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昌：罗湖桥那边的记者生涯

作者简介：

刘澜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移居到香港，在多家媒体任职，包括香港《南北极》杂志、《财富》杂志、《开放》杂志、《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1999年起服务香港亚洲电视，长期负责新闻信息节目，策划制作《解密百年香港》、《香港风华》、《三年零八个月》、《小平和香港》、《澳门五百年》、《百年共和》、《台海战争与和平》、《香港望族》等专题片，曾任亚视高级副总裁。

刘澜昌还是香港较知名的时事评论员，每日撰写时政评论，以笔名在《东方日报》、《文汇报》、《太阳报》、台湾《新新闻》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并曾出版专著《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生态》、纪实小说《ATV绝密文件》等。

本文作者刘澜昌。

1988年4月8日，也就是在毕业6年之后，我走过了罗湖桥，到了香港。

那是“雨纷纷”的季节，还有些凉意，深圳也还是那个过去的宝安，刚开始变身。过关也没有人的长龙，稀稀拉拉的，我百分之百“阿灿”的打扮，只提着一个箱子、一床夹被和几件换洗衣服，行装再简陋不过。

越过罗湖桥上粤港两地的分界线那一刻，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因为妻子和儿子在广州就分手了，儿子住院，妻子要陪同，不能送到深圳。我孤身一人走了。

罗湖桥这边是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那边高高悬挂的仍是米字旗。那时，中国正值出国大潮，所有人都在找路子走，我也没有例外。搭上了末班车，应该是兴奋，但是我的眼光有些惘然，也许是对熟悉生活的依恋，对陌生世界的一丝恐惧……

对香港的新闻同行，我没有隐瞒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受的教育，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的教育。不过，似乎香港那些姓资的新闻老板没有在乎这些。他们检验我的人大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认定我是本科毕业生，就可以为他们打工了。

本文作者（后左1）与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前中）。

在内地，同学们都视记者生涯是事业，而且是一份较为高尚的职业。在香港开始我还是那样看，不过老板始终认为你是打工仔。可以用你，也可以炒你，很快我也明白我这个记者首先是个雇工。

在这里，要感谢4年室友周建明，他那时在校办工作，得工作之便，为我补办了遗失的毕业证。也感谢短暂的室友倪宁，他到香港招硕士生，鼓励和帮助我在香港读了咱们新闻系的硕士生课程，也为后来读成美老师的博士生打下基础，那也是很苦的事情。曾经一早从香港飞北京回校考完试，晚上飞回香港，第二天则照样为报老板打工。

于是，颇为奇妙复杂的记者生涯贯穿我的新生活，课堂上受姓“社”的新闻教育，也做过姓“社”的新闻工作，接着到罗湖桥那边为报老板做姓“资”的记者工作，当中继续读人大的硕士、博士，同时又在姓资的工作中学习姓资的新闻学。似乎，姓社姓资在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具体到新闻学各有个性，亦有共性。

踏过罗湖桥前，香港的朋友给我两个忠告，第一，一有能力，就要供楼，就是供贷购房，分期付款。他说，有了自己的房屋，你就有立脚之地，你才有发展的机会。第二，要尽快考到车牌(粤语，也就是驾照)。他说车牌可以是你谋生的工具，更是你进入中产社会的阶梯。年纪越大，领会能力越差，学习驾驶技术的时间就越长。因此要趁早学车考牌。

过了罗湖桥，我就把这忠告作为“最高指示”去办。在香港经济日报社做中国版记者上下班较为规律，就去香港驾驶学院报名。果然，不怕惭愧说，我这个人大足球队的队员，竟然考了3次才过关，也就是说用了3倍的时间，花了3倍的钱，超过一万元港币。1980年代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万元。也许，不是积极去学车，也就永远不可能在香港驾车了。现在我在香港亚视每天都要驾车上下班，去程和回程各近一小时。

