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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搬运工”(id:shiliaobanyungong)

谌旭彬
建安十九年,入主成都的刘备,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凶狠的汲取体系,全力搜刮益州民众。
这套汲取体系,来自刘巴与诸葛亮等人。
据《三国志.刘巴传》裴注记载,刘巴在这一年向刘备献上了一条荼毒益州的毒计:
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大意是:刘备苦于军用不足,刘巴建议实施两条政策,第一条是铸造一种“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旧蜀五铢;第二条是由政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政府的波动。刘备采纳此计,很快盆满钵满。
刘备发行的这种“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钱上的文字显示,它们或在成都铸造,或在犍为郡铸造。
而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期所铸蜀五铢钱,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者较为常见。
也就是说,刘备所造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他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从民众手中汲取了三十倍上下的财物。
:直百五铢钱,重8.46克
保障这种高强度汲取政策顺利推行的,是由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

建安十九年,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亦即在汉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这套东西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对它的大致面貌,《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中有载: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大意是: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民众的严厉盘剥,益州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
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最初也未能理解这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跑去跟诸葛亮提意见: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法正建议诸葛亮,学学汉高祖刘邦入关的做法,简简单单“约法三章”,不要搞大部头的律典。毕竟刘备是外来政治势力,应该先用宽大政策,来笼络示好本土势力,获得他们的支持。

诸葛亮的回复,深得商鞅、韩非之道。他说: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

大意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汉高祖当年不同。秦实行暴政,征敛汲取无度,豪族与庶民都活不下去,所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汉高祖得顺应这股潮流。但刘璋父子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豪族合作,与他们共享权力与利益,结果导致刘璋父子与这些豪族之间,已不存在“君臣之道”。有刘璋父子的宠信在前,我们再拿官职、爵位、财富笼络他们,就显不出区别,没有意义,他们也不会感恩。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严刑峻法。用刑罚来威吓他们,被法条狠狠地修理过,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君主的恩典;用地位来诱惑他们,被阶层难以提升折磨过,他们才会懂得官爵的获得有多荣耀。
简言之,益州的豪族和庶民们之前的日子过得太好了,这回要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

很多当代学者把诸葛亮说成“依法治国”的模范,自然是在扯淡。哪些人可以无法无天,哪些人不可以乱说乱动,他心中其实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法正在蜀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跑到他那里,要他主持公道,他的回复是:从前主公落魄,多亏法正帮忙才有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干嘛不让法正随心所欲呢?另一位得庞统、法正推荐,而被刘备重用的彭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也想随心所欲,于是“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却被诸葛亮打了小报告,在刘备跟前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导致失宠。

法正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雍州人,纵容他乱说乱动不会妨害刘备集团针对益州的汲取政策。彭羕不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益州人,纵容他乱说乱动,等于增强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声望,有可能将他推上“益州本土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地位。
一切都得为汲取让位。
能否维持高强度的汲取,是蜀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
限于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政权人力、物力汲取体系的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钱”,还发现了诸葛亮、刘禅执政时代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由此可以断定,滥铸货币这种残暴的敛财手段,是蜀汉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之所以不断更新钱名,是为了应对民间的“盗铸”行为)。

诸葛亮在建兴六年有能力出军北伐,与“太平百钱”这种敛财手段,当有非常直接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晚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这种“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一路下跌至1克,极端者甚至不足1克。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敛财力度变本加厉。
:蜀汉“太平百钱”,重1.45克

为了维系这种变本加厉,除了以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种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
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民众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民众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这种平等,契合了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被压迫、被剥削而带来的不满。
诸葛丞相家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足以让很多人忘了“直百五铢钱”与“太平百钱”带来的伤害。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写道:
(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可惜的是,诸葛亮死后,刘禅放飞自我,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苑。“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吴国使臣薛翊之语)的民众,开始怀念诸葛丞相,“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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