基于工业化、城市化摩擦的累计产物。我认为，财政改革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货币改革，如果财政改革不能有效的治理地方政府债，货币将会越发越多，我们的软预算无法克制。
第四，产业政策方面。过去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提高国产化率，也就是说技术转移，加大中国的制造能力，中国取得卓越的成绩。在保护幼稚产业方面，进行一定的关税保护。在招商引资时进行了减税，形成了产业三大支柱，这都非常重要。2012到2015年，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15%，还不包括香港的转口，说明整个出口的水准，尤其制造业占的比重非常高。这么高的条件下，确实中国也需要进行整体的转型。目前，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是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一部分了。现在中国面临着产业的转移，很多人说中国的产业转到了越南，事实上，这些产业转移是必然的选择，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阶段必然发生的，地方政府增值税的压力使得产业没有比较快的分散化转移，这也是拖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部分。在放松管制、强化竞争的政策上。中国的核心是服务业的管制，要对内放松，对内开放。中美贸易争端核心是服务业，中国的本质也是在服务业发展上，提升空间和提高服务业竞争力，这样才有对外开放的能力。
（文本内容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
微信编辑：黄米佳
文本整理：陈志超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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