至于供楼，更是对朋友感激涕零，香港的楼价在回归前后的涨幅完全是疯狂的，非理性的，而我却是其中的得益者。所以，我每遇到内地到港的新移民，也都赠人这两个忠告。

当然，供楼不是说供就供的。过罗湖桥前，妻子将所有的人民币储蓄都换成了港币给我傍身，大概是5000港币，是毕业6年来我们夫妻的所有积蓄。而我的第一份工，是香港南北极杂志的编辑，月薪3000港元。

在香港，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妻子舅舅家里，他们家其实住在香港的廉租屋，舅舅和舅母，再加上他们的儿女，住的是香港面积最大的廉租屋，也不过300多呎，约合30平方米。间隔了两个只能放下一张小床的板房。还有一个厅、厨房和洗手间。舅父舅母睡一间，其他孩子都在大厅里打地铺。另一间房就让我暂栖身。

踏进廉租屋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令我顿时愣住了。因为我来港前，他们常来我们广州的家做客。他们香港人，穿着打扮自然比广州人讲究得多，出手也阔绰，实际的现金收入也比我们高无数倍。他们也只对我们讲香港的好，不讲香港的不好。我的岳父也曾跟我谈过香港寸金呎土的情况，但竟不知香港平民的住房会挤迫到如此难以想象。

于是，我不用亲戚开口，都明白这不是久留之地。第二天，就联系了妻子家乡的朋友国威。他来港早，有一套房子，在九龙深水埗，客厅放了六七张碌架床，住的全是乡下的朋友，刚好还有空位。我一看，当然要比亲戚家方便，急急脚就提上我那个简陋的箱子搬家了。

住房使我头疼，至今依然困扰着到香港移民和留学的内地人，不过找工作还是很顺利，偶尔看报纸看见杂志南北极招编辑，一去面试就OK了。这是一本时事月刊，我在那里一脚踢，既是编辑，又是校对，还是将稿件送去打字、照排以及贴版的杂工。

开始，老板王敬羲没有测试我的写作能力，只是看了简历就要我了，大概也只是把我当做一般的杂工使。没多久，他拿了一堆材料，让我编写成一篇报道，我很快就完成了。他看稿时露出满意的神情，稿子一字未改，以后我便多了一个写稿活。

南北极是月刊，每期都让我写二三篇。他也很公道，说文章是业余时间写，另外给稿费，当然比他约其他人写的少很多。

因为有了固定收入，就觉得跟很多人挤在一个客厅里不太方便，就尝试出去租房子。那时香港报纸2元港币一份，到了下午报贩会将剩下的不同的大报配搭来卖，俗称“拍拖报”，2元可以买两份。我每天大概都会买《明报》和《星岛日报》。

那时香港还是文人办报，金庸还亲掌《明报》，并隔三差五亲写社论，凡是他写的社论标题是用宋体字，而且明报重视中国大陆新闻。《星岛日报》那时还是亲台的，台湾新闻做得比较充分，更重要的是该报以地产为市场定位，租盘消息特别多。

在《星岛日报》一个不到2平方厘米的小格里，我看见在旺角登打士街有板间房出租，月租是500元，还负担得了。于是，兴冲冲地赶去。那是一层楼打通了，像列车车厢一样用木板间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中间是过道，每个房间只有三、四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简易床。由于刚贴出出租告示，还没有什么客人，我看还挺干净的，也不太吵，就说要租。

房老板说，交1500元。我说，不是500元一个月吗？他回答，一个月租金是500元，要交上期，就是先给钱后住。还要交两个月押金。按金是没得退的。

我一打听，这是香港租房的行规，便照办了。接着，就把行李搬来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箱子。这个板间房，也没有封顶的，就是一人多高，就是说完全可以翻板入内。每间房的板门也非常单薄，一脚可以踹烂。不过，我心想我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权且栖身吧。

由于这里是旺角的中心地带，租客很快就多起来。如此不安全的地方，竟也有年轻的女子入住，大概是些酒楼等服务业的员工，上夜班后方便歇脚。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板间房是很流行的；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现在，变成了“劏房”，就是不是用木板隔开，而是用水泥和砖砌起来。每个单元，还有独立的厕所。

