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被抓后交不起3000美金的保释金，他再也没获得过自由….

在关于美国的新闻和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保释金这个概念——

一个人即使犯了重罪，在被逮捕后，也有机会通过支付法官设定数额的保释金被保释出狱，在监狱外等待审判。

这个制度从原则上来说有很多好处，比如能在案件有最终结果前，让嫌疑人保持一定的人身自由，同时也能节省监狱资源，是建立在无罪推论思想上的美国法制的一个体现。

但实际操作中，美国的保释制度存在很多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制度明显对有钱人们更有利：

付得起高额保释金的有钱嫌疑人，能在审判正式开始前在监狱外正常生活；

而付不起高额保释金的普通人，只能认命地在监狱里候审，一等可能就要等好几年…

今天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就是现金保释制度造成的现代美国版“冉阿让”，过去几年依然让无数人为之感到气愤和绝望…

【16岁的青年被指控抢劫后被捕，证据就是受害者的回忆】

在2010年5月15日，来自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男生Kalief Browder在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参加派对。

这一天，他还差10天就满17岁，人生看起来充满希望，殊不知命运的转折已然来临。

派对结束，他和朋友经过一条街道时，看到一辆警车开向他们，随后他们就被闪着警示灯的警车包围了。警察下来对Kalief说，刚刚有一个男人报警，说Kalief抢劫了他们，现在要对他进行逮捕。

Kalief很慌张，声明自己没有抢劫任何人，警察可以检查他的口袋。警察随后对Kalief及他的伙伴进行了搜身，一无所获，但并没有释放他们，而是回到了警车里。

过了一会儿，警察走回Kalief身边，说受害人举报的是Kalief在两周前抢劫了他，现在搜不到证据是正常的。于是还是给Kalief戴上了手铐，将他押在警车后。

Kalief不服，大喊着“你们指控我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但警员只是说：“我们就是带你去警局走一趟，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Kalief感到有点心慌，低声问就在自己旁边的朋友是否确定没犯事儿，朋友也一脸无辜地坚持自己什么错都没犯。

就这样，Kalief和朋友被带回了警局，录了指纹后被锁在了一个牢房里。

几个小时后，一名警官过来打开了牢房的门，Kalief激动地问是不是自己可以离开了。但是让他失望的是，警方没有放他，而是把他带到了布朗克斯区的刑事法庭办公室。

经过一系列争执，Kalief被指控抢劫并殴打了那个墨西哥人，但因为他还很年轻，所以只要他认罪，就能获得缓刑，甚至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记录。

Kalief不接受这种“宽容”，因为他坚持自己没有犯罪，所以他要求自己接受公正的审判，让检方拿出证据，证明他犯过所谓的抢劫和殴打他人的罪行。

于是，Kalief进入等候审判的阶段。

在此期间，Kalief的朋友因为交了保释金，已经出狱了。法官告诉Kalief，如果他也能交了3000美元保释金，也可以和朋友一样出狱候审。

但是对于Kalief来说，3000美金是一个大数目，他家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Kalief只能选择继续被关押，等待法院开庭审理。

【因为不认罪失去了保释机会，用坐牢换一个清白】

3000美元的保释金，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在保释金中也不算巨额，但对于像Kalief这样家境贫困的年轻人来说，交不出来就是交不出来。

另外，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无罪的自信，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出狱，Kalief也没有联系商业保释公司。这种商业保释金公司可以以借贷的方式帮你出保释金，之后结案后归还。代价就是要多付300美元的保释金利息。但是这些利息，Kalief也不想出。

最后，Kalief被带到了一座关押有600名16-18岁男生的监狱Robert N. Davoren Center，简称RNDC。

这个监狱的条件非常糟糕，除了像是淋浴、空调这样的设备稀缺，监狱管理官员和囚犯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各种囚犯在关押期间受伤的事情层出不穷，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等候审判的地方。

Kalief家人不仅交不起保释金，也请不起律师，只能接受法官为他指派的一名律师Brendan为自己辩护。

Kalief见到律师后，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不需要稀里糊涂地认罪。

律师Brendan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也说这个案子很简单，没有太多复杂证据要审理的，对于Kalief的指控，唯一的证据就是那名墨西哥受害者的记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证物证了。应该不需要多久，就能审理结束，Kalief就能被释放出狱了。

但律师和Kalief都错了。Kalief的案子虽然很简单，但法院待审理的案件堆积如山，Kalief的案件是布朗克斯区检察院2010年起诉的5698个刑事案件之一。

