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偶然一个机缘听说东城禄米仓胡同里有一个叫智化寺的地方,有传承下来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代音乐,名曰:京音乐。每逢上午10点,下午3点便有演奏。这种音乐据说是从燕国时期就有,后来入了明朝宫廷,又有明英宗的心腹宦官王振从宫里带进智化寺,由僧人口传心授至今,已是第二十七代。这种音乐主要以笙管为主,经过五百多年的糅合,集宫廷、佛教、民间多种素材,现在使用的《音乐腔谱》是康熙三十三年僧人容乾抄录的。倘真如此,今人便有机会听到当年明朝皇帝们听到的乐声,岂不有趣?
禄米仓胡同
智化寺在禄米仓胡同的深处,禄米仓胡同本身很乏味,从西口进去,两侧间或是占地为牢的单位院落,走到中间,则是传统平房,南北则有更细窄的小巷,是更为破旧凌乱的平房,总的来说,禄米仓胡同西部基本拆除,盖了些老楼房,东部还是原貌,但没有被重视成为“样板”胡同,院落被经年累月挤占加建成大杂院。
这乏味的胡同让我走到快怀疑人生了——这能有什么像样的寺院啊?因为已经看见胡同东口南北穿梭的车辆,说明胡同快到头了。而恰在此时,路北侧两个呆萌的石狮子头闯入眼帘,再往侧看,并不那么显眼的黑瓦灰砖山门赫然眼前,山门石额书:“敕赐智化寺”,在这个灰蒙蒙的冬日午后,如果不是石狮子,可能一下就走出胡同去了。
智化寺山门
整个寺院从山门开始,要比胡同的道路低下去一大截,仿佛是一个陷落的寺院。这是真古迹的标志。往往这些古寺院落,由于外面道路经年累月的修缮铺垫,不经意间几百年过去,都会比寺院高出一大截,像阜成门内大街的白塔寺也是这样,要下数节台阶,方可入山门,而原来的看门狮子即使有须弥座垫着,也往往露出个头和半身,非常呆萌。

一、国宝藏在深巷中
和杂芜的街巷不同,进了寺院(买票的哈,还要安检),却是别有洞天,院落修缮维护得当,气派庄严。要说北京城里,从明朝初期维持至今仍保持尚好的寺院,真是很少见了。这个寺院主体之所以躲过各种战火纷乱之劫,也没有被住户侵占挤占,是因为它早早地被划归北京市文物局管理。1931年夏天,我国建筑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刘敦桢先生来北平调查古物,他说:“闻城东有智化寺创于明正统年间,虽墙垣倾颓,檐牙落地,而规范犹间有存者 ”。在梁思成、刘南策等人的协助下,刘敦桢先生做了调查和测绘,完成了《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这项成果奠定了1961年智化寺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依据,并由此将其交付北京市文物管理局管理。这是新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智化寺与颐和园、故宫、居庸关长城等同期,可见其贵重,也令其躲过了历次运动对文物的毁灭。
刘敦桢先生
智化寺最初是由明英宗的心腹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所建,为正统九年(1444)。当初,王振本为举人出身,有点才学,但自觉进士无望便自宫入大内,被宣宗青睐便去东宫陪伴太子朱祁镇,成了他导师,得到倚重。朱祁镇九岁登基,是为英宗,年纪太小,张太后垂帘听政并拜“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老臣理政,这一期间,王振尚屏息曲委,识得脸色,耿耿忠心不逾距。但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逝,“三杨”也是老的老,亡的亡,致仕的致仕,王振开始擅作威福,相当程度上控制了英宗的理政方向。他引导英宗用重典治御臣下,反对开“经筵”,提倡文治武功,建议英宗去发展军事力量。譬如他竟然借英宗之谕帅文武百官到朝阳门外去阅兵,借英宗偏听偏信广罗网羽,打击正派官员,所以在正统后期,也就是英宗十六岁之后到二十四岁“土木之变”前的这七八年时间,宦官王振成了明朝老二,开创了明朝宦官专权的滥觞。后朝宦官不断以他为榜样,惑乱君主,毁坏国家社稷。