不过，由于楼房的承重大幅增加，安全有问题；而且，大量加建厕所，渗漏严重，卫生也是大问题。如今，“劏房”是香港城中热话。

租房时，由于心里光想着搬，对周围环境没有仔细观察，到了入住后第一天下班回来，才发现有问题了。一踏进这栋大楼的底层大门，就有女人隔着玻璃向我招手。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我不知如何是好，颇有些张皇失措。

在内地受的教育告诉我，这不合道德，而且危险，处处有艾滋病的陷阱。但是，也怕出言不逊，得罪了她们，招来横祸。尴尬之间，惹来一阵讪笑：

“哥哥仔，怕羞呀？”我脸一红，赶紧钻进电梯。

电梯每停一层也都有穿得很少的女人招手。这些楼层都贴着“宾妹”、“泰妹”、“坡女”的招牌。那时，香港的色情场所，还是为东南亚的性工作者垄断，后来才逐渐被内地的女孩取代，而东南亚的则退守在湾仔一带的酒吧。

这时，我才认真考察所住的大楼，原来这座9层高楼房只有我住的这一层是正常的租客，上下各4层都是色情场所，因此进出的大都是嫖客，而且是草根阶层的。每天下班进电梯都跟他们挤在一起。他们也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白衣黑裤的书生打扮之人。于是，出入电梯，必是低头一族，也成了不爽之事。下班了尽量晚点才回去，回去了没事也尽量不再出来。

还有头痛之事是，香港的旺角是个百分之百光污染的地方。各色各样的霓虹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幸亏，我因工作太累很少失眠，但是没几天就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搬走。

天无绝人之路。很快，朋友之间互相联系，和几个广州下来的合租了上海街唐楼的一个套间，有80平方米，3间房一个客厅，两对夫妇分别各住一间，我和邱子江也是广州来的男生一起住一间。

当时，我在被妓院夹着的那板间房其实才住了不到两个月，找老板退一个月按金他一口回绝了。那时，500元也就是我一个月的饭钱，可他不退也没有办法。

租房总租金是2800元，我们两人分担1000元。居住环境算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还是记住了那句话，一有钱就要供楼。值得一提的是，那年代新移民要坐一年的移民监，就是说我一年都不能离开香港，要和老婆孩子分开一年，而那时内地人到深圳都难，更不用说到香港。

这一年的移民监，我和太太只见过一面，还是同房的邱子江帮忙，他是沙头角人，他帮我办了进入沙头角的“禁区纸”，妻子则在内地办了到沙头角中英街的通行证，欢天喜地见了一面，不到半天又分开了。为了尽快方便妻儿来港定居，我下决心尽快买楼。

我买的第一个居所，是淘大花园的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元，卖价是67万港币。那时，按揭可以做到九成，就是有10万元就可以供了。现在，同样的单位已经贵了300多万，一般的打工一族根本无法问津。香港的楼市，现在只能是“换楼客”支配，年轻人除非父母提供三成首期，不然绝对望楼兴叹。

那时，我到港已3年，省吃俭用存了10多万，而且在经济日报社也升到中国版主任，月薪也过万，所以供楼不算吃力。我还将房间的饭厅用书柜隔成睡房，我自己住，原来的住房租给了一对当警察的兄弟，租金可以抵消了供楼款的一半，直到老婆孩子也来港了。

把房子租给陌生人同住，当然很多不便，不过这也是我对香港楼市的入门老师。我明白，自己交首付，然后租给人家让他帮忙供楼，是个好生意。香港地少人多，房屋价格总体一定向上，而且香港的租务市场一直活跃，监管较严，租房没有什么风险。投身股市呢，则要牵扯很多精力，而且风险特大，买楼不管怎样还有砖头握在手，而股票则可能成为一张废纸。所以，在港25年，基本没有玩股而是做了房奴。

