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这四本书太硬，我要花点功夫才能读完

硬核读书会第二期来了。

上一期，我们盘点了三本不必读的畅销书（点此回顾），这次我们来聊一聊考古。

考古可以很大众，人人都能通过文物触摸历史。近几年来，考古及与之有关的博物，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据统计，2018年全国各类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0.08亿人次。但一大堆人挤在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的小展台前，争先恐后凑近拍照，除了发个朋友圈，似乎得不到什么有益的东西。

考古也是一件很硬核的事情。不久前，微博认证为陕西省文物局的@汉唐网发布了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地铁5号线2期发现了三秦之一的雍王章邯的都城——废丘，为了保护遗址与文物，地铁或将更改路线。”

传说中的“张献忠江口沉银”已被考古证实，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

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钱币。

表面上看, 考古只是去田野挖掘调查，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依赖跨学科分析的专业，涉及人类学、历史学、遗传学、生物科技、地理学、化学、统计学、古生态学、古生物学、古植物学等学科。

而文物发掘出来之后，考古成果发表之后，还有大量文物保护、展览科普的工作要做。所以，说考古就是持牌盗墓，大概不是无知就是坏。

2016年，海昏侯墓的墓主人被确认为西汉第九位皇帝刘贺；2017年，班固所撰《燕然山铭》摩崖石刻被找到，“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被证实……

我们不是考古专家，当我们说起这些考古发现时，我们可以说些什么？我们又可以通过考古了解什么？

有功夫看《鬼吹灯》《盗墓笔记》之流，不如把这四本书找来看看，看完你就升华了。

第一阶：《庞贝三日》

作者：（意大利）阿尔贝托·安杰拉翻译：董婵娟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排出了一百亿吨的岩浆，几百万吨的蒸汽和其他气体。

迸发的浮石、弥漫的火山灰吞没了山脚的庞贝城，一座拥有10座神庙，11个洗染作坊，34家面包店，150余家“酒吧”、饭店、客栈、酒馆和许许多多其他店铺，以及2个剧院、1个圆形露天剧场、1个露天体育场、1个广场、1个市集的城镇。

城中居民大约有8000—18000人，38%死于火山喷发时的地震，62%死于岩浆流。

这些数字并非来自文献，而是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法医学专家几十年共同研究的成果。

早在1599年，那不勒斯人就发现了庞贝城遗迹。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现代考古工作大规模开展，系统性的多学科研究不断推进，使安杰拉得以利用二十多年来研究观察的积累，写出了《庞贝三日》，一本将考古学发现融入非虚构写作的奇特著作。

庞贝古城。图/Matthias Süßen

安杰拉并不想描述考古报告与技术复原的结论，而是试图还原庞贝各街区在毁灭前的状况。他将文献记载与遗迹情景、出土实物拟合，选取几位重点人物为轴，重现了庞贝城的市井百态，特别是城镇毁灭前53个小时的情景。

他的野心来自多年考古发现的沉淀。从1748年4月19日第一具庞贝居民遗骸出土开始，迄今庞贝一共发现了1047具遗骸，通过他们遗体旁边的遗物，所在房间墙壁上的文字，可以确定他们的姓名和职业，甚至能推测出他们在最后一刻来临前在做些什么。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庞贝居民的最后一刻得以再现。一些被细密火山灰末包裹的遗体，虽然软组织和器官分解了，但“外壳”忠实地遗留下来，借助液态石膏灌注法，“看着一个庞贝人的脸在近两千年后重现尘世，那种激动难以形容”，安杰拉如此写道。

最令安杰拉难忘的是位于斯塔比亚诺之家的7个人，模型显示出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大人放开了小孩的手摔在地上，男人用自己的衣服盖住了仰面摔倒的孕妇，“他就这样去了，在为保护他所爱的女人而做的最后的尝试中”。

庞贝城火山罹难者铸像。图/Leandro Neumann Ciuffo

有欣喜也有遗憾，“纸莎草纸书籍别墅”便是其中之一。这座房屋的主人收集了大量纸莎草纸文献，包括大量希腊哲学著作，仅出土的便有一千多卷，学者甚至以此建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

可惜，挖掘工作在1998年5月因资金短缺停止后没有再启动。

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自媒体作者发了无数篇稿子，知乎大V做了无数次解答，依然有人不懈追问。到底是提问者太顽固，还是回答不易让人接受？抑或是狭小的古墓不足以让人拥有正确的认识？