《明史》王振传:“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又云:“……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二十余株,其他珍玩无算。” 太监一旦得势都有这样特点:思维极端且内心阴暗,狂妄,虚荣,贪婪,没真学识却要扰乱朝纲以谋私利。王振非常贪财,大肆受贿,金钱重贿便可得高官要职,正人君子便招致打压怠慢,譬如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年)准备进京见上,亲朋劝他要给皇帝的大红人王振带上见面礼,结果这位耿直人偏偏甩着两袖清风,觐见皇帝,王振便指使其党羽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可见当时京城的官场风气之败坏!后来有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于谦才算免了死罪。
于谦像
话说正统后期由于王振揽权,在给自己建豪宅修楼宇同时,还妄想着权势永固,修个家庙为自己及家族荐福保平安,但他又非常喜欢炫耀其有皇帝的专宠,便请求英宗修“敕建”庙,以期皇恩沐浴,富贵永昌。建庙资财自己筹措,英宗恩准,他竟然土木轰隆热火朝天只用了两三个月就建成了规模庞大、规格高级的智化寺,并得到英宗赐额“敕赐智化寺”。
当初寺院占地二公顷多,分中路五进院落,及东跨院后庙和西跨院方丈院,但今天只保留了中路主殿一系列建筑共四进院落,丢掉了传说中的第五进院落——万法堂,东、西跨院则为民居或学校等占用。
寺庙规格之高令人瞠目,一曰“屋之形”,历经575年,寺院的中路主殿构架基本没变,殿宇稳固,寺内主要建筑物的屋瓦用黑色琉璃脊兽铺砌,虽经历代修葺,梁架、斗拱、彩画等基本保持原貌,还能看出王振采纳唐宋“伽蓝七堂”规制的情形,并未对建筑有任何更改,所以留给我们今人看到的是一组难得一见的有着宋朝过度到明朝风格的,或者叫明早期风格的佛寺建筑群落,这在明清风格比较普遍的京城寺院尤为醒目。刘敦桢先生评价万佛阁时是这样的:“屋顶步架、举架及上、下昂结构,亦为宋、清间过渡之物,尤有裨于建筑史料。”。二曰“乐之音”,前言已道,今天依旧演奏的“京音乐”,是王振从皇宫大内带出来的谱子,正是借助寺院实体的传承一脉二十七代,僧人年年岁岁梵音延续,相信这音色依旧古意盎然。三曰“物之美”,殿宇里面梁柱彩绘、藻井天花,经橱、经藏,佛像壁画,雕工绘画,精美绝伦。
听着京音乐时,午后的阳光照进大殿
该寺主要建筑自山门内,东西依次为钟鼓楼,中轴为智化门,第二进院落主殿为智化殿,东西配殿为大智殿和藏殿。智化殿便是每日定时演奏古乐的殿堂,演奏者在主供三尊佛像下一字排开列座,各执乐器演奏大约20分钟左右,观众可于东西两侧聆听。

二、佛像流转的传奇故事
智化殿三尊木质漆金佛像,工艺精湛,色彩虽有些脱离,却更散发出岁月凝重的光泽。须弥座及背光亦是雕工繁复的木质结构,浑然和谐,几近完美,可窥当初的惊艳绝色!只是体量较小,其与如来殿偌大的殿堂在比例上极不匹配。后来方知,原本此殿中的原三世佛造像在1972年被移至西山大觉寺主殿,就是我们今天在大觉寺那个有着乾隆匾额“无去来处”大雄宝殿里面高大的三世佛像,法相庄严,发色沉稳,木质漆金,是高规格的明代造像。三尊佛像貌似一样,但可从其不同手印以区别为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与药师佛(所谓“横三世”)。
智化殿并不匹配的三世佛及空荡荡的天花
