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走向改革开放
前言
  出了个门,才发现今天是高考日。除了很多家长聚集在考场门口等待,还有威猛的特勤车辆维持秩序,实在是不小的阵仗。想起了90年代初我的高考经历,当时全国统考日期是7月的7-9日,大家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到考场,考完后各自骑车回家。校方很关心同学们,教室还放了几桶冰块。
  近150年前,距离现在差不多隔了五六代人,《NEW YORK TIMES》的记者写了篇对晚清考试的观察报道,具体时间是在1875年7月6日。现在读起来,依然别有一番滋味。当我们看到别人眼里的自己时,除了好玩,更多的是惊讶,居然有那么多自己未曾察觉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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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学校老照片
正文
  大清国的教育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一群群稚嫩的小男孩们抱着满满的一包书去上学,他们的书包通常只是个蓝色的布袋。
我前天去参观了一所小学堂,这些学堂其实很好辨认,你只要循着学童们发出的喧闹声找去,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发现一间教室里有位长者带着大约20名学童在念书。孩子们在课堂就坐的方式并不像我们英国孩子那样,他们的课堂里摆有好几张小桌子,每张课桌旁坐着一个或两个男孩。
  这个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具新制作的柏木棺材。很显然,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非常特别的是,在这具棺材的端头上贴着一张鲜艳的红纸,上面写着一个“喜”字,这个字在汉语里代表幸福和快乐,其含义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的含义没有一点关系。这与我们英国人真是太不相同了。
原注棺材一词,取官和财的谐音,寓指当官发财。为什么读书?清国人很实际,讲老实话,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追求知识、追求学问,倒在其次。不过,想起来也很可笑,这官和财竟是与“棺材”连在一起,离死亡不远。
大嗓门背诵是千年传统
  学堂是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全体孩子都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叫喊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正朗读着的课文背诵下来。当他们觉得自己能背下那些内容后就去找校长,然后背对着校长,表示他们无法看到校长手中的课本,并开始一字不差地复述他所学到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用这种教育方法教育学生,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大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当我发现这些小家伙们正朗读着的课本并不是什么儿童入门之类的书籍,而是大清国的经典文学著作时,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有人指给我看的一位男孩正朗诵着孟夫子的作品,还有人对我说谁谁能背读清国著名学者所有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请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并且还能凭记忆把它们背诵下来,如此你就不难明白清国人的教育方式了。
江南贡院 万人考场
  这种教育方式一直要持续到学生们参加会考。会考制度在清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重要程度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大清国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核心。虽然这是中国一项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我认为,对它好好研究一番肯定会对我们英国人自己的考试制度有所裨益,毕竟我们自己的考试制度才刚建立起来不久。
  清国人这种考试制度的宗旨无疑是好的,但它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可想而知,一种沿用了上千年之久的制度,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也决不可能再适用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能背诵孔孟的著作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仅仅把一些简单的词句硬塞进一个人的脑袋里,这绝对算不上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人的大脑除了记忆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功能。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一直存在着是多学习经典著作还是多学习一些现代知识之间的斗争。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否定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但把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条狭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开放人类知识的整个殿堂。宣称“世界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到昨晚十点半”的美国人在教育上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每天早晨早餐时间阅读的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文,就是世界历史没有包括进去的一页,就是这一页,让世界历史总是停在“昨晚十点半”的位置上。
魏源,号称近代中国看世界第一人。他广泛收集外国文献和著述,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和科学技术,是当时东亚介绍西方最全面的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在大清受到冷遇,更成为知识界之禁忌。而这本书流传到东瀛后,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广泛流传,多次重印,一书难求,“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
士,大清的知识分子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通常都非常仇恨外国人。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
  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清国女孩的脚在幼年时就被人为强制地束裹起来,迫使它们停止生长。而清国男人们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这里的女人走起路来活像一只尝试着只用两条后腿行走的山羊,而这里的男人在现代知识的道路上行走时也如他们的女人一般无能为力。
湖南淮阴人郭嵩焘,正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为官清正廉洁,在晚清官场处处碰壁。后得益于洋务运动,于1876年冬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节。在英国期间,郭嵩焘虽近六十高龄,还像小学生一样学习英语,加强与外界沟通能力。他认真地观摩、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每天都坚持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在日记里。后将英国一行的文字整理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各国衙门,公开刊行。然而,朝廷士人惊慌失措,群起攻之,轮番弹劾郭嵩焘。朝廷旋即将《使西纪程》召回销毁。
  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外国文明开始的年代晚于孔夫子的时代,而受过中式教育的清国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需的初步知识都没有。在北京国子监的大门外面立有一块醒目的标志牌,上面题道:“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而在这座大门里面的标志牌上则题道:“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这意味着,在19世纪的大清国,要让一个男人成为其他男人的统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学识仅仅就是那些经典著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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