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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东北的一所“高考工厂”式的高中读书，今年距离我高考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些年来我的确吃到了很多高考带来的甜头，所以每到高考的时节总是对这场当之无愧的“国民青春纪念仪式”心有感慨。
而今年的高考对众多北京考生而言更是刻骨铭心，因为今年是高考分科文理的最后一年。
《中国教育网》消息，从2020年高考开始，北京考生将会从文综理综的六门科目当中任选三门作为综合科目的成绩。
和任何一次高考改革一样，在这个消息面前有人欢喜有人悲。
可如今回首，我发现高中文理是否分科不重要，填报什么大学作为志愿不重要，学什么专业不重要，甚至高考本身也依然不重要。
这句话放在我曾经读书的那间“高考工厂”会被班主任骂死，可我对此奉若圭臬。
高考
妥协与选择能力差距的放大镜
我绝不是吃到了高考带给我的红利就马上转身去抨击它，相反，我感谢中国有这样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
但这和我要说的并不矛盾。
在我当时的高中里，自上而下弥漫着一种癫狂的气息。很多人信奉“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今天你吃过的苦，都会是你明天光明未来的垫脚石”。
这些“信仰”背后的逻辑是：高考会许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都会赞同班主任的观点，我们时常感觉它们都“尤其重要”，甚至会“决定你的一生”。
但高考依然“不重要”，在这个波谲诡异的世界中走得越远，我愈发感觉到：
“拼命努力备战高考”什么的，永远都要排在第二，真正重要的是高考背后代表的“一次选择的机会”。
《大江大河》宋运辉
我举一个知乎上看到的例子。衡水中学的文科状元@刘嘉森，曾经在自己的知乎回答里讲述了他当年高考是如何努力的：
每21天洗一次澡。学校每星期给1小时用来洗衣服和洗澡，而我用这一个小时做40道小题+8道大题。
因为家太远，每次放假住在学校附近宾馆里，不看电视不碰电脑，沐浴休整之后，回到学校再奋战三星期。
有几次，我会在宾馆搞一个通宵，第二天回校直接参加周测(每周日都是周测，放假一般在周六下午，周日早晨返校)。
这违背了我不熬夜的原则，但是三个星期只发生一次，还可以原谅。最疯狂的时候，睡觉不脱衣服不脱鞋，这样可以省下穿脱衣服的时间，可以更早到位。
但是20天之后全身浮肿，脚底青白，所以作罢。
很少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拼命状态，但他用这样的疯狂换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北大未名湖和博雅塔
可之后呢？
我能够想象，一个可以为了未来拼命如此的人是怀着对人生的一种怎样的热爱。
可一个对人生如此热爱的人却对自己未来的决定如此“草率”。
他通篇都在强调自己的努力，却没有给自己时间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没有了解自己一生挚爱的激情在哪里，把自己禁锢在一个拼命向前跑的赛道中。
翻看他如今的知乎主页，我并没有看到他在高考之后的人生中有着新的能够令他自豪的际遇。
他的大部分回答依然在回忆着自己的高中——那个让他人生中有着高光时刻的地方。
从他的微博可以看出他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最近在卖教辅书，而这本名为“衡中体英语字帖”的最大宣传亮点依然是“衡中状元刘嘉森”。
有人可能认为这也许是这个状元的选择。
但一个已经在北大读书四年的人，最重要最自豪的人生经历不应再与高考捆绑。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高考内容完全与过度练习所挂钩的考试形式下，一个人到底是要有多变态才能说自己的“爱好”是高考？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他现在的人生经历并不是他的最本心的选择，而是一种妥协。
而这种妥协与选择能力的差距，在高考面前均被无情地放大。
一场高考
两个女孩人生的向左向右
央视拍过的一部叫《高考》的系列纪录片。
它用六个故事讲述了中国庞大的社会阶层中的六个切片，而身处其中的孩子们都被“高考”的绳索连接在一起。
里面有三个女孩的故事令我非常感慨。
我们先看这两个位于中国阶层结构两端的女孩面对高考时的选择有什么不同。
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的毛坦厂中学以其连续多年的高本科达线率、校方极为严格的管理和大量的陪读家长闻名，有着“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的称号。