为什么发生如此调换?原来,当年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客居中国,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向中国政府提出礼佛之意,恰好他住在达园(颐和园西路上),政府决定安排他去西山寺院办理佛事,既方便也不声张。可那时西山大觉寺本身也缺了佛像。因为文革期间,北京所有寺院及佛像的毁坏情况严重,西四广济寺便受到严重冲击,佛像无存,后来周恩来以保护文物的名义修复广济寺,于是从大觉寺运来佛像补充广济寺。这下麻烦了,西哈努克要去大觉寺礼佛,佛像去了广济寺,只得另外寻找没有损坏的佛像,于是便找到智化寺的三世佛,即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造像,送往西山大觉寺。
这三间寺院——广济寺、大觉寺、智化寺,因为一位东南亚佛教徒亲王礼佛而进行了一次佛像乾坤大挪移,可智化寺缺了佛像怎么办?只得以现在这三尊与大殿空间不大匹配的木质佛像来填充,这三尊佛像原属本寺万法堂,万法堂已经不存在了,好在其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所谓“竖三世”)造像移至智化殿。
有出也有进,佛像后面有木质隔板,转过隔板是抱厦一间,隔板的背面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壁画,主题为“地藏菩萨与十府冥王”亦是明朝文物但不是本寺原有的。听说是1986年从东花市斜街卧佛寺引进的,当年该寺卧佛转往法源寺,而壁画转来智化寺,什么缘故不得而知。
地藏菩萨彩绘图是从原花市卧佛寺移来的
进入第三个院落便是刘敦桢先生当年亲手测量的主殿——如来殿的所在地。这座佛殿可以说外观富丽端庄,比例和谐,是本寺核心建筑。它是一座黑琉璃瓦庑殿顶重楼,上下两层,上层为万佛阁,下层为如来殿。如来殿的佛像更是奇特,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左右胁侍为僧侣装的执杵的帝释天与执拂尘的大梵天,或许本人孤陋寡闻,本人在京城也算走过一些寺院,这类护法造像组合第一次得见。这种组合大约始于十六国晚期,盛行于北魏至西魏,延至唐宋,在西北地区河西石窟造像里也是常见的,因为河西石窟造像明显受古犍陀罗国艺术影响,帝释天、大梵天等原本印度教里过渡来的天神形象自然而然,但在北京这种明清文物占主流之地,就难得一见了。所以,这里的造像形式更具有古老风尚。
奇特的造像组合,以帝释天和大梵天胁侍佛祖的造型具有宋代及之前遗

三、三方顶级藻井的传奇故事
藻井是用在宫殿、坛庙、寺庙建筑当中,安置在帝王宝座上方,或佛堂佛像顶部天花中央的一种“穹然高起,如伞如盖”的特殊装饰形制。智化寺本有藻井三具,均存于世,堪称国宝级文物。但今天只保存下一具藻井。
如来殿二层万佛阁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翘重昂七踩斗栱,上下层墙壁上遍饰佛龛,原置小佛像九千余尊,故上檐榜书万佛阁,但现佛像缺损很多,且最大的损失是其失去天花藻井。从如来殿西北角有楼梯可上楼。但现在楼梯被封闭,有可能是明代木质楼梯经不起过多踩踏,所以有多媒体大屏幕在楼梯入口处,重复播放关于楼上的影像。我驻足看了三四遍放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楼上不光有壁上佛像,还有非同凡响的木质佛造像,为三身佛:释迦牟尼佛和卢舍那佛为胁侍,中间为毗卢遮那佛,手结智拳印,三佛面目安详,自在端庄,均坐落于莲花宝座,佛前供案为明式,古朴雅致,简洁大气。八个转角处有十六力士,神态威猛姿态各异,肌肉遒劲。佛像两侧有木质楹联,上联为:虔登梵阁遍游于华藏之天,下联为:钦养慈容礼拜于刹尘之佛,这是否为王振文采,待考。梁枋上明式青绿点金彩画,色调和谐,端庄素雅,顶部脊檩处有梵文彩画依旧完美,可是梁架裸露,说明毗卢遮那佛上方藻井被摘取而一直没有补上。
如来殿墙壁上的佛像
