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贺建奎出席第二届香港基因编辑会议。图片来源：ANTHONY KWAN/BLOOMBERG NEWS
记者 Preetika Rana
去年10月份一个夜晚，一对早产双胞胎女婴通过紧急剖腹产手术降生。中国医院工作人员把她们裹在白色襁褓中，放在恒温箱里。
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几乎都不知道，这对双胞胎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曾留学美国的研究员贺建奎博士——已经飞往当地，在医院等候她们了。
这对双胞胎是他创造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他花了两年时间做研究，为了让她们不受其父的艾滋病毒感染，他改造了胚胎基因。贺建奎给两人取名为露露和娜娜。
“我现在的心情是七分喜悦，加三分不确定。”当晚他用英语给同事留言说。
他的不安颇有先见之明。消息传出后，国内外同行都谴责他使用相对未经测试的基因编辑工具操纵生命的构建模块。
人类目前正在进行涉及成年绝症患者的基因编辑试验。相比之下，修改胚胎的争议则大得多，因为胚胎的变化会传递给后代，这意味着一个微小的改变也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1月28日，众多遗传学界领军人物出席了在香港举办的峰会，与会者在会上纷纷质问贺建奎的方法和伦理。
一天后，中国官员宣布贺建奎的试验属于非法行为。1月，警方拘留了贺建奎，称经初步调查后发现他伪造许可书，为“追逐个人名利”而实施活动。
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没有贺建奎的公开消息。他似乎仍处于被拘状态，记者未能联系到他。他的妻子通过他身边的一位朋友表示不予置评。贺建奎是否有法律代表不得而知。
35岁的贺建奎留下了一串谜团：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违背所在行业普遍遵循的伦理原则？他是如何秘密进行试验的？为什么没人阻止他？以及他为何会对自己遭受的强烈反对如此惊讶？
贺建奎对其试验所遭受的反对感到惊讶。照片摄于去年10月。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整理了他的笔记、电子邮件、语音备忘录、临床试验文件，并采访了认识他的人，其中有一些人了解他的试验以及这对婴儿的出生始末，通过这些信息可以了解这位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究竟走出了多远。
他的动力和兴趣早就显露出来：一些颇有建树的西方同行作为旁观者，为他提供建议，劝他谨慎行事。据知情人士透露，贺建奎怀有科学家式的创造历史的雄心。他还想解决在他看来艾滋病夫妻在中国承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这类家庭被禁止接受生育治疗。
知情人士表示，贺建奎此前并未做过人体试验，也没告诉为双胞胎母亲植入胚胎的医生基因被编辑过，他对婴儿出生医院也同样保密。知情人士称，他伪造了男方的血液化验结果，不让人发现其携带艾滋病毒。他为了实验对象的意愿违背自己的医学判断，帮助渴望怀孕的女性受孕。
知情人士表示，贺建奎非常爱国，他曾期望政府褒奖他，因为他是在帮助国家实现让中国成为基因科学强国的目标。认识贺建奎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医生兼神经生物学家威廉·赫尔伯特(William Hurlbut)说，“他说起话来总是像是要为国家做贡献一样。”但赫尔伯特称，贺建奎并未告诉他植入编辑过的基因这件事，“非常讽刺的是，他会受到严厉惩罚。”
贺建奎无视了西方科学家的警告，即植入经过编辑的胚胎可能会违背行业伦理规范。但除了警告，似乎没有人采取过其他行动。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与自愿参与该试验的父母的会面中，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学和基因工程教授迪姆(Michael Deem)也在场。迪姆博士曾是贺建奎在莱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被列为一篇有关这对双胞胎出生的研究论文的合著者。
贺建奎在去年11月的会议上作报告时，台下听众的反应。图片来源：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迪姆的一名律师表示，其委托人对贺建奎的研究给过一些评价，但并未参与其中，迪姆博士曾要求将他的名字从那篇论文中删去。
莱斯大学正在调查迪姆博士在整件事中担任的角色，并拒绝置评。贺建奎求学过的斯坦福大学称，得出的结论是该校教授并未参与其研究项目。
赫尔伯特说：“对这件事有任何了解的人都应该停止指责，并站出来说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认为这件事的利弊在哪里，为什么当时没人知道要如何应对。”他表示，跟贺建奎进行了几个月的深入对话后，他开始怀疑这名中国研究人员在计划这样一个实验。
中国当局对贺建奎的实验地点保密。中国科学技术部以及负责调查贺建奎的当地机构未回应置评请求。
