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时，正在柏林访问的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接受了一次手术。刚从麻醉中苏醒，他就跟医生开起了玩笑：“香蕉为什么是弯的？”医生耸耸肩，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没人去丛林里干涉它，把它掰直。”
赫希曼，经济学家与思想家
笑话太冷，没几个人能懂，却让我联想起康德的话：“人性这根曲木，决计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来”。至于香蕉的意蕴，估计赫希曼本人也未曾细想。“香蕉共和国”哥伦比亚是赫希曼为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哥伦比亚，香蕉才成为赫希曼喜欢的一个隐喻。
1952年，时任哥伦比亚政府经济顾问的赫希曼被一个漫画家朋友画到了香蕉树上。画面上赫希曼坐在蕉叶上，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上身，翘着二郎腿，严肃地盯着手上拿着的生产计划。计划中画着一只大香蕉，还有细密的数字表格。在树下，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正在收摘果实，背景是地球的半个圆弧。赫希曼把这幅漫画做成了圣诞贺卡，寄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卡下方有手写的标题：“香蕉是很好的食物。今天我们吃它，明天我们来计划。”
这当然是一种精妙的反讽，只有那些熟悉赫希曼风格的朋友才能领略得到。如果说香蕉意味着复杂对简化的嘲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赫希曼的人生也是如此。毕其一生，他都在揭示“计划”的荒诞与失真，都在呼吁人们正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从中提炼行动者所需的希望，以此来质疑和对抗妨碍进步的那些僵化的观念——无论它们是保守主义、理性主义、目的论还是别的什么宏大观念。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可能主义”（possibilism）来形容自己倡导的这种积极的态度，一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快乐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远不会”。
赫希曼之所以新创“可能主义”一词，也是要跟天真浪漫的进步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一个可能主义者或许在行动上会具有堂吉诃德的某些气质，但他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讲，可能主义者是对赫希曼自身的刻画，也是对某一类行动者的定义。这样的人，应该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高度敏感，有着强烈的务实精神，却从不把确定性当作思考和行动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准确地抓住了可能主义者的精神内核，他将赫希曼的传记题为《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入世哲学家》，[美]杰里米·阿德尔曼 著，贾拥民 译，中信出版社 2016年版
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实在太丰富，太传奇。要很好地阐述它，阿尔德曼花了78万字，800多页。这部传记还未问世时，我曾像玩拼图游戏一般，从各个渠道收集关于赫希曼的信息，也写了不少文章，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深远却被忽视的智识英雄。而这部传记第一次把赫希曼的“全息影像”投射到当今这个世界。

一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自动拥有“主义”，包括赫希曼。1915年他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出身富贵，父亲是外科医生，都是世俗化的犹太人。赫希曼的青少年正处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享受过荣华，也目睹了崩溃。他在著名的柏林法语学校整整度过了9年光阴，直到1932年毕业。在那里，他尽力夯实知识基础，扩展自己对世界的兴趣。他还喜爱运动，喜爱攀岩、划艇、游泳和网球，参加过全国划艇锦标赛。早年的学习成绩，预示了赫希曼在语言上的天赋。除了法语、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后来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少年时的赫希曼
那时候的赫希曼还算不上一个可能主义者。相反，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觉得马克思主义“令人兴奋”。尤其当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重创社会殃及家庭，他认为左翼的政治方案似乎完全可以和现实情况相对应。在老师的指导下，他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两卷本的《历史唯物主义》。1930年，不满15岁的赫希曼加入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投身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活动。