万佛阁藻井被视为我国民间藻井艺术的最高典范和极致精品,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其共有八层:“第一层是以中央圆形为团龙雕刻,上刻有龙云盘绕,蟠龙衔珠,是藻井的最高一层。第二层为一圈七彩斗拱雕饰,代表八角井,用高二十公分的支条托住厦板和随瓣枋的斗拱。第三层是八块斜板,上雕升龙、降龙及卷云,过渡连接流畅华丽且劲健。第四层是在内八角内侧做卷云莲瓣雕刻,外围有八具三角形、八具菱形,雕有金岔角云,岔角夔蝠等,均为金琢墨,沥粉贴金。它的四个三角形拱科上也有雕刻。第五层是南北方向各两条通长,四周方角有条形云龙,云水雕刻,模仿上述三角形内拱科雕刻,是五彩平身刻斗拱;第六层是四周天宫楼阁木模,象征天庭世界。每侧7幢,四周28幢加角模4幢,共32幢。每侧正对藻井中央轴线处为三滴水角重檐楼阁;第七层是卷云卷水雕刻。第八层是放置藻井的佛龛。藻井全部置于殿内大柁之上,大柁之底原为三排佛龛,下部为宝装莲瓣。”(参见《明代官式建筑中的藻井艺术》张磊 )
万佛阁藻井实图
万佛阁斗八藻井除去造型独特,雕刻装饰华美,成了整个殿堂结构最精华的点位,且力学设计不可思议,有相当的稳固与承重力,用巧夺天工,完美无瑕等赞美也不为过,可以说当年王振一定是请了大明朝最优秀的木匠艺师进行设计施工,其等级在当时明皇宫之外应该没有可以出其右者,用刘敦桢先生原话:“云龙盘绕,结构恢奇,颇具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由此可见,王振当时请了英宗一道敕建旨,便已是目空规制,把自家庙盖得比肩皇家,单说这个藻井就不应该是一个私庙应有的规制。
万佛阁藻井局部
非常可惜,上世纪30年代初该藻井被美国人买走,现收藏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智化殿里,我们看到与此殿不大匹配的三尊木质佛像之上,梁架围绕的也是空荡荡一片,露出屋顶檩条和梁枋,京音乐在此演奏倒也有绕梁三日的效果了。此殿上空更为空阔,除了有一方与万佛阁相似的藻井外,连大片的天花隔板也被盗卖,此藻井为平面方形,井框外边长4.35米,内边长4米,现存放于费城艺术博物馆。
有人说,万佛阁蟠龙藻井比紫禁城南薰殿的藻井还要大,还要精美,至少毫不逊色吧,所以由此也可见王振的胆魄不一般,无所惧怕,可以理解这种有些疯狂的性格,会令他撺掇年轻的英宗去边外御驾亲征蒙古小王子,他怕谁啊。
明英宗
两方藻井的丢失是这样的,前面说到刘敦桢先生1931年带领学生到北平进行古建筑调查的第一站就是智化寺。因为他听别人介绍这里有精美的藻井才去的,但当他到达之后藻井却不见了,所以刘先生并没有看到实物,或许只是见到照片而已,这帧照片是北平营造社陶心如所摄,所以他在1932年发表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有关藻井的描述是对照照片的描述。
在这之前一年即1930年夏天,智化寺来了两拨共三位美国人,一拨是一位,是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已加入哈佛燕京学院的劳伦斯·西克曼,是个23岁的年轻人,受雇于“纳尔逊信托基金”,为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收集文物(后来此博物馆更名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后来他担任该博物馆馆长)。另一拨是两位,其中的兰登·华尔纳,正是西克曼在哈佛的老师,而这位华尔纳臭名昭著,曾于1923-1925年带领一支哈佛探险队深入敦煌暴力盗揭了一部分敦煌壁画。此次与他同行的是霍雷斯·杰恩,当时是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华尔纳当时50来岁,霍雷斯·杰恩30出头,他们遇到西克曼,觉得非常有趣,再一交流,发现华尔纳也受托纳尔逊博物馆来中国搜罗文物,一主二托,受托的二位是师生关系,又都跑到同一座庙里,只得尬聊。相信最后协调的结果是西克曼、华尔纳分得万佛阁的藻井,而杰恩则拿走了智化殿的藻井。
未被卖给美国人之前的万佛阁藻井