过了罗湖桥，除了为住房所忙。最深切的体会是，从内地的“无冕之王”变成地地道道的打工仔。在内地，见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等等，也不过是“矮半级”；市宴、省宴、国宴，也曾是座上宾。而在香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媒体工作，也不管你做到多高的职位，不管是什么背景的机构，是港资还是中资，是拥共还是反共，你都是彻头彻尾的雇工，都要看老板脸色行事。

在香港，我杂志做过《南北极》《财富》《开放》，报纸做过《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和《香港商报》，电视做过凤凰卫视、亚洲电视；还为《东方日报》《文汇报》《太阳报》《大公报》《明报月刊》等报刊撰写专栏。也曾在《台湾财讯》杂志、《中央日报》兼职，为《香港镜报》杂志、《九十年代》《香港联合报》《中时周刊》以及日本《每日新闻》《共同社》等刊物撰稿。

也许，在我的笔下还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但是总免不了与报酬挂钩。自然，内地现在也都市场化，真正有事业心的也无几，但是至少有人格，不是可以随便吆喝。

过了罗湖桥打的第一份工，就被老板吆喝了。那是在南北极。老板王敬羲也是当年香港有名的作家，面试第一天，他告诉我他写的李嘉诚赚钱的故事，买断市，的士司机人手一册。在人大的课堂，我是学过资本主义社会新闻的商品性的教义，没想到的是一过罗湖桥就有这样生动的事例。当然，现在全中国都走市场之路，办媒体首先要赢利已经成为新信条。不过，那时我还是觉得很新鲜。

王敬羲办南北极，后来多做一本财富，共两本月刊，除了他自己当总编辑，还雇了一个版面编辑，一个校对，还有就是我。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王老板自己确定每期的内容，自己约稿，然后每天给我们分派工作，主要是校对。每次，他把稿子交来，总是说看你本事，找出多少个错。于是，我就以找得多为荣。

爱屋及乌，这个成语，也怪我学业不精，一直以为是“爱屋及鸟”。那天，人家本来是写对的，我却挑出来，将“乌”圈改为“鸟”。王老板一看，脸色变得黑黑的，把稿子往桌面上一扔，就吆喝上了，什么“你的书是怎么读的”，“乌鸟不分”，“人家对的，你还将它改错”，“你是白吃饭的”，“你还是人大毕业的”，“你是我付人工请的”，“请你是做事的，不是要拆台的”，“你来我这里做事，就只能做好不能做错”“不能像在大陆，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

王老板的口水喷我一脸。自打出世，没有人这样对我吆喝过，父母没有，同学老师没有，大陆工作的单位的同事和上级也没有。我知道我也没有好脸色给老板。要是在过去，可能要给他一脚了。要知道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足球运动员证书，踢过广州市少年队，也是人大足球队的主力前卫。这一脚也有百斤之力。

不过，我忍住了。自然，首先是我改错了。其次，这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无论如何都不能由着性子。后来在香港混的时间长了，知道你的上级就是你的老板是你的上帝，他不高兴你就可以炒你。香港的工会组织薄弱，炒人是等闲之事。只不过当时心里想，错了你指出就是了，也不能如此吆喝。我虽然打你的工，拿你的钱，也不是白拿的呀。

那时那刻，心里是有些后悔，不过那个罗湖桥，怎会受这窝囊气。

在香港，生存是第一法则。适者生存，低能淘汰。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由于王老板认为我还是能写，还是喜欢用我，还给我加了人工。后来，倒是我不甘困在这个小编辑部，炒了他鱿鱼。那时，倒是他忍声吞气说，“你在经济日报是晚上上班，下午就在我这里做，还是拿原来全职的人工。”我给了他面子，这样我打两份工，供起楼来更轻松。

在香港工作，我被炒过3次鱿鱼。第一次，是在《开放》杂志。1989年6月的一天，老板突然说你以后不用来上班了，也没有说什么原因。第二次是在《星岛日报》，因为派系斗争，我是前任总编辑请的，后任找个漏新闻的理由就炒了。离开星岛，《苹果日报》刚好开办，先是当港闻编辑，后来转当中国版主任。