大萧条的阴影挥之不去，马克急剧贬值，政府信用一文不值，到赫希曼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3。他逐渐意识到，要解释身边发生的这场巨大的危机，经济学比政治学更有优势，因此他决定报考柏林大学的经济学专业。1932年下半年，他进入柏林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学院，成为政治学和统计学研究所的一名学生。
也就在那一年，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37%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在国会中占据了230个席位，犹太人的处境岌岌可危。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总理；2月，国会纵火案发生，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肆逮捕左翼人士，所有反对党皆遭取缔；3月，纳粹学生冲进柏林大学图书馆，焚烧了数万卷不符合“德意志精神”的书籍。就在这个月，赫希曼的父亲因病去世。4月2日，赫希曼决意离开柏林，前往巴黎。
当选总理的首日，希特勒在窗口向支持者致意
后见之明如我者，当然佩服一个未满18岁的犹太左翼青年的果决，要知道他决定离开德国之时，距离水晶之夜尚有5年。然而事实是，在当时那只是一次令所有人都感意外的出走。不能说赫希曼没有权衡，但他并无计划。如果不是纳粹的嚣张，假如父亲没有去世，他不会做此选择。亲友们以为他只是想去巴黎散散心，他自己也没做什么准备，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奥德赛之旅已然开启，再度踏足柏林的土地须在46年后。即便如此，从这个开端式的事件里，仍然看得到一个可能主义者的潜质——直面现实，勇于行动，乐观地看待未来的不确定性。
水晶之夜后损坏的犹太人店铺
坐着火车驶进巴黎，赫希曼去找他以前的家庭教师，希望寻到一处栖身之所，结果扑了空。一群住在那里的希腊犹太难民收留了他。5天后，即1933年4月7日，赫希曼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独自一人庆祝了自己18岁的生日。
巴黎对于赫希曼而言非常重要。不像同年流亡此地的阿伦特、本雅明，他更年轻，正处在心智成熟的前夕，巴黎为他与旧我决裂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机。
在那段日子里，赫希曼逐渐意识到，过去让他热血沸腾的“主义”里，包含着太多言行不一的表演、僵化教条的说辞——现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人类无法获得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整全性的认知，真正的智慧必然是谦逊的、实证的和经验的。它需要一种高超的思维炼金术，把现实中无数的思想碎片与无数的事实悖谬收集起来，加以提炼升华，作为行动的依据。
在巴黎没多久，赫希曼做了一户法国人的家庭教师，还考上了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靠兼职收入和奖学金，他的生活步入正轨。他的社会交往多了起来，法语水平突飞猛进。他还结识了未来的姐夫，意大利革命家科洛尔尼，后者对他的影响十分巨大。
科洛尔尼
1935年，赫希曼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奖学金前往英国。此后三年，他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四个国家之间游走，轨迹相当复杂。奇怪的是，这个阶段的赫希曼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没有书信，没有文章，也没有手稿或日记。非但如此，直到去世他都三缄其口不置一词。为什么？阿尔德曼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释。不过有些旁证足以表明，那三年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巴黎时光。至少后来赫希曼承认，直到他进了伦敦经济学院才如梦初醒，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一位指导过他的经济学家在推荐信里热情洋溢地表扬道：“……他表现出极强的研究能力，不仅善于收集证据，还能够做出合理的、独立的判断。总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学生……尤其适合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这让21岁的赫希曼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很有希望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成绩。
1936年7月，当赫希曼带着推荐信从伦敦回到巴黎，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他立刻投身战场，成为首批抵达西班牙的国际战士。在加泰罗尼亚，他加入了西班牙统一工人党组织的志愿部队，战斗在阿拉贡前线，参战的时间比乔治·奥威尔早了半年。正因如此，年轻的赫希曼比奥威尔更早察觉到了斯大林的意图。他坚决拒绝加入受苏联操纵的国际纵队，结果很快，危险就朝他逼来。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身边的战友却神秘失踪，或即刻枪决。当自相残杀和阴谋诡计在左翼联盟中愈演愈烈，赫希曼选择了离开。敏锐的观察力与超强的行动力救了他自己——大半个世纪过去，解密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显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已经盯上了他。那份秘密报告“严正地”提醒有关方面，赫希曼是一名使用德国护照的“危险的托派分子”。