基因伦理
在很多西方国家，移植经过基因改造的人类胚胎是违法的。美国不允许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放行这类实验，而进行这类实验必须获得FDA签字同意。虽然中国并未立法，但2003年发布的指引明确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但没有详细给出惩罚措施。
基因编辑的新工具Crispr-Cas9有望成为一种新型治疗方式，这让基因伦理问题变得愈发紧迫。这种工具就像分子剪刀，通过切割或拼接某些目标基因，达到预防或治疗疾病的效果。
现在业内普遍认为，将Crispr技术用于“生殖细胞系”（精子、卵子及胚胎细胞）还为时过早，因为这种改变会遗传给后代，给人类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实验室研究显示，Crispr-Cas9可能会产生脱靶效应，编辑标的以外的基因。也就是说，该技术可能干扰其他基因，破坏人体功能，让人更易感染传染病。
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国家医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给出了最新的国际指导准则。该准则与西方的现行立法并不一致，对移植编辑过的胚胎没有完全禁止，而是规定，移植“只应在缺乏合理的替代措施情况下，出于令人信服的医学原因，同时具备最大的透明度和严格的监管条件”才能实施。
一些反对贺建奎研究的科学家称，通过其他方法也可防治HIV，比如生殖治疗能“清洗”精子上的病毒，减少传播风险。对此贺建奎则认为，在中国，HIV阳性患者在接受生育治疗方面受到限制，他们是没有这个选项的。他还称，利用基因编辑，患者的后代不仅可以免受父母传染，还能终生对艾滋病免疫。
斯坦福生物物理学家奎克(Stephen Quake)表示，西方国家的人气坏了，因为他们根部不需要用这种疗法，但中国人可能有理由对贺建奎的做法持不同看法，认为他有理由这么做。贺建奎曾在奎克的实验室工作过。
贺建奎的父母都是种水稻的农民。他在中国物理学本科毕业后，拿下了莱斯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后转而攻读生物。他与转攻生化工程的物理学家迪姆博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两人一起发表论文。2010年，他在奎克博士的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完成了博士后研究。
回国后，贺建奎出任南方科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2012年，他建立了基因测序公司瀚海基因(Direct Genomics)，并邀请多位著名科学家加入公司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200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的分子生物学家梅洛(Craig Mello)。
后来贺建奎开始关注2012年发明的Crispr-Cas9技术。2015年，一群中国研究者曾利用该技术编辑“无法存活”、无法导致妊娠的人类胚胎基因，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科学家称，将未经验证的技术用于人类胚胎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贺建奎在深圳的实验室内。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不过对于中国的科学家来说，那是一段令人振奋的时期。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劲敦促他们“创新、创新、再创新”，中共也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2016年，贺建奎开始使用Crispr技术编辑老鼠、猴子以及无法存活的人类胚胎的基因。奎克博士回忆道，那年夏天贺建奎拜访他，说：“我想造出首个基因编辑人类”。
“你得当心”，奎克博士提醒他，“不然它会葬送你的科研生涯。”
斯坦福大学的赫尔伯特教授称，2017年他与贺建奎见面时，对方一落座就问：“美国反对胚胎研究的人只是少数吧？极少数人？”
赫尔伯特教授回答说：“并不少，建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持支持和反对意见的人差不多一半一半。”
赫尔伯特教授告诉他，美国政府不得资助那些危害、破坏人类胚胎或是创造人类胚胎用于科研的工作。而贺建奎很难理解人们对还没有出生的胚胎有这种担忧。贺建奎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赫尔伯特博士说，贺建奎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问到：“你是说这点小东西和我两岁的女儿的意义一样？”他用拇指挤着食指尖比了比。赫尔伯特博士回答道：“这点小东西是你女儿生命的开始。”