作者与大学同学徐世平。

1997年初，从一个朋友处知道的一件事中，我敏感邓小平身体不行了。即使当时明报还报道从官方管道得来邓小平还健康的消息，我坚持与其对着干，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虽然，这件事争了光，但是该年底一名手下从北京回来说一名副总理的老婆贩毒，报道出街后北京方面辟谣，老板黎智英就将我和那名同事炒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那些年，由于要供楼，又由于连续被炒，为人处世都是小心翼翼的，身心极其压抑。黎智英办苹果日报采取高薪策略，被炒后收入大幅下降，不过便有了机会做香港商报的主笔，在写评论方面有所提高。同时，也开始涉足电视业，先到了凤凰，再到亚视，直到为文此刻。

到底，为什么要过罗湖桥，后不后悔这一步？

我的儿子刘晏石在香港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也许可以解释。

作者与大学同学胡舒立。

不说话的爸爸

刘晏石

我的爸爸大概算是一个患职业病的人。他干新闻这一行，已近30年了，香港什么报馆都做过，好像《星岛日报》、《经济日报》、《苹果日报》、《香港商报》等等。爸爸说，报馆的每一道工序，校对、划版、记者、编辑、主笔，他都干过。他现在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新闻总监，每天还兼写专栏文章。
听爸爸的朋友说，他在香港算是多产作家，小有点名气。所以我爸对新闻这一行，可谓无所不晓，了如指掌。不过，与那些口若悬河的新闻记者不同，我爸干新闻时间越久，越变得沉默寡言。或者说，我越长大了，爸越和我没话说。有时，我见他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就生气说他是“没反应的爸爸”、“不说话的爸爸”。

记得我小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虽然只有9吋的小电视，但其乐也融融。每天清早，爸爸就骑着单车送我去幼儿园，晚上也是他接，到了家爬5层楼也是“骑马马”（骑在脖子上）上去。回家的路途很远，爸爸一路或讲故事，或说路边所见，或解释突发的人和事，滔滔不绝，回到家也没完没了……在幼儿园，我按部就班地接受知识，爸爸常给我讲大人话，我似懂非懂，但又很爱听，好像有一种魔力。

爸爸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当记者，见报率很高，受到领导赏识，可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神差鬼使，他一个人去了“闯香港”，展开了他的新生活。

可能，“闯香港”正是爸爸变得没话的开始和缘由。一次，听他和妈妈说，“闯香港”比下乡插队还要苦，那是另一种精神上的苦——歧视。香港“寸瓦寸金”，租金昂贵，爸爸初入新境，为安身立足只好在亲戚和熟人家打游击，因此日日遭受白眼。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由于爸爸是“大陆仔”，不但人工比同级的香港人低二三成，而且工作也多很多，甚至连信差的活也要干。但是，当时“大陆仔”能跻身香港新闻界是凤毛麟角，因此这份工作对他来讲，已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他一干就是一年，而我已上小学二年级了。他这时要在香港坐“移民监”，整整一年没有回家，我也整整一年没见爸爸，没有听他说话，所以天天都想着爸爸，想他能早些回广州看我和妈妈。

日盼夜盼，等人，可能是我小小年纪最早领会的情感。那时，一放学就恨不得能见到爸爸，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他在坐完“移民监”的第一时间回到家里，他紧紧抱住了我，亲我的脸蛋，很久很久没有放开，甚至比拥抱妈妈还要久。但是，猛然间，我觉得爸爸老了，皱纹爬上了眼角。也就在重逢的第一刻，我就“feel”到他的话比过去少了。

离开了我们一年的时间，爸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还听人劝告，咬紧牙根，供了幢小房子。不过，虽然小但还舒适可住。自坐完“移民监”，他差不多每星期周末都会回广州探望我们。我经常嚷着爸爸给我买玩具、电子游戏机、小人书，他从不拒绝我。他给我买的一把黑手枪，我至今还好好收藏着。不过，那时当他把礼物塞到我手里后，倒头就去睡了，醒来后又说要坐火车赶回香港报馆上夜班，一周一次的见面也没有两句话。