西班牙内战
赫希曼逃到了意大利小城的里亚斯特，在姐姐的家里写信给母亲报平安。信中他轻描淡写地把西班牙的冒险称为“我所经历的最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随后，他在那里重新投入经济学的学习。1938年6月，他在的里亚斯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不过赫希曼没有放弃反法西斯的斗争。他加入了姐夫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负责传送情报。在巴黎与意大利的往返火车上，他时常装扮成一个手提箱子的德国留学生。手提箱装着孟德斯鸠的著作和换洗衣物，箱子的暗格里却藏着各种重要的东西。
差不多就在赫希曼拿到学位的时候，意大利的局势也变得糟糕起来。希特勒访问了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军暴徒开始袭击犹太教堂，的里亚斯特大学的一些人签署了《种族主义科学家宣言》，警察局勒令赫希曼提交身份的附加证明。再一次，他必须尽快逃离。1938年夏末，他重返巴黎。
这时候的赫希曼不过23岁，却已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兵”，一个真正的可能主义者，不放弃任何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他一边研究经济学，一边关注着整个欧洲的时局。1939年8月，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赫希曼感到战争不可避免，他重新拿起了枪，加入了法国军队。但德军绕过了马奇诺防线，两个星期后攻到巴黎城下，驻守城外东区的赫希曼根本没有机会开枪，就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散了。他改了名，拿着伪造的通行证，逃到了法国南部，化身为一个出生在美国的法国人。
马奇诺防线
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找到了赫希曼，此人名叫瓦里安·弗莱。纽约的一群有识之士组成了一个“紧急营救委员会”，旨在搭救那些羁留在法国面临纳粹追捕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弗莱是这一计划的具体执行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执行计划的复杂和困难可想而知，幸好弗莱得到赫希曼的大力协助。事实上，赫希曼承担了整个计划中最危险的任务。他为那些被维希政府列入监控名单的人伪造证件，筛选甄别逃亡者的身份，筹措逃亡所需的各种费用，设计并亲自勘察秘密的逃亡线路，甚至负责去集中营里“捞人”。他们营救的人既包括夏加尔、杜尚、阿伦特、本雅明、亨利希·曼、布勒东等一大批名人，也包括很多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以及困在欧陆的不少英国士兵。短短半年多时间，他们救了2000多人的性命。2001年的电影《瓦里安的战争》，就把弗莱和赫希曼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
《瓦里安的战争》的电影海报
紧急营救委员会的活动很快引起了纳粹德国和法国当局的注意，赫希曼更是成为宪兵搜捕的对象，他不得不再次选择逃亡。在汉斯·菲特寇夫妇的帮助下，他伪装成一个采集草药的本地人，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到了西班牙。1941年1月，他乘船抵达美国。
当横渡大西洋的旅程接近尾声，赫希曼在船上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依然将自己之前的经历轻松地称为“一系列不寻常的幸运事件”，还说经过那些历练他一定会在美国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事情的发展没有赫希曼想像的那么乐观，当然他更想像不到，英雄的行为会成为自己的“负资产”。

二
到了美国，赫希曼对过去的经历守口如瓶，一心只想融入那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的时候，不少辗转听闻过赫希曼事迹的学生老是要求他谈谈个人经历，有些人甚至掏出笔记本，随时准备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但是赫希曼不愿意这么做，他想继续自己的学业，而不想成为同学眼里的“世界奇迹”或者别的什么神奇人物，以至于最终他选择搬出了国际学生公寓。
在伯克利分校期间，赫希曼发明了著名的基尼系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他试图把困扰时人的两大问题联系起来：第一，如何解释纳粹的扩张欲望？第二，世界贸易体系的未来方向。现在看来，他将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一并考虑的路数，预示了弗朗西斯·福山对国家能力的思考。另一方面，赫希曼的处女作还预示着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将持续保持的特征——擅长启发性的隐喻、喜欢发明新奇的术语，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动机与制度基础的高度关心。
《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