当时贺建奎正在研究某种基因的编辑，这种编辑可以起到预防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一种罕见的胆固醇相关疾病，会造成儿童骨折）的效果。知情人士称，后来贺建奎去了一个村子，看到HIV阳性患者的家庭备受歧视的现状，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这些患者的孩子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学习。贺建奎将基因编辑试验看作利用科学对抗不公正的一种方式。
贺建奎团队的一名研究者，照片摄于2018年10月。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他的团队找到了22对渴望受孕的夫妇，其中有些存在生育问题。这些夫妇中，男方均为HIV阳性患者，女方正常。贺建奎的团队拜访了这些夫妇，用幻灯片向他们展示如何处理胚胎，如何通过基因编辑带来基因突变，得出研究显示可能抵御艾滋病的基因，然后再把胚胎移植于母亲腹中。
有些幻灯片展示了基因编辑的各种潜在风险，比如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等。其他幻灯片上，则是一名女性袒露心声：“我想要个孩子。”
幻灯片的背景有南方科技大学的标志，但该大学随后表示对实验并不知情。幻灯片显示该项目是由中国科技部的拨款资助的，后来科技部也表示并不知情。
2017年6月开始，八对选中的夫妇开始与贺建奎面谈，每次两对。会议录像显示，讲话的主要是一名博士后学生。莱斯大学的迪姆博士也曾出现在其中一次录像中，但他只是观察，并未发言。迪姆博士的律师对于他出席上述会谈不予置评，只是说客户没有走知情同意程序。
知情人称，2017年9月，八对夫妇都加入了项目，贺建奎觉得时间非常紧迫。此前俄勒冈医科大学 (Oregon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的科学家刚刚宣布，他们利用Crispr技术对可存活胚胎中可能导致心脏病的基因进行了校正，编辑完成后，他们销毁了这枚胚胎。
当时贺建奎发现，美国研究人员并没有受到中国研究者在2015年那样的严厉谴责。后来他在宣传视频中回忆道：“就算不是我，其他人也会做这个研究。”
秘密研究
知情人士透露，贺建奎的团队2018年初开始移植胚胎。他之前打算在深圳一家医院对患者进行治疗，该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也同意了这项研究，拿到了中国法律要求的许可。但该医院的母公司后来澄清说，许可文件是伪造的。
由于选中的夫妇并不住在深圳，贺建奎便请了另外一家医院的胚胎学家帮忙编辑胚胎细胞。知情人士透露，该胚胎学家并未向其所在医院以及负责胚胎移植操作的生育医生透露贺建奎实验的实情。
一名研究者在深圳进行Crispr-Cas9基因标记的一项任务。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最后，只有孕育了双胞胎露露和娜娜的那枚胚胎得到成功编辑。虽然这对夫妇知道其中一个孩子很可能无法免疫艾滋病，但他们依然坚持将两个胚胎细胞都移植进去。知情人士称，医院要对父亲进行血检时，贺建奎的团队找了一个HIV阴性的男性替代他去采血。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邮件交流显示，2018年4月，贺建奎发邮件告诉梅洛博士：“好消息！那名妇女怀孕了，基因组编辑成功了！”
梅洛博士回信道：“我为你感到高兴，但我不想牵涉其中……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现有方法就能减少HIV感染，不理解贺建奎为什么一定要用Crispr来治疗艾滋病。
梅洛博士建议记者向马萨诸塞大学发言人了解情况。该发言人称，他认为贺建奎在邮件中提到的实验是在中国进行的，梅洛博士并不知道贺建奎自己在做这件事。
贺建奎还咨询了奎克博士等他在斯坦福的导师。奎克博士称，贺建奎告诉他已经获得了中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许可——美国管这个叫伦理审查委员会(IRB)。“既然研究得到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许可，你当然就觉得，好吧，人家是有监督的。”奎克博士说，“对错与否你都无权置喙……你能做什么呢？能跟谁说呢？”
知情人士称，有时贺建奎也在想，选择HIV作为攻克目标是不是太过感情用事，是不是该继续研究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或者其他疾病。
贺建奎本打算等双胞胎出世后，分析了相关数据，再帮其他妇女做胚胎移植。但其他项目参与者都向他施压，希望尽快安排移植。他提醒其中一对夫妇，双胞胎的数据可能显示基因编辑不像他想象的安全，不妨再等一段时间，这样他们还有他们未出世的孩子都不会受到潜在伤害。他让夫妇俩签字表明知悉他的建议，本报记者也看到了这份文件。知情人士称，贺建奎的团队后来为这对夫妇做了胚胎移植，至此该团队已经为五位妇女移植了共13个胚胎。
10月的一个晚上，双胞胎的父亲打电话告诉贺建奎团队的一名成员，他的妻子就快生了。贺建奎随即带着几名博士后赶往深圳机场，奔赴北方。
第二天拍下的一张照片显示，贺建奎满脸笑容。脐带组织分析显示，其中一个双胞胎的DNA得到成功编辑，另一个则部分被编辑，因此无法确定她是否能免疫HIV。