1986年曾有人向纳尔逊博物馆当局询问万佛堂藻井取得的过程,对方回复是“智化寺的老和尚先将藻井卖给了木匠铺,因为它是楠木可以作成棺材。当时受雇于博物馆的西克曼,经过木匠铺的后院时,看见藻井正在那里等着做棺材,在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后,便将它从木匠手里买了出来。” 1987年,80岁高龄的西克曼给博物馆馆长哈默德的回信中也称是“从许多木匠手中买回来的,他们正准备用它做棺材。”信中还再次提到: “霍雷斯·杰恩为费城艺术博物馆买了一块同样的藻井。
1987年是西克曼去世的前一年,当时华尔纳和杰恩早已经去世,美国方面唯一的证词只有西克曼的这番表述。而在智化寺这边,原智化寺文物保护所所长杨文书访问过曾是智化寺房客的何玉祥、何凤田老人。藻井拆卖时,他们都亲眼看见。他们说,不是老和尚直接卖给美国人的,牵线人是居住在距智化寺仅二三百米的羊尾巴胡同(即现在的大羊宜宾胡同)的纪姓古玩商。据何玉祥说,这姓纪的六十来岁,高个子,很凶,还留个小辫儿,行三,人称纪三爷。他亲口告诉何玉祥藻井是以800还是1000块的价格从和尚那里买的,至于加价多少再卖给美国人就不知道了。拆藻井时,天下着雨,为避人耳目,是在晚上雇了杠夫先抬到纪家,然后再出手的。当年,智化寺经济相当窘迫,为了生计,卖房租屋,代管停放灵柩,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而且风气也不好,当家的和尚还吸大烟。所以经过做洋人生意的中间人纪三爷从中牵线完成了整个交易。
劳伦斯·西克曼后来成为美国的著名艺术史学者,也是汉学家,著有《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他从1953年开始担任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直至1978年退休,到了80岁,他承认,他去过智化寺“几次”,不过他不认为是事先看好货,再联络与洋人熟络的文物贩子纪三爷,再进行一场趁人之危的购买文物的交易,他只是说从准备做棺材的木匠那里买了藻井(把纪三爷家当了棺材铺?),这样他俨然成了文物保护者,而不是一场授意的幕后交易。
好在智化寺还有第三方精美的藻井,在“藏殿”转轮藏之上。
转轮藏也是明代遗宝,是北京仅有的明代全木质转轮藏,全高4米多,结构紧凑、雕刻精湛,但不能转动,人们可以顺时针绕行,以示诵经一遍,类似藏传佛教转动摩尼桶。转轮藏下为汉白玉须弥座,中为金丝楠木八面棱柱体经厨,经橱之间,有从下至上依次雕有大象、狮子等精美图案的立柱相隔,每一面有45个长方形抽屉用来收藏佛经,整个转轮藏一共有360抽屉,本应内藏佛经。
藏殿里的转轮藏,美轮美奂
而其上的藻井结构下方上圆,自下而上分为五层:第一层的木板自左右柁梁起,向上斜出,斜板之上遍绘佛像,四边每边七尊共二十八尊,祥云环绕,绿底勾金线,第二、三层雕、绘结合出流畅的卷云纹和莲花纹,红绿色彩描金线,其上四角覆盖卷云纹,以木枋层层收分,藻井由方转圆。第四层是斗栱层,有五层小斗栱,红底版斗拱涂绿,边线描金,至顶层为藻井天花,绘曼陀罗图案和七字真言,依然使用红绿色并饰金。藻井圆环下方佛像坐于莲心之上,而与之相连的转轮藏顶部呈凸起的木雕纹饰与凹进的藻井,围护着毗卢遮那佛像,很是紧凑,而转轮藏顶部一圈曼妙无比的木雕毗卢帽,连同转轮藏立柱上的雕刻图案,是藏传密教的六拏具护法图,其中立柱有男童坐骑、狮王和象王,毗卢帽周遭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大鹏金翅鸟”,就是那个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坐骑迦楼罗。按照《妙法莲华经》等佛经的说法,在佛教里迦楼罗是护持佛的天龙八部之一,所以在这里是护法神,以迦楼罗为中心两侧有龙女,鲸鱼,缀饰云纹卷草,将佛像及藻井隐约遮挡,无限庄严且美轮美奂。因为此转轮藏与佛像及藻井似连为一体,非常紧凑,可能也是相比万佛阁、智化殿藻井的醒目敞亮更为隐蔽,躲过一劫。
藏殿藻井

四、历经朝代更迭,国宝侥幸偷生
我一直在琢磨英宗与王振的君臣关系,英宗年幼登基,对陪伴的太监自然依赖。而这样一个胆大包天无所畏惧的宦官频出昏招,无可靠忠君近臣进言,这显然是制度之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土木之变折损大明100余位文臣武将国家栋梁。如果不是有于谦等中流砥柱死守北京城,估计大明的江山会缩减至江南,历史被彻底改变。