珍珠港事件打断了赫希曼的思考。婚后不久的他再次申请入伍，第三次投身反抗法西斯的战斗。他热切地希望重返法国，他相信自己过去作为一个积极反抗暴政的战士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不是一个美国公民的缺憾”。
奇怪的是，他的入伍申请拖延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春天，他才接到军队的征召，奔赴北非战场。更令赫希曼纳闷的是，虽然他属于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一分子，但上级似乎并不重视他丰富的对敌经验。既没有安排他从事对德情报工作，也没有让他进入可以发挥其长的研究与分析处，而是把他编入一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队伍，做了一名普通的翻译。
1943年奔赴北非战场前，赫希曼和他妻子的合影
随着对德作战的路线抵达意大利，赫希曼在罗马一家书店里，偶然读到了刚出版不久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对计划体制的怀疑，对复杂世界的认知，都引起赫希曼强烈的共鸣。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里，赫希曼已经明确指出追求权力集中是现代国家的内在的“精神倾向”。如何让个人不被体制彻底压垮？《通往奴役之路》促使他进一步思索经济学的意义。
《通往奴役之路》的中译本
现实的阻碍使赫希曼有些困惑，越接近战争的尾声这种感觉越强烈。他“已经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成为一个著名学者的念头”，甚至想放弃美国，带着妻子回到欧洲。然而死于法西斯暴徒之手的科洛尔尼却在暗暗地提醒他，过去的那个欧洲不复存在了。
1945年冬，赫希曼返回美国，并从军队正式退役，这标志着一个战士的光荣退隐，却无法说明更多的事情。战时被征召的教授和学者纷纷回到学校，一起从战略情报局退役的同事也有不错的去处，赫希曼却好像被政府遗忘了。联邦经济管理局、商务部、财政部、进出口银行等等，几乎所有跟所学专业有关的政府机构都婉拒了他的求职申请。最后在熟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先在商务部下属的外汇交易结算办公室无聊地待了几个月，接着转入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研究西欧的经济问题。在那里他为马歇尔计划出谋划策，并开始考虑欧洲各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可能。
1945年的赫希曼（左）
1951年，联邦储备委员会改组，赫希曼申请调到经济合作总署驻巴黎办事处工作，不曾想上级表示，公务员委员会下属的忠诚审查委员会不同意他调职，还相当露骨地暗示，他最好离开联邦机构另谋出路。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对这个人下了“逐客令”。幸好朋友提醒他可以去世界银行的拉丁美洲项目碰碰运气，赫希曼则再一次显示了一个可能主义者的特质，他迅速而大胆地决定，到哥伦比亚做政府经济顾问。所有人都惊呆了，赫希曼的妻子在《大英百科全书》里翻了半天才找到哥伦比亚的地图。然而早在18岁那年赫希曼就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并不需要事先把所有情况都弄清楚。”
为什么赫希曼在美国四处碰壁，经验和才华皆得不到政府的重视？疑问直到2006年联邦调查局的相关档案解密才得以解开。原来从赫希曼1943年参加美国军队起，美国政府就起了疑心。荒唐的是，怀疑的根据竟然是赫希曼的战斗经历。在一份秘密报告里，他早年对抗德国法西斯的活动被诡异地评价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法西斯”；另一份材料里，他奔赴西班牙内战前线的英勇行为，同样被视为不“首先忠于美国政府”的证据；他在马赛挽救了2000多人的性命，一个评估者竟然认为，那说明他很可能与英国或别的国家的情报部门有联系。1952年的一份备忘录明确地指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此人日后再一次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职位，除非他的忠诚问题已经完全得到了解决。”这让我不由得又一次想起同样在西班牙战斗过的乔治·奥威尔，他也一直被英国情报机构监视。
惟一安慰的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赫希曼在哥伦比亚的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实际上，他对那些怀疑一无所知。相反，他像一个闯进热带丛林的探险者，既充满陌生与好奇，又不乏跃跃欲试的激情。如果说，他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做的，更像是一个“转椅经济学家”的事情，那么在哥伦比亚他却是一个体验派。他拿着笔和纸走遍了整个国家，或检查灌溉项目，或丈量公路的里程，或与工匠、农民、小业主讨论收成和贷款，或计算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不仅体察，而且参与，尽力获得一种被人类学家格尔茨称为“经验亲近”（experience-near）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不久的将来成就了赫希曼作为发展经济学家奠基人之一的赫赫声誉。

三