又一年过去了，我也上了小学三年级，爸爸也照样每星期回一次广州。后来，妈妈为了一家团聚，和我也移居到香港去。刚到香港，什么都感到陌生，不过适应力很强的我很快就习惯了，不过倒是和爸爸越来越生疏。

我上学，过的是正常生活，爸爸在报馆上夜班，昼夜颠倒。我说我是白人，爸爸是黑人，白人见黑人时黑人在睡觉，黑人见白人时白人也在床上。有时节假日，父子俩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我很想像小时那样对爸爸亲热，也想爸爸还像小时候那样给我讲故事，可是他总是问我学习成绩怎样，然后就是那句“你耳朵不好，要靠勤奋弥补，中文要好，英文要好”，然后就没话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香港住了11年了，跟爸爸的感情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淡薄。爸爸坐“移民监”时我总希望天天能见到爸爸，可是后来我面对爸爸也没有昔日的情感了，两人之间仿佛没有太多话可说，宛如隔了一堵墙似的。每每见到他，也只是默默地望一眼，擦肩而过。

我知道，我长大了，爸爸也跟我一样，不再把我当成童年时期的天真小孩了，父子俩是中年人对青年人。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的疏远，不是因为有“代沟”，他搞新闻的，香港最前卫的事物他知道得比我还快，还多。我也知道，他忙，时间不多，除了那些写不完的专栏文章，还攻读博士。他还努力地挣钱，又供了一幢新房子，比原来的要大得多。但是，他的“无言”却越来越使我受不了，也就在那时，我开始称他“没反应”，“不说话”。也许，这是因为我开始有思想了。我想，难道钱还重过亲情，挣钱就一定冷漠？

那天晚上，我从广州华文学院回到家里，爸爸和妈妈似乎早在等着我。我推开家门时，妈妈扑了过来，爸爸还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过看得时间比以前长，深沉里有点闪光。那一瞬间，爸爸还是没话，妈妈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一家子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在分享我考上暨南大学的喜悦。

跟着，爸爸又埋头写他的专栏文章，好在截稿前传真出去。也就在那时，我呆住了──爸爸，他流泪了，泪珠滚过脸上的皱纹，滴湿了稿纸。刹那间，我也哽咽，我觉得他又老了很多，可是又像回到我儿时的爸爸。

晚上，我们父子俩谈了很多很多。爸爸讲他在广雅中学成绩的优秀，曾经那样想为祖国造原子弹；说他在“文革”的天真和狂妄，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他对那逝去的遥远的岁月，还是那么依恋，甚至说起了雷锋、牛虻、保尔、董存瑞，要我一定要读写他们的书。他还聊了那些我们这一代不太感兴趣的话题，什么国际战略，世界格局，台海局势，中国入世……那些我都似懂非懂，不过，我有点触摸到他的内心底层，仿佛他不应该属于香港这个世界。

“你耳朵不好，要比健康人用多10倍工夫”。大概整个晚上，爸爸最想我记住这句话，并成为大学和人生的座右铭。最后，他带着人死过又重生的平静说：你读中文系，将来一定会看到许许多多万念俱灰的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但相信那一切一切的万念俱灰，都及不上妈妈和爸爸知道你确诊弱听时的“灰”，再活着已失去了意义。但是，我和你妈，还有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发誓，一定要补偿给你。

爸爸说完了，我才知道，小时候，助听器很贵，爸爸两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香港弱听儿童不但有买助听器补助，还可受特殊教育，所以爸爸才去香港。到香港后，才知道谋生艰难，为了我的未来他才埋头挣钱。

这一刻，我知道什么叫百感交集，那一刻，我有很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说出来。

天亮了，一缕阳光穿过百叶窗，穿过我的心。我在沉思，爱，不一定要说话。

本文作者在云南。

（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