检方倾向于拖延案件以提高最后总体的定罪率，法官也允许各种无休止的休庭，检察官似乎永远忙不过来，对于审理准备总是不充分。

所以，尽管美国法律第六修正案强调了公民有接受迅速和公开审判的权利，但在布朗克斯区，这种“迅速”的概念几乎不存在。

所以，Kalief在RNDC监狱等候审判，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他的母亲每周都会去看他，但他究竟在里面过得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在几年后接受采访时，Kalief提到过自己在监狱里遭受殴打虐待的经历，非常痛苦。

2010年7月28日，Kalief的案件终于等来了第一次审理。

检方指控Kalief和朋友一起抢劫了一名墨西哥移民，并在抢走他背包前殴打了他，这是二级犯罪。

宣读完这一指控后，法官问Kalief认不认罪，Kalief表示自己是无罪的。

这时候，Kalief的家人们已经筹集齐了3000美元的保释金，但法官却宣布，Kalief已经被剥夺了保释出狱的权利，案件调查结果还不够清晰，Kalief需要继续等待审判。

【审判一拖再拖，在绝望之中Kalief选择自杀】

Kalief的律师认为，那名指控Kalief抢劫的受害者提供的证词，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前后两次自述时，对那次抢劫发生的日期的说法都不统一，这样不牢靠的证据是无法用来给Kalief定罪的。Kalief应该不久后就能被无罪释放。

但这个“不久”，其实非常漫长...

期间Kalief一次次地以为看到了希望，最终等来的却是失望，甚至是绝望…

2011年1月28日，Kalief的案子才再次开庭。这次开庭没多久，检察官又表示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审判再次延期。

就这样，关于Kalief的审判，因为检察院“没有准备好”，延期了4次…一直延到了2012年1月3日。

这时候，检察官向Kalief提供了一个认罪协议，表示他只要认罪，就只需要服刑三年半；如果不认罪，坚持开庭审理，最后被定罪了可能要服刑15年。

Kalief拒绝了，坚持要求审判。于是他又被送回了监狱，继续等待审判。

对于监狱里的等候审判的人来说，等待的时间越长，放弃辩护、认罪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在这样无限的拖延中、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人们往往强烈的渴望着离开监狱，为此可以放弃继续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为了出狱而妥协。

但Kalief不是这样的人，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所以尽管在监狱里待了这么久，被殴打虐待了多次，吃了很多苦，甚至中断了自己的学业，他也要为自己的清白坚持下去。

但他坚持了一年多，等到的却是一次次延期，以及律师的不作为。

律师Brendan说自己为了避免来回奔波，选择通过和Kalief视频通话来交流案件进展。但Kalief却否认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甚至有主动打电话给律师，律师都没有接。最终的监狱记录也显示律师是在撒谎，他既没有亲自去见Kalief，也没有和他视频通话，态度之消极，几乎是放弃了为Kalief辩护。

在这样的失望中，Kalief崩溃了。

2012年2月8日的晚上，在监狱里的Kalief收拾好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把床单撕成条状，挂在灯具上方，上吊自杀。

监狱恶劣的环境，狱友之间互相欺压，狱警对囚犯的虐待殴打，寻求公正审判的困难和无望，都让他无法继续忍受了。与其这样无限期地继续煎熬下去，不如一死。

【以死相拼换来的，还是一次次的拖延和敷衍】

在等待中感到绝望而上吊后没多久，Kalief就被人发现并抢救了过来。或许是他的自杀让监狱和法庭方面有所触动，2012年2月17日，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庭审。

然而，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庭审，Kalief的律师却没有出席。另外，检方表示庭审助理和律师都因为个人事务休假了，要求再次休庭，等到律师回来恰好法院也有空的时候再审理…

和一年前一样，案子又开始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审理，一拖就拖到了2012年12月14日。

这期间，检察官再次来和Kalief谈，只要他认罪，就能只服刑两年半。这就意味着，把Kalief受监禁的时间算在刑期内的话，只要他认罪，很快就能回家了。

但Kalief依然拒绝，不接受这种认罪协议。

等待期间，审理他案件的法官也换了。新法官上任后告诉Kalief，只要他认罪就只判他一年半的监禁，这算起来相当于马上就能放他回家。

Kalief还是没有认罪，表示自己只求一个公正的审判。

可惜，最终Kalief还是没有等待他所想要的公平正规的审判：

审判继续被拖延，一直到2013年5月29日，法官决定驳回检方的起诉，立刻释放已经被监禁了3年的Kalief。他之所以被释放，不是因为法庭经过审理认定他无罪，而是因为当初指控他抢劫的那个墨西哥男子，已经返回了墨西哥并失联，检方根本没有证人了...