要知道在哥伦比亚这一切有多么不易。当时的他不再单身，拖家带口，人地生疏，内战、暗杀、劫匪、破烂的道路以及颠簸的小飞机，各种危险时刻跟随着他的旅程。好不容易返回波哥大家里，还会不时做噩梦。不过最让他烦恼的还是内部的矛盾——他与另几位经济专家的意见老是不同。有人热衷宏大的发展规划，有人迷信抽象的数字，而赫希曼觉得一切都不可太天真，谨慎从事方是上策。他反对把哥伦比亚的现状粗暴地形容为野蛮和落后，反而认为，进步与成功事实上正在这片土地上时时发生，只是不像有些人期望的那么全面那么宏大。如何呵护这些细小的事实，远比制订空洞的计划要正确得多。
在哥伦比亚研究经济的赫希曼
可惜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相反激进的想法总是更绚丽也更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发生在1953年的政变就是证据。不过很快，哥伦比亚军政府上台伊始的各种承诺都落空了，当权者越来越独断专行，赫希曼也就于1954年4月结束了他的两年合约，抽身离去。为了找到工作，他去了一趟华盛顿，不过很快他就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因为麦卡锡主义的浪头正在接近最高峰。最终，他在波哥大开了一家咨询公司，门口的牌子上写着：“阿尔伯特·赫希曼：经济与金融顾问”。
他为很多企业提供咨询意见，不少政府机构也找上门来寻求帮助。中央银行需要给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指南，赫希曼很快交出了一本《哥伦比亚：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其中丰富的内容预示了他对发展经济学的思考方向。在那段日子里赫希曼一家的生活，更像那幅制成圣诞卡的漫画表现的景象了。只不过就专业而言，此时的赫希曼，完全处在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视野之外。
1954年10月，边缘状态被打破了。麦卡锡主义的声浪一落千丈，至少在知识阶层，紧绷的神经正在放松。不少美国学者开始眼光朝外，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革进程。作为拥有第一手现场经验的经济学家，赫希曼受邀回到美国，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在这场学术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和投资规划：基于哥伦比亚经济的反思”的论文，再一次对那种包罗万象的全面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演讲时他提醒在座的各位，不要过分迷恋理论分析与统计数据，摒弃计划倾向，尊重现实，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实践意义与真实意愿。
显然，赫希曼的意见太超前了，在场的学者没有谁会在意。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他在那样的场合直言不讳更像是欠缺考虑的冒失之举。不过天性使然，这就是可能主义者赫希曼。他坐上飞机回到哥伦比亚，继续他的顾问工作。
两年后参加过那场会议的人忽然想起了赫希曼。1956年耶鲁大学经济系邀请他去做客座研究教授，不需要承担任何教学任务，可以完全自由地从事研究和写作。赫希曼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就此，他从无人注意的边缘一跃进入美国学术界的心脏地带。
在耶鲁大学期间，赫希曼完成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的写作。在这本书中，他给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所谓“平衡增长”理论浇了一大盆冷水。在此之前，平衡增长理论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根据这一理论，贫穷的国家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共同导致的。劳动力过剩、储蓄额不足、投资水平太低、基础设施落后、传统制度僵化等等。这些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因此平衡增长理论的倡导者提出，要针对这一系列因素，确立一套完整的指标，全面突破，全面发展，才能达致一个国家的进步。偏偏赫希曼不这么看。他认为，不能够急切地把贫穷的国家判定为“病态”，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各种因素都处在同一水平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不平衡的状态既是历史的常态，也是进步的动力。因此赫希曼相对应地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强调发展具有优势可能性的因素，来带动其它因素的良性变化，用连锁反应的方式，达致经济的整体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
赫希曼的理论对拉美世界的经济学家影响甚巨，他这种带有辩证色彩的思维方式也给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不小的触动，其影响体现在后者的杰作《冲突的策略》之中。另一方面，谢林也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写作提出了不少关键性的意见，并提醒赫希曼注意把特殊经验与一般理论予以有效的结合。有趣的是，正是谢林帮助赫希曼进入了耶鲁大学，才真正开启了一名职业学者的学术旅程。
