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回顾历史，敌对与竞争观念塑造着一些决策者的固执，其选择性地构造事实，造成持久性冲突；而对于未来冲突的担忧，同样也会让智慧的领导人走向开明，从合作出发，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近日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斯金纳还强调，所谓的中美竞争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此番言论震惊中美各界和国际社会，引发批评和担忧。
斯金纳的言论不是个例。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日前就声称美中冲突是长期的“文明冲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或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势的误判，或是欲捞取政治资本，发表了对华出格言论。这些言论挑动中美对立，引发诸多有识之士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安。
国家之间的竞争从何而来？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冲突产生的必然性，却没有看到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建构的，是由观念所塑造的。这就是心理暗示，是社会心理学上的“自我实现预言”（也称自证预言）理论。
回顾历史，敌对与竞争观念塑造着一些决策者的固执，其选择性地构造事实，造成持久性冲突；而对于未来冲突的担忧，同样也会让智慧的领导人走向开明，从合作出发，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自我实现预言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1948年最早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理论。他说，“起初，自我实现预言是指对情况的错误定义引发了一种新行为，这种新行为使得最初的错误概念变成真实的了。”
默顿指出，如果人们相信银行即将倒闭，就纷纷排队取款，那么银行就真的可能倒闭。人们的错误知觉可以创造出事实。20年后，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理论，他们提出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实验中老师（对学生）的预期充当着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不可忽视的现象，默顿还举例称，当两国领导人“相信战争不可避免时，在这种想法鼓励下，两国会逐渐疏离，时刻提防，采取‘防御’措施应对对方的‘侵略’举动。双方会展开军备竞赛，囤积原料，扩大军队规模。到一定的时候，预期会有战争却促使了战争的发生”。
换句话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塑造其自身对现实的看法和对世界的认知，继而影响其当下的行为选择，一步步陷入其对于未来的构想世界之中，这是一种认知世界的图式。
负面预言成真的逻辑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导人或决策者的观念塑造未来世界的例子，并不鲜见。
客观而言，敌对关系并非简单由负面形象认知所决定，因为两国之间肯定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比如美苏对峙时期，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美苏在二战后，其实是存在合作的可能与空间的，但由于意识形态对抗所带来的极度负面认知与敌意，形成了双方决策部门的核心观念，两国由此步入对抗的年代。
负面预言成真，也是有心理学机制的，比如认知相符理论。人一旦形成了对于未来、对于对手的既有观念，那么这种认知就会发挥巨大的选择性、过滤性作用。
“敌人”的对抗行为，会进一步加深对手的敌意和对“敌人”的刻板印象；“敌人”的缓和举动，则往往被认为是实力不够、决心虚弱的表现；“敌人”的友好，则很可能被怀疑是一种欺诈。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苏联“内在邪恶的信念”的知觉模式。无论苏联做出何种举动，都无法撼动杜勒斯对其“邪恶形象”的认知。而在美苏紧张对抗中，苏联方面也无法相信，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解释美国U-2战机只是“误入”苏联领空。
所以，负面观念具有强大的建构现实的功能，往往成为对抗与冲突的固化剂。
积极预言成真的可能
同理，积极的预言可否指引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确实如此，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逻辑。在不乏战略竞争的国际社会，积极乐观的预言能发挥一定的积极塑造作用，但需要很多辅助条件的支持，而要达到理想效果尤其不易。
积极预言的自我实现，更多体现在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出于对未来冲突的担心，促使国家决策层思考如何才能防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继而达成共识，即一个和平的世界需要各国积极维护，联合国及其相关制度、欧洲一体化等应运而生。
同理，在国际危机过程中，一些高度危险的冲突甚至导致双方毁灭的可能性，也会让理性的领导人明白，极度对抗、一味冲突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更为清晰地认知对方的政策意图（包括善意）和底线是必需的，相关的信任也极为重要。这种观念会促使决策层自我反思，从而深刻认识到冲突的风险以及合作的必要。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即为一例。在冷战时期人类最逼近核战争的13天中，双方领导人虽初始动机不同，但后续的危机沟通，尤其是克服各自国内的强硬压力过程，促使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妥协和让步，使得危机得以平息，世界避免了毁灭的危险。
“未来的阴影”是推动国际相关合作、制度形成的重要动力，对于未来合作收益的预期，会促使理性的国家更多地从合作收益、利益均沾的角度思考问题，而非一己私利。而出于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自私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对合作的破坏，人们也会思考如何通过完善的合作制度来应对。
欧盟、东盟等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是未来预期的积极实践，红十字会、地雷公约等条约规范的形成，也是相关例证。
打破观念的陷阱
冷战后，身份政治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兴起，“我们生活在观念造就的世界”，使得观念、文化的重要性大大加强，恐怖主义的肆虐、大国竞争的缓和等，也为此提供了空间。然而，近年来一些大国重回“权力政治”，又凸显了传统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竞争的重要性。对此，人们亟须重视一些“自我实现预言”的危险，从认知上化解危害。
其一，解构负面观念的危害作用。
一些错误、负面的观念，往往能选择、改造并建构事实，尤其是当这些观念成为一国“正统”理念，获得了大部分政治力量支持之后。
历史表明，人们一旦形成了错误观念，对别国形成了特定的负面看法，短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观念具有自我生成、固化的特性。所以，对他人一些错误观念的批判，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对方的观念，因为基于“认知相符”的原理，这些批判都无法改变对方的认知预期。重要的是反思那些错误观念和负面形象如何产生，以及自身行为如何影响相关认知与形象的生成。
其二，防止陷入话语陷阱之中。
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指出，在某些错误的观念、话语被抛出并流行时，要认知到与之激烈辩论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
比如，对于炙手可热的各种陷阱说，如果越是与其辩论，越是掉入陷阱之中，继而将这种对抗论、冲突论的思维方式带入到日常思考，带入到政策应对之中。这种认知上的语言困境，体现为“当你说不要去想那头大象时，你永远做不到不想大象”。
这种认知语言的规律给我们带来启示，即负面观念的“自我实现预言”之所以无法成功，是因为我们都抛弃、远离这种负面观念。对方的负面观念往往会面临其自身层面的诸多批判，难以成为主流意识，而我们如果不断加入到对这种观念的讨论之中，可能会带来非本意的后果，即使得这种负面观念影响更大，传播更远，离自我实现更近。 
来源：环球杂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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