《庞贝三日》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二阶：《何以中国》

副标题: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作者: 许宏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为了证明中国史书中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并非空穴来风，本身应该科学客观的考古学在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不亚于考古勘探方法本身的“对号入座”标签学，每当有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套标签学便全副武装起来，力图从蛛丝马迹中证明“三皇五帝到如今”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像许宏在《何以中国》中所述，自甲骨文和殷墟的考古发掘使商代后期历史成为“信史”后，“把中国的‘信史时代’的上限再向前推，当然是考古学家心底的梦。因此，‘对号入座’研究几乎从每一项重要发现的开始就展开了，成为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许宏的著作恰恰撼动了一个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夏王朝的真实存在。而他瞄准的靶子，就是被对号入座贴上的“夏朝都城标签”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图

从文献上看，关于夏朝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左传》，书中提到夏朝只是寥寥数语。具体给出夏朝王位世系的《竹书记年》虽然号称晋代汲冢竹简，但也仅是出自战国末年魏国一家史书，时代比《左传》又晚出许多。

至于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尚书》中关于夏朝之祖大禹的《禹贡》《大禹谟》，有关夏朝史事的《夏书》部分，以及《商书》中关于商汤伐夏的《汤誓》《仲虺之诰》和《汤诰》三篇，或是战国时代夏朝观念流行时期出现的文献，或为更晚的后世伪造。即使单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也不能作为夏朝真实存在的证据。

至于出土文物，目前记载了夏朝历史铭文的早期文物共有四件，但似乎也很难说是确凿实证。

首先是豳公盨，2002年由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号称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乃自作天命禹敷土”一段，提到了夏朝之祖大禹治水的故事，但却并未将大禹和夏朝联系在一起。

豳公盨

叔尸镈铭文有摹本流传，其中有“赫赫成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一句，这里倒是明确提到成汤伐商定居夏朝之都，但这件文物如果古人所记不差，那也应该是春秋末期齐灵公时代的物品，是所谓夏朝灭亡近千年之后的事迹了。

另外两件秦公簋和秦公镈可以算成一组，铭文里出现了“鼏宅禹迹”和“虩事蛮夏”，秦公镈也出现了“蛮夏”字样。然而这两件文物也都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距离它们所记载的夏朝着实久远。

秦公镈

最关键的一点是，上面所举无论是文献材料还是文物铭文，它们与夏朝都横跨着一个商朝。

甲骨文的发现已经证明商朝是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时代，并且它就紧接在夏朝的后面，按理说，如果灭亡夏朝对它来说真的是无比重要建国大业的话，商代留下记载前朝的甲骨文材料被发现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但奇怪的是，目前发现的大量甲骨文材料中，居然没有一件出现有关夏朝的记载，这不能不让人窦疑丛生。

行文至此，读者似乎也不难对许宏这本书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了。但考古学就是这样一门冷酷的学科，它只看证据和逻辑，全不考虑情感。就像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所言，考古学本来就是“令人沮丧的学问”，因为它总是不断通过考古发掘的证据大声喊出“你又想错了！”

第三阶：《发现燕然山铭》

作者：辛德勇

出版：中华书局；2018年8月

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在我大中华虽远必诛的宏大叙事中，功莫大于此。两千年岁月荏苒，我们熟知的历史仅仅存在于故纸堆里，谁都未能直视如此高光时刻。

谁能想到，勒石燕然的典故竟然穿越时空近在眼前，2016年，蒙古国和中国的学者在一次联合考古行动中，在蒙古国翁金河东岸一块很小的独立山丘上，消失了1900多年的燕然山铭重见天日。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

2018年，北大教授辛德勇的新书《发现燕然山铭》出版。它绝不是一本枯燥的训诂或者考古著作，辛德勇将《燕然山铭》的前后左右挖了个底掉，精彩的文字将我们引入一个贯穿将近2000年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伟大典故背后却是东汉窦太后与窦宪的权谋、私欲的故事。

《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局部。图/新华网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流传千古的铭文一直载于史册，这次只是真迹重现，而且摩崖石刻因为千年的日晒雨淋，刻字已经非常模糊，许多字无法辨认。

辛德勇以古书中流传文本，对照拓片照片训诂研究，如果大家对文字训诂没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跳过该书的第三篇。

在我看来，本书的价值更多的是从一篇铭文放开到考古工作的问题以及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

如该书第八篇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同为东汉摩崖石刻的悲剧故事。

1986年，一块摩崖石刻发现于我国阿拉善左旗的通湖山上，这块本应有五百字的重要文物，却因为文物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低下遭受了灭顶之灾。