《经济发展战略》的反响巨大，褒贬不一。有的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少见的经济学杰作，也有人认为赫希曼夸大了决策能力的作用。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赫希曼的实证精神与创造能力都得到了公认，使这本书甫一出版就成了经典之作。许多顶尖的智库和高校向赫希曼伸出了橄榄枝，不经意间，他还成为美国学者与拉美学者之间一个难得的枢纽式人物。
在耶鲁大学客座研究教授的位置上待了两年，1958年赫希曼接受兰德公司的邀请出任常驻研究员。不久肯尼迪的顾问团队也想延揽他，但他拒绝了。第二年，当耶鲁大学还在考虑如何把赫希曼转为正式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抢先一步，请他去讲授国际经济学，并且很快把他的教职转为终身教授。

四
少年离乱，青年战火，壮年漂泊，终有彻底结束之时，求真的激情与职业生涯也有望得到完美的结合，照理说赫希曼应该很开心，但是他的内心却生出疑惑。因为他从来都很清楚，做一名学者与做一名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学者追求真知，知识分子却应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他更愿意做后一类人。“教授”这个职业会不会让他偏离过去的理想呢？
在接受聘任之前，他思考了好几个月。进了大学，困惑似乎还在。他不想传授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想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教给学生。这个主意看起来不错，实施起来却异常困难。因为就根本而言，赫希曼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对教育方法缺乏足够的认识。他想在课堂上用隐喻、悖论、谜题、警句等等来启发学生的心智，可他又过于精益求精，力求每句话都经得起推敲，讲起课来时而天马行空时而吞吞吐吐，学生们也听得云里雾里如坐针毡。而这种难堪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赫希曼对教学的紧张和焦虑，以至于他经常在上课之前先得冲进厕所里去呕吐——实际上他在教学上一辈子都没什么进步。
相形之下赫希曼在学术研究方面则是如鱼得水，并于1963年出版了另一部轰动之作《迈向进步之旅》。在这本书中，他“高举实证的火把，近距离地、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了拉丁美洲政策问题的历史”，表现出他对自己相当“异类”的写作有了更强的信心：不再试图寻找放之四海的普适理论，也不再追求非黑即白的准确答案，而是为那些喜欢并愿意接受多个答案的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可能主义者想培育更多的可能主义者。
《迈向进步之旅》
效果非常明显，在《迈向进步之旅》的影响下，拉丁美洲迈入了一段颇有希望的改革历程，其中一位改革者还当上了哥伦比亚的总统。因此赫希曼获得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绰号“改革贩子”。他后来也承认，自己的这本书的确是一本“改革贩子手册”，其目的是对抗切·格瓦拉的那本非常畅销的《游击战争手册》——他希望发展中的国家用温和的改革对抗激进的革命。
切·格瓦拉的《游击战争手册》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赫希曼还明白了一件事，他已经跨出了经济学的界限，进入了更广泛领域。事实上也是，相比于那些经济学家，他更喜欢和萨缪尔·亨廷顿、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等人做朋友。渐渐地，他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间的那个连接符”。虽然这一定位过于谦逊，但透露了赫希曼的志趣。
然而差不多同时，拉丁美洲的改革之路突然中断。1964年4月巴西政变，民选政府被推翻，预示着这块大陆上即将发生的一系列糟糕之事。之后的几年时间，哥伦比亚、多米尼加、阿根廷等等都陷入动荡，联合国大力鼓吹的“发展十年”化为泡影，《迈向进步之旅》也从宣言沦为了悼词，这让赫希曼非常沮丧。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转投哈佛大学，然后立刻休假，制订了一个宏大的全球考察计划，深入世界各个贫穷国家，去寻找改革与发展的持续之道。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水利、灌溉、发电、铁路，都是他考察的对象，最终写出了《发展项目述评》一书。
他的著作再一次对拉美的学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批社会科学家在他的鼓舞下开始挑战赫希曼所谓的“结构主义谬误”——一切问题都有结构上的“深层原因”，故而危机与困苦深入骨髓几近宿命，惟有革命可以解决之。其中包括赫希曼的亲密朋友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后者未来做了巴西总统，是国家民主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奠基者。
尽管学术研究上春风得意，但是哈佛大学的教学任务仍在“折磨”着赫希曼。一位非常崇敬他的学生私下里说，赫希曼是哈佛大学里“最糟糕的老师之一，他的授课技巧简直惨不忍睹”。赫希曼一想到上课就觉得自己痛苦得像一个马上要期末考试的小男孩，失眠、胃痛、腹泻不止。所以当斯坦福大学邀请他去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他简直高兴坏了。因为到了那里，“除了坐下来静静地思考之外，我没有任何其它的任务！”