知情人士说，双胞胎出生后，医院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不一般”。该知情人士与贺建奎的短讯交流显示，该医院的干细胞研究伦理委员会随后发布了一份文件，表示已同意参与此次实验。该知情人士还透露，贺建奎团队的另一名成员称，医院将批准日期往前提了，以显示他们一直知情。
贺建奎11月向科学杂志《自然》(Nature)提交了一篇将迪姆博士列为合著者的论文，其中包含了双胞胎的初步数据。基因编辑婴儿出生的新闻爆出后，《自然》杂志拒绝刊发这篇论文。《自然》的发言人称他们不对审核过程发表任何看法。
贺建奎发给同事的语音信息显示，瀚海基因11月的顾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贺建奎与当时仍是公司顾问的梅洛博士进行了交谈。贺建奎在语音备忘录中说，梅洛博士告诉他，只要能找到相关数据，显示HIV感染者的健康子女今后染上HIV病毒的风险很高，那么科学家们对于基因编辑免疫法接受起来就会相对容易。贺建奎在备忘录中说，他的团队“必须马上找到这样的数据”。《华尔街日报》听了这些语音记录。
11月22日，贺建奎向梅洛博士发邮件感谢他提供的建议，并表示：“再次向您保证，我不会告诉别人您对我们的工作知情。”
马萨诸塞大学发言人表示，梅洛博士说他和贺建奎并没有当面谈过这事。该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引用梅洛博士的话说：“我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在邮件里知会我这个。”
贺建奎原本是想等双胞胎出生后在1月份发表声明，没想到的是孩子提前来了。当时他正好要在香港基因编辑会议上就无法存活的胚胎发表演讲。知情人士说，于是他决定将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公之于众。
此次会议的四天前，贺建奎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家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发了电子邮件。杜德纳是Crispr-Cas9技术的共同发明者，也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杜德纳博士说：“他一心想在会议上宣布他的工作。”她还称，自己此前并不知道贺建奎将基因编辑用在了人类婴儿身上，她对此“非常不安”。
贺建奎当时决定不宣布这个消息了，但当他前往参加会议时，一篇新闻报道横空出世，曝出了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出生的消息。杜德纳称，当天的晚宴上，科学家们问贺建奎：“你知道这会触动众怒吗？”
她说：“听到大家的担忧，贺建奎似乎很惊讶。”
在会议展示环节，贺建奎用20分钟的时间详细介绍了他的Crispr研究。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及监管部门专家追问道：他采用了什么方法？他是怎么招募患者的？他告诉患者相应的风险了吗？
贺建奎当时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回到深圳后，他与本杰明·赫尔伯特(Benjamin Hurlbut)等好友通了电话，本杰明·赫尔伯特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生物伦理学家，也是斯坦福大学赫尔伯特博士的儿子。赫尔伯特博士说：“他极力想弄明白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他本来认为这是为科学进步作出的崇高贡献”。贺建奎告诉他：“我本可以做得更好。”
贺建奎还告诉赫尔伯特博士，他依然希望祖国会支持他。
今年1月，中国调查人员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表示要严惩贺建奎。紧接着，贺建奎被所在的大学开除。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呈交给司法部门的信件显示，自愿参与贺建奎项目的人中有三人称，他们参加该项目时对相关风险是知情的。“我们想为科学和社会做贡献”，其中一人写道，“同时也想要一个健康的婴儿”。
今年3月，中国政府官员针对人类基因编辑发布了更加严格的草案，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也在起草全球指导准则。
“这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的所作所为是受其环境影响的”，亚利桑那大学的赫尔伯特博士谈起贺建奎时说道，“将整件事描述为一位流氓科学家所为，而将余下整个科学界置身事外。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官方尚未公布露露和娜娜的信息。现在参与贺建奎实验的第二对夫妇即将迎来他们的基因编辑宝宝——贺建奎此前曾建议过他们推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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