Kalief在没有接受认罪协议的情况下出狱了，但感觉还是很奇怪：

没有陪审团、没有听众席，甚至没有来得及通知父母，Kalief就被释放了…

这不是最坏的结果，但也不是Kalief坚持那么久渴望得到的那个结果。

（出狱后接受采访的Kalief）

【人生因这三年的关押受到重创，再也找不回希望】

这时候出狱的Kalief，刚刚满20岁。出狱的那天下午，因为家人不知道他能出狱，所以根本没人来接他。

他一个人乘坐公交车来到皇后广场，转地铁回到布朗克斯区后，刚出狱的兴奋渐渐退散，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恐惧：过去三年里有一半的时间，他一直被单独监禁，周围的人群、喧嚣的声音让他一时间难以适应。

回到家后，虽然有母亲和两个兄弟的陪伴，但他的日子还是陷入了困境。他每天独自待在卧室里消磨时间，不想见老朋友，因为看着朋友们一个个有所成就的样子，Kalief就会为自己失去的一切感到低落。

因为一场最后都没有审判的指控，他被迫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待了3年。他错过了自己的高三，错过了自己的毕业舞会，错过了大学入学...如今的他，没有高中文凭，没有读大学，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自己的公寓...

他陷入了抑郁之中，并在出狱六个月后，两次试图自杀：

先是割腕，后是上吊，想要自杀来结束痛苦，但都被家人朋友发现并抢救了回来。

之后的半年里，他接受心理治疗，重新完成了高中课程并进入社区大学，找到了一份兼职，期望能恢复曾经的生活。

但兼职的时候，由于同事们知道了他曾经“进过精神病院”， Kalief被无故解雇。周围了解实情的人都很同情他，也想尽力帮助他。但为时已晚，他所受的伤害已经来不及弥补了。

2015年6月6日，22岁的Kalief再次选择自杀，这次他成功了…

【商业性保释金公司，是否是在利用人们的痛苦贩卖自由？】

在Kalief自杀后，媒体曾经对他的采访再次受到了关注，他的故事终于被完整地展现在大众面前。虽然他的案例是极端的，但他的故事所暴露的问题却是普遍的：

根据美国监狱政策倡议机构的调查，在地方监狱中只有不到25%的被起诉的人，是真正最后被判有罪的（有很多都是在审判前就签署认罪协议的），但平均下来，每天都有46万人在还没有被定罪的状况下，处于被关押的状态。

这46万人，大部分都是交不起保释金的穷人，只能像Kalief一样等待审判。

法律讲究的就是平等，但现金保释制度却似乎是在助长一种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

原则上来说，被告在被捕后24小时内，会有机会见到法官，法官可以决定在等候审判期间被告是否有机会离开监狱。

如果法官同意保释，则会设定一个保释金额，只要被告付了这笔钱，就能离开监狱等候审判。最后无论审判的结果如何，这笔钱除了1%留作管理费，其余部分都会返还给被告。

但是，以上情况仅限于“被告有钱直接支付保释金”。如果获得了保释机会，却支付不起保释金呢？

针对这种情况，司法系统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允许商业性保释公司存在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菲律宾。

对于那些付不起保释金的被告，他们可以向一些商业保释公司申请保释金贷款。保释公司帮他垫付了保释金后，被告就可以出狱了。但条件是，案件审理结束后，这笔钱会按照规定退还给保释公司，而被告则需要分期向保释公司支付数额为保释金的10%的利息。

这项向被告提供保释金贷款的业务，虽然听起来很小众，但它的规模不容小觑。根据媒体估计，这是一个年盈利在14-24亿美元的行业。（因为承担这项业务的公司的财务报告不透明，所以很难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这个行业所能产生的丰厚的利润，足以让这些保释公司去支持一些游说者，去维护现有的保释制度，反对那些呼吁改革的人。

但Kalief的死，让公众中支持保释制度改革的呼声再次加强。虽然最终纽约法庭遭到Kalief家人的起诉，为了和解向Kalief的家人支付了33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人们关于商业性保释金制度的反对之声，依然难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