事与愿违，时逢上世纪60年代末的乱局，美国在越南泥足深陷，学生运动，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遇刺，怒火在全国蔓延。哈佛大学很乱，斯坦福大学更糟，赫希曼甚至认为那里有些人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不过他倒是觉得，只要不教课，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就是天堂所在。
1969年赫希曼在斯坦福大学
安顿下来后他立刻开始工作。发展经济学已经慢慢淡出他的视野，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在现在的赫希曼看来，当现代社会的危机越来越深重，学者的眼光却被日趋专门化的学科分类分割成了碎片，根本无法应对现实。因此社会科学诸领域不仅要加强合作，还有必要促进彼此间的交叉与融合。有可能的话，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还有其他社会学科，应该成为统一的科学，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不过他认为眼下首要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家如何祛除对理论的痴迷，以及对“伪洞见”的狂热。
在《对希望的偏好》一书中赫希曼毫不客气地讽刺那些痴迷理论的经济学家患上了走马观花综合征，发明的理论原本至多仅限于有趣，却偏偏被人推许为“极其发人深省的”或“令人非常兴奋的”。这种急于进行理论建构的认知方式非常有害，实际上妨碍了人们去理解现实。至于那些所谓的理论模型，本身往往错得离谱，还相当陈腐，以至于反动。他引用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格言提醒同行们：“一切过于简单的都不真实；一切过于复杂的皆归无用。”
既然涉及到认知方式，赫希曼不知不觉又进入了心理学的范畴。与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合作，足见赫希曼“卷入”心理学领域之深。他们的合作成果，成为了《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的灵感来源之一。
《退出、呼吁与忠诚》
《退出、呼吁与忠诚》全书仅有97页，比一篇论文长不了多少，却是赫希曼最受人欢迎的作品。迅速地，书名中的三个单词成了社会科学领域引用得最多的“三声部”。普通读者也对它的现实意义心领神会。退出与呼吁，简单而准确地刻画了人们面对组织衰败的犹豫心理。进还是退？机制是什么？根据在哪里？赫希曼的书写可谓字字珠玑意蕴丰富。另一方面，对赫希曼本人而言这本书也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他的智识之旅进入了更加广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确定性、非均衡性、不稳定性都不可以被轻易地标签为“失灵”、“失衡”和“失序”，反而有可能成为事实的核心。
赞美之声四方涌来。经济学界将这本书誉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政治学家指出，赫希曼对呼吁的分析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政治哲学家的反响也非常热烈，他们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会，把赫希曼比作社会科学家中的摇滚巨星。在现实政治的语言里，无论是敦促基辛格辞职，或是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退出和呼吁都都成为人们避无可避的时髦用语。以至于有人开始担心，《退出、呼吁与忠诚》获得的时尚风评，会不会导致人们无法严肃认真地对待它。
当赫希曼从斯坦福返回哈佛，声望达到了顶峰，不过他本人相当淡定。他反思自己的写作，同时回顾过去的经历。他向自己提问：“你认同现在这个阿尔伯特·赫希曼吗？”1970年夏天他有了答案。在一篇论文里，赫希曼第一次称自己为可能主义者，并试图以自身为例，为这个世界引入一种与悲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对立的新思维或新自由——一种“进入非预期的未来世界的普遍权利”。显然，呼吁不是针对某一类专家，而是所有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点，相较于学者这个职业，赫希曼始终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责任。

五
责任也继续体现在赫希曼的行动中。1972年春天，赫希曼参加了一个名为“教授行军”的反越战示威活动，还为支持撤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助选。他明确表示，看到尼克松轰炸北越的暴行，他非常愤怒，“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还从来没有什么事件能让我如此迫切地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那一年他57岁，战场上留下的伤痕清晰可辨。
反越战示威活动
就在同一年，他再一次摆脱了令自己焦虑无比的教学任务，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随后被聘为终身社会科学家。在那里他的研究相当平静，甚而有些惬意。在此期间他不断地返回拉丁美洲，从现实的土地中挖掘持续思考的能源。在那里，赫希曼也见识了芝加哥男孩（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一群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魔力”，并毫不留情地把这群打着芝加哥大学旗号的货币主义者称为贩卖虚假确定性的不自量力的思想二道贩子。