“像疯狗一样拿下数理化！”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累死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一句句触目惊心的标语下，放眼望去全都是伏案苦学的身影。
pub,pub, pub, pub, pub……小酒馆小酒馆小酒馆……
这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在这个叫何飞的女孩口中已经重复了无数遍，好像是某种咒语。
在这个压抑、嘈杂、拥挤的环境中与其他死记硬背的声音混和成了毛坦厂中学独特的协奏曲。
素质教育在这里是一种奢望，连老师也坦言自己根本就是在以工业化的方法“铸造”学生。
另一个全国知名的高考工厂衡水中学是这里老师们的榜样。
相对于可以在全省到处“掐尖”的衡中，作为乡镇中学的毛中学生素质不可避免地远远低于前者，所以学生们的自控力往往较差。
于是，对于班主任而言，时不时地在教室后面偷看学生有没有开小差，晚上到学生家里检查违禁物品就成为了日常生活。
对于何飞而言，她全部的梦想就是能冲击“一个好二本”，为了这个梦想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所有的欣喜若狂，所有的崩溃，都源自于成绩的起伏。
在她成绩进步的时候会对着镜头前的央视记者打趣：
我可得好好表现，节目播出我就全国出名了。
在成绩下滑的时候对着镜头歇斯底里：
能不能不要拍了！
焦虑，是她的全部生活状态。
而与此同时，在首都北京的高中，同样的熙熙攘攘，同样的人头攒动。
不同的是两个女孩的命运。
与何飞不同，这个人大附中的女孩刘云昊早早地就定下了自己未来要出国的方向，她正在宣讲会上游刃有余地与不同的招生官进行交流。
她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背完了托福单词，还自学了法语和西班牙语。
为了在申请时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她在打工子弟小学举办演讲比赛，锻炼组织能力。
而她的专业选择也从来不需要考虑“赚钱”这一维度，她的母亲甚至不无自豪地对记者说：
她(刘云昊)从小就喜欢金字塔啊，古埃及那些东西。
我想到了我的高考，在文理分科这一人生中第一个“重大选择”面前，我的选择机会居然还没有出现就被剥夺了。
在我的那个高考工厂式的高中里，所谓选择根本就是一个的笑话。
高一一入学就要分文理科，因为这样你就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摒弃与高考无关的“无用知识”，专心进行题目训练。
而对于三四线城市的众多考生而言，“学理科”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选择，因为在家长的朴素价值观中，理科等于“好找工作”。
我的亲身经历是，无数人完全不经思考地选择了理科，大部分学文科的人都是“学理科跟不上”而被迫选择文科。
甚至那些极少数在高中就拥有了自我选择意识的高分学生，在选择文科之后还要面临家长和老师无休止的“劝退”。
当他们悻悻作罢而选择理科的时候，家长和老师们往往会长舒一口气并自豪于自己“又拯救了一个失足学生”。
我就是那个被拯救的“失足少年”。
而在高考后填报志愿的时候，更是大型家长与学生的针锋相对的现场。
而这场争端的主题更是亘古不变，家长们信笔挥墨，为孩子们填写这那一个个看起来好就业的热门专业：经济，金融，计算机……
而如果倒退五年，这份名单上可能还要加上“生物”，毕竟“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顺便问一下，当年那些被父母逼着报生物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而在此过程中孩子们只要稍有抗议，家长们必会甩出这样一句话：
喜欢能当饭吃吗？
幸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幸运的。
也许是天意使然，学理科的我在填报志愿时突然中二病发作，用一句“你们要么接受一个学新闻的儿子，要么接受没有儿子”换来了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换来了如今从事的喜欢的工作。
而我这个关于选择的高考故事，恰恰对应了影片的结尾处两个女孩颇值得玩味的结局。
高考对于刘云昊而言，更像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某一种选择而非必须。
因为她有着十足的底气与退路，在这样的关于未来的考试面前，“钱壮人胆”竟然可以如此贴切地描述她们的人生。
与此同时，何飞所在的毛坦厂，考生们依旧不得不在题海中疲于奔命，但这样的疲于奔命却往往并不意味着好结果。
两位女孩都没有被理想的大学录取，然而没有被耶鲁录取的刘云昊最后选择了美国名校西北大学，而只考上三本的何飞却不知自己的未来路在何方。