但英宗复辟之后,依然对这位险些亡国的宦臣多有不舍,他仍称王振为“先生”,并于复辟当年即天顺元年(1457)为王振在寺内建旌忠祠,塑像祭祀,个中复杂情感无法理喻。且从英宗到正德年间,智化寺都是由朝廷指派僧官住持,这似乎让那些作恶的太监看到了典范。《明武宗实录》里便记载,还有一个胡作非为的太监刘瑾也想循着王振例,祈求皇帝敕谕他建庙。只因后来武宗杀了他,而没有建第二个太监私庙。相传石景山的承恩寺原本就是刘瑾想建私庙的地方。
话说智化寺进入清朝后,一直没有谁过于关注,照说它地处内城,人来人往,香火旺盛,附近还有禄米仓等皇家的俸米仓库,可一直到了乾隆年间才跑来一个山东的地方官——按察史大人沈廷芳,在京城闲逛发现了这间寺院,看到里面还有为王振修建的“旌忠祠”,还有造碑塑像,便很有正义感地向乾隆皇帝参了一本,朝廷亦认为“振以阉臣误国,罪不容诛。英宗复位,刻像立祠,勒碑寺中,其惑也甚。”故命:“毁像及碑”(《日下旧闻考》761页)。不过,朝廷的命令执行得很潦草。
英宗敕碑
整个寺院有6处石碑:第一第二碑是立于智化门前两座碑,是寺院的“缘起”碑,西侧碑额题“敕赐智化禅寺之记 ”,此碑记述了王振为报答祖宗的庇护而出资兴建寺庙礼佛,建成之后得英宗赐名等内容。东侧碑额题“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此碑就是王振自吹自擂自己自永乐年间入宫以来,在仁宗、宣宗尤其是英宗朝屡获提拔恩宠的历史,表示不忘皇恩为天子及国家黎民百姓祈福,特建此宝刹等内容。但清朝朝廷却没有动这两座碑。
智化门前王振碑并未毁损
第三第四座石碑只是如来殿前,确有被磨平、碑额被砸痕迹,估计这就算是“毁像及碑”了。这两方碑到底什么内容一直是疑团,如果说是英宗复辟后又给王振立起的功德碑,属于“旌忠祠”,我认为第五座石碑即英宗谕祭王振碑,才是王振的功名碑,它立于明天顺三年(1459),原本在后院内大悲堂前,但这座碑并未毁损,上面文字及王振画像依然完好,碑文称王振有“社稷之功”,在土木堡之战是“引刀自刎”,成“烈士”了。原大悲堂又称“极乐殿”,此殿西配房被明英宗命为“旌忠祠”,供有王振塑像。这个配殿和塑像都不见了,估计“毁像”是毁的这里。第六座石碑——“英宗颁赐藏经碑”是天顺六年(1462),明英宗颁赐《大藏经》一部及装经用八角藏经橱一对给智化寺,便将此事记录立碑,经橱放于如来殿内,并在殿东侧放置石碑。此碑今在原处,完好。
英宗谕祭王振碑拓片
整个下午,徜徉在智化寺里,仔细观赏这500多年风云激荡后的平静,想到王振其人,莽撞之人,祸国而死也不冤屈,而贪婪之人必有其绵密心思,虽说抛舍钱财还是为保一家富贵,不经意倒是让大明朝最好的工匠将其精湛技艺流传后世,而凝固住了彼时无与伦比的工艺水准。这么一家私庙曾经荣耀辉煌,却也因人而遭遇冷落直至沦为卖文物境地并被不断蚕食拆毁,好在刘敦桢的一篇考察论文救了它,确定了其文物价值,竟也躲过了几十年风雨,留给后人大明朝初年的造寺风采。但愿这些宝物永续存在,更希望今人迅速复制万佛阁、智化殿两方楠木雕刻藻井,趁着原物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公开展示,新旧藻井并存于世,不仅讲述的是寺院变迁的故事,也是社会动荡而致文物流转他乡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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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敢于造出媲美大内南薰殿藻井的人,也有胆量搞一次“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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