遗憾的是，赫希曼的批判还未展开，他的很多老朋友已经死于军人与二道贩子的攻击，包括当时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就像当年在法国马赛拯救阿伦特等人那样，赫希曼筹集资金，利用各种机会，拯救了很多遭到迫害的拉丁美洲学者。他还担任了拉丁美洲研究联合委员会主席，尽力把一大批进步学者庇佑在国际学术网络之中。不过正如他一贯的低调风格，赫希曼不喜欢标榜什么，更不自诩为救世主。他再次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却始终保持沉默。
智利总统阿连德
1976年赫希曼又一次访问拉美，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改革的第一丝春风。他认为至少在巴西这样的国家，专制政权开始出现了裂纹，要使之扩大，需要人们怀有更强烈的希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挑战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譬如市场需要独裁、经济精英应该与军事强人相结合等等。赫希曼决心要粉碎这些束缚了想像、葬送了希望的所谓共识，为未来寻找更多的可能。
奇妙的是，针对现实的思考将赫希曼带回了一段历史的起点，即现代世界刚刚奠基刚刚形成的时刻。为此他大量阅读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爱尔维修、维柯、休谟以及大批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著作，并做了很多笔记。他在笔记里写到，在那个历史的开端，对资本主义的期待与使之正当化的努力，交织着希望与失望，而这些思想和情感，却被后世遗忘了。如果他能够恢复这段“记忆”，一定有助于人们拒绝各种极端主义的诱惑。不管这些诱惑是有些人希望的所谓“纯粹市场”，还是另一些人鼓吹的所谓“社会革命”。思索在1977年结出果实，这就是《激情与利益》一书。
《激情与利益》
和《退出、呼吁与忠诚》一样，薄薄一本的《激情与利益》获得的反响也是极其强烈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齐齐赞颂，很多好评来自赫希曼完全想不到的地方。但他没有在赞美中陶醉，反而谦逊地表示，写作《激情与利益》的目的不是消除争论，而是提高我们争论的水平。在未来的著作中，无论是《转变参与》还是《反动的修辞》，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
假如读者细心，一定会发现赫希曼在学术上的谦逊，其实与他在战斗经历上的沉默，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只有在赫希曼的零星回忆里才透露出来。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契机，他讲到了自己在1940年夏天的一段经历。法国军队解散后，面临追捕的赫希曼必须逃出敌战区。在逃往马赛的途中，他骑着的是一辆偷来的自行车。他说这个事实一直困扰着自己，“我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正是这种敏感到有些尖锐的道德感，促使赫希曼从一个英勇的战士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
1985年，70岁的赫希曼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正式退休。当然，他的思考和写作的热情从未消退。他依然穿行在研究院的走廊，出现于各种研讨场合。不少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为赫希曼没有获奖而抱怨，并把他与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尔赫斯一并讨论。年轻的学者们觉得赫希曼是最接近“思想之神”的知识分子。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他的评价更加热烈。他说：“除了阿尔伯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术上的朋友如此理解我，让我如此崇拜。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古希腊人会把我们这种关系称为爱。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这样说了。”
在赫希曼获得塔尔科特·帕森斯奖的颁奖仪式上，从瓦里安·弗莱那里获取信息的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赫希曼早年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强调了赫希曼在马赛拯救众多艺术家和学者的经历，并把他称为“当代英雄”，然而宠辱不惊的赫希曼并未对此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自得之情。就像我将他称为“神秘博士”那样，他似乎更喜欢让自己隐没在神秘的时光之中。在后来的一篇笔记里他这样写到，有些人的一生有一个毕生一致的崇高使命，这个使命就足以概括他们的一生。“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一条让讣告作家写起讣告来非常容易的人生之路呢？”
由此可知，《入世哲学家》只是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第一部传记。关于这位伟大的全球知识分子，探索之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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