在经历了这样的挣扎之后，何飞依然成为了高考的牺牲品。

在北京实习期间，我曾经在三里屯见到过刘云昊，她挽着男朋友的手臂，笑脸盈盈，我似乎看到一种我无法可想的光明未来在她眼前展开。
我们在这两个女孩的故事中看到了阶级的鸿沟，可真正令这两个女孩不同的，并不仅仅是教育水平。
因为何飞毕竟身处于“高考工厂”的毛坦厂，因此她对于试题的机械式训练远远高于前者。
真正的不同在于：何飞没得选，她只有高考。而她也没有资本进行多样性的人生决策。
因此，她的选择能力接近于零。
失去了高考这次改变原生阶级的机会之后，在她之后的人生中，她依旧会遇到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可她不会有足够的胆量和智识进行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大概率会在随波逐流中完成这些决定命运的选择。
还是“钱壮人胆”，壮的是选择的底气，壮的是那双能看到不同选择的眼睛。
因此贫富差距并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是你能不能看到那个未来更大的世界。
而第三个女孩的故事则更加耐人寻味，她证明了当你能够看到那个选择的时候，贫穷有时并不是阻碍你的借口。
林兰兰的选择
大专女孩的留学梦
她叫林兰兰，1999年跟随来沪打工的父母移居上海，她抓到了一手比何飞手中还烂的牌。
她甚至都没有读高中的机会，2008年，她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由于办学资质问题遭到取缔。
她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读了一所中专。
留在上海，就意味着放弃高考，意味着可能不会再有上大学的机会。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对当时的她来讲，其沉没成本不啻于一场豪赌。
那时她给自己的人生规划和何飞一样，都是沿着现有的既定轨道：她选择了和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准备要“考大专”。
可好景不长，在2014年的时候，国家政策传来，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进入大专的门槛突然提高，无法进入大专的林兰兰面对着人生的第二次巨变。
是回老家准备高考还是留在这里考大专碰运气？摆在她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这两条。
这时她之前的老师给她带来了一个消息：UWC(United World College)世界联合学院在中国的招生即将开始。
世界联合学院是一所实验性的世界性学院，它为申请者提供全额奖学金进行为期两年的国外学习，并颁发大学预科的文凭。
在此之前，上海曾经有过一名叫李新月的女生，以中专生的身份申请成功。
这让林兰兰看到了曙光。
但实话说，林兰兰并未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和她一起竞争的，还有无数大城市国际班的学生。
她坦言：
UWC只是我试一试的一个选择，如果失败了，中专结束以后，我可能会选择工作，或者继续考大专，或者读夜大之类的。
但命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其不确定性。
在魔都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里，不仅有着将一切社会底层吞噬的两级贫富分化，也有着其他地方难以比肩的选择的机会。
接下来的一切仿佛做梦一样：
她发出了申请，争取到了去北京面试的机会，一路披荆斩棘击败了无数优秀学生，成功被这所“录取率与斯坦福相差无几”的学院录取，并获得了53万元的全额奖学金。
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她面前徐徐开启。
然而这个故事最美的部分并不在于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尾，而是林兰兰第一次参加UWC分享会的时候。

那时，她坐在台下听着成功申请的人介绍经验，讲着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
远在大洋彼岸的古老帝国，穿着五彩斑斓的吉普赛人，还有那由学校组织的舞会。
那一刻，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有其他选择，而那一簇至此在心中燃起的火苗也成为了这个故事最闪耀的光亮。
灰姑娘故事的后续
林兰兰的“米字路口”
林兰兰的故事在2016年迎来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后续，在那一年，她又一次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来到了枫叶国名校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