当地文管所在没有进行拓印拍照等相关准备工作之下，找来普通石匠企图将石刻凿下，移送有关部门。

但颟顸的操作带来的是石崩字毁，整块近500字的摩崖石刻，只剩下120余字可辨，且一分为二，文句无法连贯。

如果说千年石刻因为大自然的风雨而模糊，尚且令人惋惜，这种人为野蛮操作之下带来的不可逆的损失已非痛心可形容。

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中的《燕然山铭》

在历史的大视野之中，《燕然山铭》蕴含的历史价值也是十分丰富的，它发现的位置，也以事实为文章的主角窦宪的北征画上了路线拼图，辛德勇在书中为我们带来了这场战役丰满的一面。

令人诧异的是，东汉的这次北征，无论规模还是战果都远远无法跟汉武帝的匈奴战争相提并论。这场劳师动众的远征中，更多的是东汉朝局的诡谲风云。

为了自身权位，窦太后与其兄弟窦宪策划的这次北征，除了好大喜功、耗费民财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由此看来，把“勒石燕然”与“封郎居胥”相提并论，当真是过分抬举了。

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辛德勇所说：

“无奈历史无情，一个人的行事，一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是功是过，并不由你自己说了算，青史才会给出公正的评价——这就是看它究竟是否利国利民。真正的丰碑，总是矗立在人民心中，闭着眼睛也都能看见，不像燕然山上的铭文，还要费劲扒力地登高找寻。”

第四阶：《宗子维城》

作者: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根据孔子所述，他所生活的周代本来是礼仪之邦，周朝的创始者文王、武王、周公、召公都被奉为圣人，德行高尚足以垂范后世。周公制礼作乐，教化民众，君臣各安其位，社会井然有序。可惜的是，到孔子之时，周室中衰，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君臣相攻。因此，孔子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恢复周公礼乐，从而使天下回到周公创造的黄金时代。

美国汉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宗子维城》却冰冷地打破了这一美好幻想。在引论中，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代考古学已经显示，有关西周早期的这种看法很可能只是一个历史虚构，是后人将一个哲学理想投射到模糊的、由选择性记忆而构建起来的过去”。

史墙盘记载了西周周文王到周共王的功德。

罗泰论述的着重点在于通过考古材料构建西周晚期的氏族和姓族形式，氏族和姓族是人类学上的两个基本概念。

简而言之，氏族就是父系亲属集团组成的社会、政治、军事的基本单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诸侯国的世系，但下面又分主干与旁支；氏族从属的姓族是个更大的概念，比如孔子所在的鲁国和郑国的国君就属于同一姓族。在此之上又有更广大的民族。

罗泰先以氏族作为研究的最初起点，他特意选择了周王室所在的周原考古发掘作为考察对象，结果发现，周原庄白一号窖藏中西周晚期青铜礼器居然没有出现鼎，而按照周礼来说，鼎应该是祖先祭祀最重要的器物，应该成套出现，并且数量跟祭祀者的身份直接相关。礼乐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乐”所必备的礼器编钟也都没有一个成套的。这证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之前，孔子所设想的礼仪制度并没有被严格执行。

对毛家坪秦人墓地的考古发掘则显示出，对周人来说作为异族的秦人，在整体上完全融入了周人的社会框架。长江下游的楚吴越的墓葬也显示出周人社会虽然渐进但却彻底渗透的迹象。

这听起来似乎是件很快意的事情：作为文明中心的周文化居然有着如此强劲的影响力，居然扩张到如此广大的地域，并且将异族也纳入到周人的社会体系之中。礼乐教化的力量果然强大。

包山2号楚墓《迎宾出行图》（704–223 B.C）

春秋时代出土的礼器证明，所谓完全且具有吸引力的礼乐制度，很可能只是向世俗力量妥协的结果。神秘具有强大震慑力和权威性的宗教仪式被世俗化的礼仪所取代，这意味着权力的神光正在消散，而礼乐制度所凸显出的等级观念，虽然也存在一种严肃的仪式感，但失去了神光庇佑的权力被暴露在世俗的目光下，不可能不受到觊觎，反而导致了等级秩序的坍塌。彰显权力的成本降低了，僭越逾制也就变得稀松平常。孔子所慨叹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到来。

因此，孔子朝思暮想的礼乐制度，在周公时代很可能完全不存在，只是在距离他稍早一些的西周晚期，周王朝才逐渐创立出自己独特的礼乐制度，并由此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体制。

但就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这套礼乐制度建立的西周晚期，恰恰正是周室走向衰微的时候，礼乐制度不仅没有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反而是一个长期不稳定时代的开始。当垂垂老矣的孔子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时，他或许更难面对的是一个悲哀的事实，他所倾心恢复的礼仪制度，本来就跟他想梦见的周公无甚关系。