林兰兰的跨越阶级梦想似乎实现了，但这个梦幻一般的“灰姑娘”故事也有着阴影。
《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流落到了荒岛上，岛上的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
后来主人有时外出就把城堡的钥匙交给他打理，对他说你可以进到城堡的任何一扇门，但是有一个房间你千万不要打开。
后来过了一个月，那个人终于无聊中打开了那扇门，结果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近乎完美，里面的人都把他当做皇上供着。
可就在他高兴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鹰把他抓走，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这个时候城堡的主人也回来了，告诉他这个门只能打开一次。这个人无论再怎么怀念那些美好的事情，可却再也回不去了。
这个旅人的故事正是林兰兰未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扇阶级跨越的大门对于林兰兰而言，可能只能打开一次。
她几乎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任何的一点生活中风吹草动都会很容易将她打回原形。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她在毕业后没有在工作机会稀少的温哥华得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她的家里无法为她提供任何帮助。
那时摆在她面前的，恐怕只有悻悻回国这一条路。
而对于一部分幸运的年轻人而言，人生的重要选择并不是只有一次机会。
我的大学老师曾经在课上给我们播放过一部叫《米字路口》的纪录片。
她想给我们看的是在新闻专业就业回报率的江河日下的过程中，这几个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留学生将如何自处，并让我们思考新闻专业在异域他乡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却不是这里。而是里面一个叫章文雄的留学生。
他在哥大毕业后，由于当时的就业政策对留学生极不友好，他所持有的OPT签证没能让他找到满意的工作。
而他人生中心心念念的最大梦想则是留在纽约这座位于世界中心的城市。
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再申请一个艺术学硕士，继续在纽约一年，看事情会不会有转机。
这个价值100多万人民币的奢侈选择是林兰兰永远无法可想的，也是她即使奋斗成功也至少需要两代人的积累才能够实现的“选择”。
即使留在纽约一年，也是一个奢侈的选择
曾经有人好奇，为什么同一个班级毕业的同学，在几十年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这一个班级的每个同学原本就不同，只不过现行的教育制度将这些在阶级上“千差万别”的少男少女们“恰好”放在了同一个班级度过一段青春时光而已。
毕业之后，除极少情况下，他们都会回到各自原有的阶级切片中。
为什么高考招生模式弊病甚多，但是国家依然坚持这种选拔人才的模式？
因为它是目前的最优解。
因为没有了这条固定的赛道，不同阶级的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与成本千差万别。
在中产们忙着为孩子找中介上国际学校学习各种“上流社会的体育项目”期望能得到名校的青睐时，中国富豪赵涛的斯坦福舞弊案给了他们重重一击：
如果你能拿出650万美元给孩子上学，那么什么所谓的录取规则在你面前是废纸一张。
而在无数再也不能出贵子的“寒门学子”还在题海中拼死拼活时，深圳高考移民案中的那些“清华北大”的天之骄子让他们学到了关于成人社会规则的第一课：
公平永远是相对的，每个人的选择权也永远是不同的。
何飞、刘云昊、林兰兰，这三个女孩在人生道路的相同位置遇到了同样的名叫“高考”的岔口。她们面前的路，有的已经在山顶，有的在山腰，还有的面前是万丈深渊。
面对这条岔路，她们都做出了选择，虽然选择的结果就像那个关于光明人生的讽刺：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本文由LinkedIn原创，作者曹泽宇。广院电视民工，写字的直男。微信公众号：曹泽宇(id：tudoucao)，不定期讲一个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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